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盛智明，江苏常州人，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至200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王汉生教授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金融社会学等。代表成果：专著《从小区到社区——城市业主行动及其结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论文《地方政府部门如何规避风险？——以A市社区物业管理新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制度如何传递？以A市业主自治的“体制化”现象为例》（《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制度环境与证券监管——基于2001-2018年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2016年第3期）等。

 

 

本文节选自盛智明硕士论文《从“小区”到“社区”——对北京市YF家园的个案考察》。论文以北京市CY区YF家园小区为案例，考察了在新型商品房小区中，起初彼此互不相识、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业主如何能够实现社会整合，构建一个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试图回答“社区如何可能”这一基本问题。本文采用过程性研究视角来对此问题进行回答。在此视角下，社区始终处于一种生成性过程中，而不是一个在静态的权力关系和治理结构下的既定存在。本文以该小区业委会主任的小区建设实践为线索，对该小区内的社会生活与公共事件进行了长期的历时性追踪，并对发生的两次业主维权行动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发现基于业主公共利益认同的集体维权行动机制，小区精英的领导与感召机制，业委会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整合机制，小区社团与公共活动的社会资本聚集和共同体认同机制在社区发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了小区业主的社会整合。同时在社区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小区内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和联接。正是这些关系、互动与联接，增强了社区共同体的自主性。

 

从“小区”到“社区”

盛智明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YF家园：一个北京市优秀小区

第三章 一个人的公民试验探索：业委会主任的故事

第四章 团结攘外：业主的集体维权行动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一、问题提出

（一）小区与社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全面推进和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新型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与新型小区相伴生是业主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的出现以及业主维权运动的兴起。这些已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研究者在对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进行考察时，自然而然地就将这种“小区”称作为“社区”，而没有意识到两者有着本质差别。出现这种混同可能有两个原因：

 

斐迪南·滕尼斯。图片来源：Wikipedia。

 

第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没能全面地理解“社区”概念的内涵，只简单地以地域性特征判断一个社区的存在，而没有意识到社区的本质属性还在它的社会性。滕尼斯提出的“社区（Gemeinschaft）”概念在德文中的原意是“共同生活体”，他强调社区是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经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社区演变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也存在的、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社会互动和认同的居住社会空间。20世纪30年代社区概念和研究范式传入中国学界，虽然中国学者不再强调社区与社会整合机制不同的对比关系，而把社区看作社会的缩影，但这时期社区仍然基本上延承了滕尼斯以来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含义。

追溯人们对“社区”涵义理解的变化过程启示我们至少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社区的本质属性：一是它的地域性，即社区是具有一定边界（通常以居民能经常进行直接互动从而能相互熟识为限）的时空坐落；二是它的社会性，即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存在和形成的功能上的、组织上的、心理情感上的联系。在此意义上，社区是存在于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中，其成员有着各种稳定的社会和心理联系的生活共同体。

人们不自觉地就将新型的商品房“小区”称作“社区”，就是因为只把地域性作为社区存在的判断标准，而没有意识到社区形成的更重要的因素是社区居民经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彼此间的各种社会联系和由此产生的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型商品房“小区”由于受开发商所获得的规划用地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区划范围和地理界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区域，这使得“小区”的地域性特征特别突出。然而由于小区中的业主们刚入住时彼此基本互不相识，只是由于购买相同住宅项目的房屋而聚居到了一起，这时的小区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并不具有社区成员最基本的互动和认同。因而把新建小区笼统地称作“社区”并不合适。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社区建设实践有关，政府建构的“社区”实体和主导的“社区”话语无形中误导人们对于“社区”概念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政府为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了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政府试图借用“社区”这个地域概念，将其建构为一个替代单位制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社会整合机制，并通过社区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因此政府关注的是社区的地域范围、人口规模、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伴随着社区建设实践的是有关社区的官方话语，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社区主要指街道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和居委会所管理的居民聚居区。这种社区建设实践和话语共同形塑了当前人们的“社区”想象，社区成了城市的行政区划结构，既有一定的地域独立性，又有相应的行政从属关系。

