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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 | 世界交汇处的信任与合作:一项位于中国新疆的实验研究

编者按

张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2003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学士学位,2021年于布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进入社会学系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族群冲突和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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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为英文,标题“Trust and cooperation at a confluence of worlds: An experiment in Xinjiang, China”,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61 (2019) 128–144,作者为张哲、张旭、Louis Putterman,译文有删节。注释从略。

本文研究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在本文的实验室类型的激励决策实验中,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发生在可识别的游戏参与者之间,但其中没有对个体决策进行追踪,也没有明确提及族群。本文发现,每个族群的成员在信任和合作方面都表现出对本族成员的偏爱,而交流能够显著促进族群间的合作。此外,维吾尔族和汉族被试者在合作和信任的意愿方面表现不同,这点符合关于两个群体的文化延续性和长期以来生活方式差异的猜想。

 

世界交汇处的信任与合作:一项位于中国新疆的实验研究

张哲

 

了解族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对于探究经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对于正在经历族群冲突的地区,学者们很少进行关于信任和族群相关性的激励决策研究,族群间和族群内部合作的研究也很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造成的。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在族群冲突频发的地区中,一个群体的族群构成对群体间和群体内部信任与合作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实验设计,最大限度地解决由于话题敏感性而造成的数据收集困难的问题。具体而言,我们修改了典型的信任博弈和公共产品博弈模型,研究和比较面对面的族群间和族群内部的互动,同时避免了在研究中呈现出族群的明显线索。

我们的实验在中国新疆进行,以该地区的两个主要族群——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新疆是我们研究的理想环境,因为:第一,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在许多日常环境中进行交流互动,比如我们招募实验对象的大学等;第二,迄今为止,当地还不存在或极少有上述博弈实验的经验;第三,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外表看起来有足够的差异,及时没有明确提示,人们也能够比较准确地识别对方的族群。此前的一些相关研究对族群冲突地区的族群间信任与合作进行了实验性调查,但在这些研究中,两个族群的受试者都不是在同一场合进行面对面的博弈,因此都必须明确提及互动伙伴的族裔身份。

维吾尔族和汉族在新疆的互动本身就引人瞩目。这种互动发生在世界两大文化区的边境地带,中亚突厥语系穆斯林世界的最东边,与东亚精耕农业和儒家文化的最西侧在此相遇。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历史截然不同:前者居住在绿洲,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经营,没有连续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后者则从事农耕种植业的集约经营,具有数千年东亚文化传承和中央集权统治所塑造的集体身份认同。我们推测,由于这样的不同历史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他们在信任倾向和合作意愿方面出现不同模式。因此,我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究,在面临相同的回报集合(payoff set)下,文化差异如何导致行为差异。

为了比较同族群构成下的信任与合作,我们进行的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每个受试者进行三轮一次性的信任游戏(TG),第二部分进行四轮一次性的公共物品游戏(PGG)。在信任游戏中,我们研究了三种情形:与同族群成员配对,与其他族群成员配对,以及不明族群的匿名游戏参与者配对。公共物品游戏中的情形类似地被定义为族群同质性、异质性或群体成员的不可识别性(匿名性),此外,我们还在一轮族群混合的群体博弈中增加了额外的互动,允许本组成员在游戏开始前进行交流。通过族群混合群体在两种情形下(有交流、无交流)不同表现的比较,我们可以研究,交流是否能够、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族群间的合作。

我们报告了实验结果的三个主要发现。第一,每个族群的成员——维吾尔族或汉族——在信任和合作方面都表现出了对自己族群的偏爱。第二,将没有交流的混合族群博弈作为比较的基线,我们发现交流的效果比族群同质性更能促进合作。第三,与汉族的情况相比,维吾尔族参与者在信任方面的倾向高于他们合作的意愿,这种差异比较温和,但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这种差异会在第二节的文化史部分再做讨论。

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都对现有的文献有所贡献。首先,我们的研究结果增加了群体内部偏袒的证据。虽然大多数关于信任和族群的研究已经发现,个人的行为更偏向同族群成员,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激励性实验研究都没有涉及族群关系紧张地区的面对面博弈。我们从公共物品博弈中得出的结果也扩展了以前发现的人际信任的群体内偏好的情况。

其次,我们在PGG博弈中的结果突出了交流在促进族群间合作的作用。在四轮公共物品博弈的情形中,有交流的混合族群成员产生了最高水平的合作。虽然交流通常会提高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这已经是公认的结果,但我们发现,在保留混合族群的同时增加交流会提高合作水平,这种合作水平超出了没有交流的同质性族群的结果,这是一个新颖的发现。

再次,文化对经济行为具有影响,这方面的文献越来越多,我们也对此做出了贡献,我们发现了信任与合作倾向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两种文化的长期影响有关。

最后,在同一个实验中研究 TG PGG 的相互作用,可以让我们为这两种博弈相互关联的研究前沿做出贡献。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发现 TG 测量的信任、值得信任的水平,与PGG测量的合作意愿显著正相关,这与Kim等人的结果相呼应。

论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新疆和两个族群的背景。第三部分列出了我们的推测,并详细介绍了研究设计和实验程序。实验结果在第四节中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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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国最西部的省级行政区,三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不同文化区的交汇点。它的面积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面积加起来还要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维吾尔族命名,这里的维吾尔族通常被描述为最东边的以穆斯林为主、讲突厥语族语言的人。直到1945年,该地区的人口中维吾尔族仍占大多数(82.7%)。七十年后,新疆的汉族人约占总人口40.5%,维吾尔族人口约占45.8%,其余少数群体人口较少。

在鼓励汉族移民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实施了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例如提供经济援助、相对灵活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方面的平权行动等。然而,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并不罕见,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族群骚乱,以及2017年开始的主要针对维吾尔族的去极端化行动在反复印证这种紧张关系。

两个少数民族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可能影响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水平。长久以来,在现在的新疆地区,由于人们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中,且彼此相距遥远,以及缺乏统一的政权,人们的身份认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维吾尔人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千多年来,汉族人的身份认同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统治下逐渐形成。尽管有无数叛乱、战争和政治分裂时期,汉族人仍然维系着一种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与农业实践、官僚体系和税收制度、儒家文化规范、汉字、文学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虽然历史政治制度对信任与合作的直接影响尚不清楚,也存在争议,但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对信任与合作的影响已经有不同的学者作出研究。Talheim等发现,中国种植水稻的南方比种植小麦的北方更加具有更加有合作意识和全局思维方式,他们将这种差异归因于水稻种植中在灌溉、插秧等方面更加密集的合作。然而,在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水稻和小麦种植区的人们可能与中国西北阿尔泰语系的人们有非常不同的特征。Herrmann 等发现中国人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行为比在中东和土耳其进行的类似研究中更加遵守合作规范。在天津和杭州对中国受试者的观察结果表明,与中东和土耳其受试者群体相比,人们的合作倾向更接近于西欧的人群。因此,我们推测在维吾尔文化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不是较大规模的团队合作。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结论部分还会进一步讨论。

在中国族群关系不稳定的地区,如新疆或西藏,数据收集尤其复杂和困难,这也说明了我们进行的简单决策实验在方法上的优势。我们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族群间关系,而实验室游戏让我们有可能探究这个地方当局认为高度敏感的议题。实验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稳步增长,但我们知道此前在新疆还没有人使用激励决策实验方法进行研究。在心理学领域,Zhang 等使用了实验研究方法,受试者的一向任务是在计算机屏幕上连接汉族或维吾尔族面孔与表达信任或不信任的文字。他们的研究调查了新疆多个地区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受试者对彼此的隐性信任或不信任,但这并不涉及金钱激励的决策任务,也不涉及两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直接互动。他们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结果一致,维吾尔族和汉族参与者都表现出显著的群内信任,但是我们的方法和范围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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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问题和猜想

 

我们的实验设计考察关于维吾尔族和汉族受试者之间的人际信任和群体合作的四个问题:

第一,一对或一个群体的族群构成对群体内的信任、可信度和合作水平有什么影响?

第二,以汉族和维吾尔族混合群体的公共物品游戏为基准,在另一轮混合群体博弈中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效果,与从混合群体转变为没有交流的同族群群体的效果相比,哪种合作水平更高?

第三,对于给定的受试者,信任的倾向,值得信任的水平,以及合作的倾向是否相关?

最后,维吾尔族和汉族受试者在合作意愿和信任意愿上总体上有差异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让维吾尔族和汉族受试者在充分了解对方或群体成员的族群的情况下,进行几轮信任游戏和几种公共物品游戏,有时与同族群的成员搭档,有时与外族群的成员搭档,或者处于混合的族群群体中——这些情形中。受试者在博弈决策前都不被允许交流;在最后一轮的混合族群公共物品博弈中,受试者被允许在做出决策之前进行交流。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首先描述我们的受试者群体和招募程序,然后详细解释实验的两个部分。

我们的研究是关注族群关系的实证研究,而不是对正式模型的检验。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提出四个猜想,简要地讨论了与此相关的条件,以及用数据验证这些猜想时潜在的反作用因素。

猜想1:基于过去的研究,在不考虑匿名和交流的情况下,受试者在与自己族群的成员互动时比与其他族群成员或混合族群的成员交流时更容易信任他人、更值得信任、更易于与人合作。