因而，人们对社区的日常意向往往更多的注意其地域性和行政性特点。社区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体系，若干个小社区构成一个较大的社区，若干个较大的社区又构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社区的社会性渐渐为人们所淡忘和忽略。正是因为人们头脑中固化了关于社区地域性、行政性和层次性的印象，因而当新型小区在中国城市中兴起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看作在居委会管辖的大社区之下的一个新兴小社区。

（二） 问题提出

由于社区的一个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社会性，而社区中居民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对社区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更何况在现代城市中，由于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极大地挤压了作为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剥蚀了它赖以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各个方面，消解它在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因而社区的发育和形成越发显得困难。

当前的新型商品房小区正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房屋产权的私有化大大地加强了居民与小区的利益关联，小区的业主们为了实现房产的保值增值，享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萌生了业主委员会这样的自治性机构，对小区的公共事务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在利益受到损害时发起集体行动进行维权抗争。这种日常互动和集体维权行动，不但激活和生产着业主的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也使业主产生了一种“我们”意识，对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随之提高。小区开始由一个“陌生人世界”慢慢向具有归属感的社区生活共同体转变，其中蕴涵着转型中国社会空间重建的潜力，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区发育过程的机会。

 

《从小区到社区：城市业主行动及其结果》盛智明著。图片来源：Amazon.com。

 

本文想要回答的就是在新型的商品房小区中，起初彼此互不相识，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业主如何实现社会整合构建一个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并在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时产生集体维权行动？这一社区发育过程背后的机制有哪些？

二、文献综述：城市社区共同体如何可能？

本文试图考察新型小区中业主生活共同体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机制。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现代城市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已经引起过国内学者关于“社区消失论”和“社区保存论”的讨论。虽然观点各异，莫衷一是，但研究者们普遍认同中国城市社会需要社区生活共同体，并对中国社区建设运动进行了反思。社区建设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区不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个“国家治理单元”，其运作机制在于“行政吸纳社会”，将社区自治机制纳入行政体制，通过吸纳和整合社会资源来推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这表明单纯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社区建设运动并不足以达到构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国家本意也并不在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在城市中就不可能产生。

许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新型的商品房小区可能成为中国城市社区新的生长点。做出这一论断主要是基于如下观察和推论：⑴由于住房市场本身具有社会选择机制，居住于同一住宅区内的业主的“社会同一性”相当高，这是形成社区共同意识的一个基础；⑵由于房产的私人所有和小区物业的公共所有，把业主自身利益与小区公共利益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业主间的“利害一致性”，业主在关心自己私产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小区的公共事务，由此可能自发地产生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

社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就是社区发育的过程。社区发育与社区建设不同，两者涉及不同的社区发展途径以及由此采取的不同发展策略。社区建设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自觉的努力和行动实现社区发展的内容，往往是社区中“硬的”的物质设施、正式管理机构和有意设置的处理事务机制等。而社区发育指需要相当长时间，以较为缓慢的速度，主要通过自然发育和演进的方式才能达到发展。

社区发育包含三层要素：一是社区认同，是一种“我们”意识的形成和对这个“我们”的感情投入。二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促进交往和强化社会联系的基本途径是社区中的公共活动。三是社区组织，包括社区管理组织和志愿团体。社区建设中的硬件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或其他外在力量加以解决，但社区发育中社区的整体意识、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等都只能依靠社区成员自己的力量在共同建设和管理社区中，在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享有和维护整体利益的过程中产生。

那么社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到底如何形成？有哪些因素会促进这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的形成？研究者从不同分析框架和视角出发，提出了不一样的社区共同体形成路径及机制：

1、社会资本视角。有学者认为现代社区的基础已经从血缘关系或情感因素，转向了一种建立具有稳定预期的“普遍互惠”关系。这种普遍互惠关系是一种信任、互惠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皮耶尔·布迪厄。图片来源：Wikipedia。

 

社会资本是一个首先由布迪厄提出，后又经科尔曼和帕特南发展的概念。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科尔曼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相互提供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罗伯特·D·普特南著。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将社会资本概念进一步扩展到了民主治理的研究中，在他那里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从帕特南的界定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持续的互动和对社区公共活动的参与中形成的，是社区共同体内部产生的互惠互利关系的总和。

信任、互惠、参与、网络、规范等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没有行动者主体通过长期社会交往和合作互利形成的认同关系，以及认同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就不可能生成和发展社会资本，而这也正是社区共同体发育的题中应有之意。其实，社会资本的生产与社区发育是同一个过程，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就是社会资本的创造。