猜想2:在以往的实验中,面对面的自由交流明显地增强了合作,因此我们预期在有交流的混合群体 PGG 中,至少可以达到没有交流的、同质性族群成员的合作水平。

猜想3:更值得信任的个体也可能更容易信任他人、更倾向于合作。

猜想4: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信任他人和值得信任的程度,汉族受试者的合作水平要高于维吾尔族受试者。

我们在猜想1中加入在不考虑匿名和交流的情况下这一限制条件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猜想2中我们预期交流对合作的影响可能比民族同质性的影响更大。当然,关于猜想2,我们不能先验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族群间的不信任可能会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有交流的族群混合群体中的合作水平仍然会低于在没有交流的族群同质群体中的合作,这与猜想2相反。但是,鉴于在过去的实验中交流对合作的强大影响,这种结果将表明两个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或反感非常强烈;如果交流方面的合作高于族群同质性方面的作用,则表明两个群体间的不信任或反感的程度比较温和。

其次,理性选择理论的忠实信徒可能倾向于假设,在与匿名或随机抽取的搭档进行互动时,信任、可信赖和合作的程度应当介于同族群和跨族群间的互动结果之间;因为在预期中,每个随机受试者的族群身份应当被视为两个群体在受试者群体中代表的加权平均值。然而,社会心理学和过去的实验结果表明,与匿名者相比,已知者的信任度、可信度和合作度更高,这是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的影响之一。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有效的,如果博弈的搭档是另一个群体的可知成员、而不是匿名的未知参与者,信任、可信度和合作水平最低,这种结果并非与猜想1不一致。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对称的可能性,即两个群体的成员都更信任某一个群体的成员。在这种结果里,人们可以清楚地表达一个与猜想1相反的结论。例如,经济上更富有、政治上更有权力的群体将更受两个群体成员更多的信任。我们认为猜想1更有可能成立,但我们也会仔细检查这种相反的现象是否会得到支持。

3.2参与者及实验程序

实验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所公立大学进行。这所学校有8000多名学生,其中大约50% 是汉族,40% 是维吾尔族。为了调查汉族和维吾尔族群体之间的人际信任和群体合作,在避免明确提及族裔和族裔平衡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招募了相同数量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学生。由于没有当地的实验室,参与者于20166月在校园的普通教室里以纸质决策表的形式参与实验。实验总共进行了15次,每次有4名汉族和4名维吾尔族参与者,共计120名。

两名来自另一所大学的维吾尔族研究生被聘为研究助理,两人都是流利的维汉双语使用者。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中文或维吾尔文的实验说明材料,同时我们也用两种语言在教室里朗读说明。参与者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们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做出投资决策。他们参与的两个部分被称为投资公共投资任务,以尽量减少与信任与合作主题的可能猜想和联系。

在每个阶段的开始,受试者随机选择他们自己的初始座位,并在那里签署和提交知情同意书。当我们朗读最初的指令时,研究助手给每个实验对象一张纸牌,用 A H 的字母表示他或她的身份。这个字母将用于在实验期间安排座位,比如我们会宣布,学生 A 和学生 F 是这轮比赛的搭档。我们在每次实验之前随机选择4个字母,随机分配给维吾尔族参与者,其余4个随机分配给汉族参与者。之后我们根据所需的配对条件,要求受试者在每次需要特定配对或分组的互动中,重新坐到特定的位置上。关于随机化程序的进一步细节(包括照片)在附录 b 中提供。

实验参与者把他们的决定写在纸上,而不是当场用现金处理。实验中的决策以实验货币单位(ECU)计价,最后以预先公布的兑换率1 ECU = 0.8元人民币(当时约合0.14美元)支付给参与者的金额。每个实验对象额外获得30元人民币(约合4.60美元)的参与奖励。

在与指定的非匿名搭档的信任游戏中,实验对象被要求坐在两排课桌之后,面对面,相距约15英尺,以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对面一排桌后搭档的面孔,但不能看到对方在答复表上的写下的决策。在非匿名公共物品游戏中,实验对象被分成四人一组,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他们的同组成员是一个人坐在他们的左边或右边,两个人坐在他们的对面,相邻而坐。除了简短描述的最后的互动之外,不允许进行交流。由于外观上的明显差异,我们预计受试者完全能够识别教室里其他参与者的族群身份。实验全部结束后我们抽取部分参与者进行了追踪的质性访谈,访谈内容证实,参与者知道在某一轮中曾与维吾尔女孩汉族男孩搭档。

3.3信任博弈

在这部分实验中,每个受试者使用 Berg 等提出的核心要素参与了三轮信任博弈互动。在这三轮互动中,两名(其中有一轮中是匿名的)受试者被配对并提供相同的初始资金。参与者i决定给搭档——参与者j——投资一定数额的资金,实验者会把i投资的钱乘以3再给j;然后j独立决定,在拿到了i投资三倍的钱之后,要给i返还多少钱。这造成了一个两难悖论,因为双方的收入都有可能得到改善,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利己主义玩家们却无法得到收益。

 

我们改变了Berg 等的策略方法strategy method)设计,在 Berg 等的研究中,成对的参与者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在互动期间和互动之后彼此保持匿名;而我们三次互动中的前两次,参与者知道对方是坐在自己对面位置的人——在一种情况下是可识别的同族群(组内成员条件),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可识别的外族群(组外成员条件)。我们刻意在每轮的分组中混杂了同族群的配对和外族群的配对,尽量保持配对意图的不透明。在这两轮互动之后是第三轮信任游戏互动,每个参与者的搭档是一个未知的匿名参与者,他或她可以是教室里同期参与实验的任何一个人,其身份永远不会被揭示(未知条件)。受试者在互动过程中不会收到反馈,但实验指示中他们会得到具体解释;在整个实验的两部分的所有互动完成之后,他们只能从本节和下一节描述的所有互动中获得完全累计的收入。这种反馈结构基本上不可能推断出任何特定互动伙伴的选择,因此,尽管在大多数游戏中没有匿名身份,但决策的匿名程度很高。

我们稍微偏离了Berg 等的观点,我的投资是9个而不是10个单位,并且有四个均匀分布的投资选项,返还的金额只能选择整数。受试者在 task-1反馈表上标记他们的决策,然后由一名研究助手收集表格。

在每一轮中,被试者 i 作为第一行动者(发送者/投资者)的收益可以写成:

Yi = 9 - a + b (1)

被试者 j 作为第二行动者:

Yj = 9 + 3a - b (2)

其中 a [0,3,6,9] b [0,1,2... 3a ]。在所有三轮中,受试者之间不允许通过语言或手势进行任何交流。

备注1。由于被剥夺了交流或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可能性,信任游戏中的参与者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第一行动者投入的钱越多,双方都能赚得更多,但是一个严格自利的第二行动者不能可信地承诺去返还任何数额的钱。采用标准的解释方法,我们将受试者选择作为第一行动者投资的数量解释为她对对方的值得信任程度(返回的金额足以使信任有利可图的可能性)的信任水平。作为第二行动者的返还表明了响应者对投资者的互惠、值得信任的程度,或公平感。根据这种解释,一个受试者如果把更多的钱投向同族成员、而不是其他族群的成员,再加上她知道对方也知道自己的族群身份——作为同族群的成员更有可能以互惠或者公平的态度对待她,不论是因为她相信本族群的成员更互惠、更公平,还是她相信种群体内的偏好或团结,那么她就表现出一种更高水平的信任。如果我们观察到与同族群成员博弈时的回报率高于与外族群博弈时的回报率,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将其解释为存在这种偏好。我们也可以比较在维吾尔族内部和汉族内部的博弈情况,以探寻两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信任和值得信任的程度不同。

3.4公共物品博弈

实验的第二部分包括四轮一次性的公共物品博弈(线性自愿贡献机制)。在每轮PGG游戏中,我们将所有参与者分成两组,每组4人,每个参与者给予10 ECU,并让他们独立决定分配给本组集体帐户的钱数。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限制了选项,并要求每个参与者选择 Ci [0,2,4,6,8,10];成员 i 的收益是:   

Yi = 10 - Ci + 0.5*SCj (3)

其中j代表所有群成员,也包括i

就像 TG 一样,虽然现在是4人一组(而不是2人),但我们让每个参与者在一个同族群组(同质条件)、一个混合族群组(等分)、一个随机选择和匿名他人组(未知条件)中各玩一轮 PGG 游戏。类似的是,在与可识别的其他人的互动中,群体成员由字母标记呼叫,实验者提及族群,参与者按照实验者呼叫字母代码的指示重新选择座位来实现不同的条件。互动的顺序是同质-未知-混合在前8次实验,混合-未知-同质在此后的7次,这让我们能够检查互动顺序的影响。每次实验的最后一轮互动在新组成的族群混合群体中进行,但不同的是,每个四人小组的成员被允许现进行短暂的面对面讨论(交流条件),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桌前,独立填写标记自己的决定。

每个受试者都独立地将自己的决定写在第二项任务的表格上,同时坐得离其他人足够远,以确保隐私。参与者也不会对其他人的决策进行任何反馈。

备注2 :公共物品博弈被广泛研究,以了解个人如何在自身利益和集体福祉之间进行权衡。它与 TG 共享一个两难悖论的特性: 如果参与者合作,他们可以共同获得更好的收益,但以严格的理性主义而言,他们的私人利益却不允许这样做。不同之处在于,PGG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按顺序的或有条件的,每轮只需要每个参与者做出一次决定,而且通常是在两个人以上的团队中进行。传统的博弈论预测,严格理性的自利个体不会在集体账户中投入一分钱,这种预测在很多情形下失效,有些人认为这是人类倾向于在可行的情况下尝试合作的证据。PGG的互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自己的族群中与在混合族群的群体中合作倾向可能存在的差异,而且还让我们看到维吾尔族和汉族在信任博弈信的任水平与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备注3PGG互动结束,以探究混合族群中交流的效果。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也可能是中国的政策制订者会非常感兴趣的。尽管在没有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交流不会改变博弈论对自私行为者的预测,但在实验室游戏中,当媒介是自发的语言交流、特别是当面对面的交流时,合作水平往会大幅提高。我们也可以在此验证猜想2:在一个没有交流的族群混合群体中进行 PGG 游戏作为起点,在另一个异质族群群体中增加交流是否能增加合作,或者至少与没有交流的族群同质性群体表现得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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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Timeline of the experiment.

3.5出口处调查

每次测试的 TG PGG 部分结束后,我们会向学生分发一份调查表,询问一般的人口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世界观价值调查中的两个广泛使用的问题也包括在调查中。

我们在图1中演示了分阶段的实验时间线。请注意,在前8次(顺序 A)和后7 (顺序 B)实验之间,只有 PGG 条件13的顺序不同。附录 C提供了关于每个条件和顺序中互动次数的完整细节。每个参与者独立地作出16项决定,总共为我们提供了1920项激励性决策的数据。当然,由于每个参与者做出了多项决策,这些数据之间缺乏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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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Amount sent in trust game by Interac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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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描述性

共有120名学生参加了实验,其中汉族60人,维吾尔族60人。总体而言,性别比例接近平等(58名女性和62名男性),略有不平等;分群组的性别分布中,57% 的维吾尔参与者为男性,53% 的汉族参与者为女性。受试者的年龄从18岁到23岁不等,平均19.9岁。这是一所以本地学生为主的大学,大多数学生一直生活在新疆;有32名学生报告曾在新疆以外的地方生活过至少6个月,其中24名是汉族。大多数学生并非来自高学历家庭,只有10% 的学生父母至少一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研究对象被要求对其家庭年收入在当地县市中的位置进行自我评估和排序,58% 的参与者(50% 的维吾尔族,67% 的汉族)选择了平均水平。在实验中,参与者平均获得的总收入为110.7元人民币,其中30元为参与费,族群差异不显著(p = 0.3567)

在调查问卷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说,在与人打交道时多加谨慎为好?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回答相当不同,78% 的汉族学生选择了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但只有35% 的维吾尔族学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p < 0.0001)。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题,整体而言,你对你的生活有多满意,维吾尔族学生在“1 = 非常不满意“10 = 非常满意的量表上的选择(mean = 8.3)明显高于汉族学生的答案 mean = 6.6p <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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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verage percentage returned in TG by interaction conditions.

4.2信任游戏

4.2.1第一行动者决策(1st mover decisions)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分析了作为我们信任的主要衡量标准的第一行动者决策,主要关注不同条件下投资数额的差异。

2显示了在同族群、异族群、未知条件下作为第一行动者投资的数额。每一次实验我们都以一轮允许交流的平均来说,参与者发送了他们9 ECU 中的5.25个,大约58.3% 。从图2中,我们看到两个族群的被试者在与可识别的同族人配对时,都比与异族群成员配对时投出了更多的钱。Wilcoxon 配对检验显示,当匹配对象可以识别时,两个族群给同族人的钱显著多于给外族人的钱,其中维吾尔族的差异显著高于汉族(p = 0.0206)。此外,两个族群的参与者给一个可识别的群体外成员的钱都比给一个完全匿名的对应者的钱更多,这支持了社交距离效应;这同时说明,如果参与者对外群体有任何反感的话,也是有限的;外族群和未知的差异仅在汉族参与者中有统计学意义(p = 0.0037)。

为了探究一个人在出口处调查中的人口统计学因素和态度对她在信任博弈中作为第一个发送者的数量的影响,同时部分消除会话之间可测量的差异,我们进行了几个回归分析(见表1)。作为一种稳定性检验,我们还在个人和会议(session)两个层面上运行具有个别固定或随机效应的回归(P137(见附录 c A2-a A2-b),其结果与 OLS 估计非常相似,因此在此省略。在第(3)和(4)栏中,我们不仅包括了居住在新疆以外 6个月以上的变量,而且还包括了它与汉族的相互作用,以探讨去过其他地区差别影响汉族和维吾尔族被试者的可能性。表2中的每个回归都汇集了所有三个 TG 互动中每个参与者的决定,使用 未知条件作为缺省的初始条件假设。

1 Coethnic Outgroup 的估计系数证实了以前的非参数测试的结果。在所有人口统计学协变量和调查措施控制在第(4)栏中的情况下,受试者给可识别的同族人的钱显著多于外族人(p = 0.0077,嵌套 F检验),给完全不认识的伴侣的钱显著少于外族人(0.731 ECUp < 0.010,双侧 t 检验)。二年级学生给匹配对象的钱明显多于其他同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和与同学的联系感的增强,二年级学生比他们的大同学更信任他人。在新疆以外的地方生活的经历有一点积极的影响,这似乎并不取决于是否是汉族。WVS 信任度量的系数是正向的,并且略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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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Amount Contributed in PGG by Interactio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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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第二行动者决策 2nd mover decisions)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分析了第二个动者的决策,关注其返还的数量占收到数量的比例。图3显示了在所有三种互动条件下,受试者作为第二行动者返还钱数占收到的钱数(在实验者对其乘以3以后)的平均百分比。总的来说,受试者返还钱数的比例是43% ,高于 Johnson and Mislin 的统合分析的36.5% 的平均值,约有0.69个标准差。与第一行动者相比,我们发现两个族群的成员都更多地返还给同一族群的伙伴而不是外群体的成员(维吾尔族 p = 0.0382,汉族 p = 0.0135,双侧 Wilcoxon 配对测验),而后者比随机选择的不可识别(未知)的匹配者更多(p = 0.0008,维吾尔族 p = 0.0036,汉族 p = 0.0036,双侧 Wilcoxon 配对测验)。

为了正确地看待第二行动者的决策,我们应当记得,所有的钱都会被实验者翻三倍,所以如果第二行动者至少返还了收到的三倍资金中的1/3,第一行动者就不会因为投资而遭受损失,而如果第二行动者返还了2/3,则双方在互动中会获得同等收益。严格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者选择的返还数将是0。所有参与者的平均回报率在43% 左右,不论汉族还是维吾尔族的行动者,相应回报率都大大超过了1/3。也就是说,即使知道在与已知的其他族群的对应者互动,这些受试者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强烈的互惠、信任或公平的规范。

TG游戏分析的总结:受试者对自己族群的成员比对其他族群的成员更加信任,也更值得信赖(猜想1成立)。没有不对称的趋势出现,两个族群的成员在信任或可信赖性方面并没有偏好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受试者对一个可识别的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度并不低于对一个匿名的对应者的信任度,这表明与社交距离效应相比,对外群体的反感是相当有限的。

4.3公共物品游戏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分析了 PGG 中每个参与者投资的金额。我们研究不同互动条件的影响,例如,团体中的族群构成和游戏前交流的机会。

维吾尔族和汉族受试者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0ECU中的5.025.59,非参数检验结果差异无显著性(p = 0.2046,双侧 Mann-Whitney 检验)。图4显示了平均贡献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与 TG 中的模式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两个族群的受试者在可识别的同质性族群群体中贡献最大,在可识别个体的混合族群群体中贡献较小,在随机选择的、不可识别的(未知)群体构成中贡献最小。当所有受试者汇总在一起时,这些差异对于维吾尔族和汉族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92,维吾尔族p=0.0003p = 0.0061,汉族0.0057p = 0.0002,维吾尔族和汉族汇总后,p < 0.0001  Wilcoxon 检验)。同质与混合的差异证实了猜想1,而两者与未知的差异支持了我们在猜想的第二个条件中提到的社交距离效应。在游戏前交流的混合族群群体互动中,受试者发送的金额显著多于同一族群群体(p<0.0001Wilcoxon检验)。因此,猜想2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正如在第4.2.1节中,我们还进行了几种不同的 OLS 回归检验,以观察互动条件和人口统计协变量对 PGG 中贡献量的影响。结果载于表2(见附录C A3-a 和表 A3-b)。我们通过引入一个 Order 虚拟变量来控制一个可能的顺序效应,该变量将混合-未知-同质-交流这一顺序设置为1,将同质-未知-混合-交流这一顺序设置为0;回归结果表明顺序对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由于每个受试者连续参与了四轮公共物品博弈,尽管没有反馈,我们仍需检查她的投资行为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任何趋势。我们使用Interaction number1,2,3,4来表示观察结果来自受试者参与的第 n 轮公共品博弈。该变量在每个回归模型中均不显著,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试者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投资行为没有(线性)趋势(排除有交流的博弈不影响结果,见第(5-8)栏)。最后,我们在模型(2-4)和(6-8)中加入了一个民族虚拟变量(Han),民族与混合条件间的交互作用(Han × Mixed),民族与在新疆以外生活过的交互作用(Han × Lived outside of Xinjiang > 6 Months),以及这三个因素间的三重相互作用(Mixed × Han × Lived outside of Xinjiang > 6 Months)。这些新增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即使忽略部分或全部相互作用项,汉族变量也仍不显著(结果可根据要求提供)。

2中实验条件虚拟变量的系数证实了非参数检验的结果。不论是在包含交流条件的全样本上估计模型(模型(1-4)) ,还是在忽略该条件的子样本中(模型(5-8)),群体族群构成对三轮 PGG 互动的影响都是成立的。具体来说,我们发现同质和混合条件的回归系数为正向显著,表明受试者在这些条件下的贡献显著大于默认未知(Unknown)条件下的贡献,同质(Homogeneous)条件下的系数总是大于混合条件(Mixed)下的系数(p < 0.05对于所有模型,嵌套 F检验),表明在这两种与已知对应者的博弈条件下,与同民族一组时的贡献量更高。在模型(1-4)中,我们还发现交流条件的系数最大(与同质性相比,p < 0.01,模型(1-4)嵌套 F 检验),证实了交流对受试者的贡献最大:从一个没有交流的混合群体到一个有交流的混合群体,比从一个没有交流的混合群体到一个同质群体更能增加合作。

PGG 分析总结:受试者在自己的族群群体中比在混合族群群体中更合作(证实猜想1)。在可识别成员的民族混合群体中,合作程度高于匿名的条件,这表明,与社交距离效应相比,对外族群体的反感是相当有限的。能够交流的混族族群中的合作程度要高于同族群体中的合作程度(证明猜想2 ,这也表明对外族群体的任何反感都是相对温和的。

4.4.1发送、返还和合作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猜想3在个人层面上假定了信任与可信度之间、以及信任与 PGG 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信任与合作的一般研究中相当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们将相关的相关表格放在附录 C(表 A7-a A7-b A7-c 中,在此仅提及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调查结果。

首先,总体而言,那些作为第二行动者更值得信任的人也显著地作为第一行动者更信任别人;作为第一行动者投出和作为第二行动者返还的相关系数为0.228,这与整个样本的 p = 0.0124和单独采集的维吾尔族参与者的相关系数相似,尽管在单独采集的汉族参与者中无显著性差异。其次,第一行动者投出、第二移动者返还与 PGG 中的贡献显著正相关;第一行动者投出的相关性在1% 水平上显著,第二行动者返还的相关性在5% 水平显著。

最后,我们注意到,虽然我们发现了许多统计学上显著的差异,对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成员或混合群体成员的行为不同,然而,在异质性和同质性的条件下,给定的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对于整个样本,在同族群、异族群、混合族群的条件下,给定个体的在TG中第一行动的投出、第二行动的返还和 PGG 中的贡献高度相关,三者在0.0001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因此,尽管行为因群体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但给定个体的倾向会以相似的方式影响他们在不同条件下的选择。

4.4.2-维合作与信任的不对称性?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们看到合作和信任在个人层面上呈正相关。我们现在要问:在族群集体层面上也是这样吗?也就是说,信任度更高的族群是否也倾向于更加合作?根据第二节关于维吾尔族和汉族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讨论,猜想4认为,这种信任与合作的一致性在群体层面上可能会不同。我们假定了汉-维不对称,即维吾尔族参与者在 TG 中比汉族参与者更信任和值得信赖,但在 PGG 中汉族参与者的合作水平更高。图2和图4直观地表明了这两种决策类型的差异。我们现在考察这些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保证 TG PGG 的观测结果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只考虑没有交流的 PGG 博弈。我们将每个剩余的 PGG 博弈条件与最相似的 TG博弈条件配对,有时也在每种博弈中取所有三个条件下结果的平均值。具体而言,TG 中的同族群(Coethic条件与 PGG 中的同质族群(Homogeneous条件相对应,而外族群(Outgroup条件与混合族群(Mixed未知未知相对应;当使用平均值时,则将三种条件下的数据合在一起,去掉了 PGG 交流条件下的观测,因为TG中没有交流的对应情况。

根据 Mann-Whitney 检验,汉族和维吾尔族被试者发送或贡献的数量在任何一个配对条件下都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TG 分别为 p = 0.67770.82380.3274PGG 分别为 p = 0.28040.48560.3017)。相比之下,在TG中维吾尔族被试者作为第二行动动者归还的比例总是高于汉族被试者,在外族群条件下该差异达到5% 水平上显著,在未知条件下显著性略低(p = 0.0580),仅在同族群条件下差异不显著(p = 0.2459)。在所有条件下,在双侧 Mann-Whitney 检验中,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总返回比例(46% 40%)在10%水平上差异显著(p = 0.0512)。在三种条件下,维吾尔族和汉族作为 TG 第一行动者返还的数量或 PGG 中的贡献数量的差异无显著性(TG中发送的是p = 0.5311PGG p = 0.2685)。关于这些TG 发送和 PGG 贡献的非参数测试结果与表1和表2回归结果一致,也与附录CA5和表 A6中对各博弈条件分别回归的大部分结果一致。

虽然我们在 TG 中第一行动者的行为和PGG中的投资行为中没有发现显著的民族差异,但我们发现,除了在TG中第二行动者的行为有族群差异之外,汉族和维吾尔族被试者在群体中的合作倾向相对于其双边信任倾向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我们计算每个参与者在 PGG 无交流的情况)中的平均投资比例与其作为第一个行动者在 TG 中发送的平均比例的比率。Mann-Whitney 检验表明,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合作信任比存在显著差异: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平均 PGG 发送相对于平均第一行动者信任的比值显著低于汉族,三种条件下均值 p = 0.0243,只考虑同族群/同质族群 p = 0.0593,只考虑未知/未知的 p = 0.0286只考虑外族群/混合族群差异不显著(p = 0.6730)。如果我们改用 PGG 捐赠比例与 TG 第二行动者回报比例的比率进行分析,或者用PGG TG 行为的可加性差异代替其比率(无论是作为第一行动者还是作为第二行动者)以解决零分母的问题,所得的结果与上述结果都是一致的。因此,无论采用比例还是差异来衡量,相对于其信任他人的倾向和值得信任的程度,汉族受试者的合作倾向比维吾尔族受试者更强,从而使猜想4得到支持。

分析摘要:在个体层面上,信任和合作与信任度呈正相关(猜想3证实)。在民族层面上,维吾尔族受试者相对于信任倾向(或值得信赖)的合作倾向低于汉族受试者(猜想4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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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典型的激励决策实验来研究中国新疆地区两个主要族群成员内部和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是中亚的突厥语系穆斯林和东亚的长期中央集权的儒家文化相遇的边境地带。我们使用一种新颖的方法来把握博弈中的族群同质性和族群混合性,让族群可以被参与者识别,但避免了在实验的任何阶段、以任何方式公开指出或引导参与者。我们发现两个群体在博弈中都非常相似,他们对自己群体中的成员都比对外群体成员或混合族群的群体成员更加信任、合作水平更高。

此外,对于这两个群体而言,在与未知的,匿名的参与者匹配时,信任与合作程度是最低的,这个发现与关于社交距离的文献一致。在这些文献中能看到具体的对应者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严格的利己选择。

尽管 PGG中,参与者在混合群体中的贡献(投资数)低于在同一种族群体中的贡献,但最重要的是,在所有条件中,允许在比赛前进行交流的混合群体中的贡献率最高。通过交流获得的实质的、显著的更高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此前的相关实验也有类似的结果。但是,当下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其族群间的背景。交流的效果超出了同族群群体的分类,从而促进合作的结果在此前的研究中从未被检测和发表。此外,我们的参与者在任何互动中都得不到关于其他群体成员行为反馈,这有效地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匿名性。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同一族群群体中的交流互动,其合作的可能性可能会更高,但当下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反驳了关于新疆城市维吾尔族和汉族群体成员之间合作的最悲观的观点。

我们发现,在促进合作方面,交流的效果优于族群同质性;即使是可识别的外群体成员也比匿名更能促进合作、信任和信赖性。二者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与外群体成员打交道时相比,这两个群体的受试者在与自己的群体打交道时会表现得更亲近,但他们在与外群体成员打交道、或与混合群体打交道时的不适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回到信任与合作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可以说,我们的结果与国家对社会规范的影响理论和 Talhelm 等的南稻北麦理论是基本一致的。与维吾尔族人相比,汉族人长期生活在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可能推动了一种在共同规则下的群体合作文化。除此之外,几个世纪精耕细作的农业也给汉族人灌输了一种集体行动和相互依赖的文化。然而,单个汉族人并不比维吾尔人更相信其他个体,维吾尔族文化可能会在相对较小的社区培养了更强的人际责任规范。

最后,我们也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本研究中观测到的群体内与群体外的信任和合作差异不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作为我们实验情境的族群混合学校里,两个族群之间产生了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新疆增进跨族群的信任与合作,不妨探讨如何在相对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如何鼓励更多这样的族群间接触。

文字编辑:宋丹

推送编辑:程思璇、李雨萱

审核:田耕

原文地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2681193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