有鉴于此，在社区中创造和积累社会资本——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共识、信任关系、合作网络等非常必要，它们是社区共同体发育和成长的支持性条件，这是社会资本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然而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究竟怎样可以产生社会资本？过程如何？对此，社会资本理论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2、社区参与视角。社区参与之所以成为现代社区形成的机制，主要是在于参与的公共性、过程性和再生产性。首先，参与的一个前提是公共议题的产生，正是涉及社区生活质量的公共事务，激励居民进行社区动员和参与，将关注点从私人生活转向公共领域。其次，参与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居民能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有关社区决策的过程，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博弈的过程，一个既充满争议有激发认同的过程。第三，参与的过程性使其具有在生产性，人们通过参与过程提升了原本没有或遭到忽略的家园意识和主体意识，经由认同的产生和转化将共同生活的物理空间建构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地域共同体。

以社区参与视角为分析社区形成机制与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给我们提供了某些启示：作为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将最先诞生于居民能够为了共同利益和居住权利而自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组织集体行动的地方。然而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光有参与机制往往并不够，还需要诸如中介组织、领导精英、居民社会网络、行动策略等其他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而且社区参与本身就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参与实践将构建不同的社区。社区参与也可能是一个自治型社区形成的结果而非原因。因而，社区形成过程比社区参与理论呈现给我们的要更为复杂。

3、自组织理论。另有学者从组织结构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社区的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的前提预设是：社会是由国家、市场、社区三大功能领域所组成的系统，各领域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权利关系协调机制（行政强制机制、价格竞争机制以及自我协调机制）。

社区自组织实质不需要外部具体行政指令的强制，社区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取得共识，消除分歧，解决冲突，增进信任，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并使社区逐步进入“自我维系”状态。作为一种过程，其包含的内在要素有：社区成员都是权利独立和地位平等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只有被社区成员集体认同的公共利益才会成为他们合作的利益纽带；互动和合作是在面对面协商机制下完成的；以行动者为连接点，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就是“自组织”结构。

作为一种社区状态，社区自组织有三个标志：一是社区成员面对面协商处理公共事务成为社区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二是信任、合作成为社区主流价值；三是社区成员通过反复博弈和反复试错，自主选择某种制度，并以此来修正自己的行为，进而形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秩序。

自组织理论表达了一种实现社区发育与整合的理想路径与状态。新型商品房小区与业主委员会作为新兴的时代产物，其内部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都处于正在形成阶段，具有社区自组织的状态特征。然而，在中国转型的大制度背景下，新型社区的形成并不只是一种封闭的自组织过程，它要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发生激烈互动并不断进行调整适应，内部的自组织受到外部尤其是国家权力的深刻影响，自组织理论对此未能进行充分的考察。而且其结构性视角也限制了该理论对社区形成的具体过程的关注程度。

4、 社区认同与想象的共同体。社区形成还有个重要的环节和因素就是居民的主观认同，它是衡量社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驱动力。社区认同就是在社区居民中形成了一种“我们”感，将自己归为社区中的一员，把居住的小区想象为大家共同的“家园”，从而负担起自己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尽管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活中通过日常互动会接触一些邻里，并形成一定的社交圈子，但社区中的居民不可能全部相互认识，因而社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基于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事实”。正是出于这种共同体的想象，居民们才有可能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而社区居民通过相互交往和集体行动所形成的“社区记忆”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此共同体想象。

在新型小区中，业主由于购买商品房的产权，业主的利益和生活质量与社区共同利益和居住环境紧密捆绑在一起。而且由于住宅价格的市场化自然选择机制，中国城市社区类型正在经历深刻的“基层性”分化，居住于同一小区的业主在社区需求、社群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相似性，这些都为业主形成社区认同，进行社区共同体的想象奠定了基础。

以往研究者对社区认同和社区形成关系的讨论基本是一种应然式和功能性分析，对于社区认同的形成过程（也即社区共同体形成过程）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尝试的一种视角。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视角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图片来源：Amazon.com。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反对把阶级看成一种“结构”，或者一种“范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把阶级关系变成了一种静止的理论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事实。他特别强调阶级不是现存的“东西”，而是“发生”；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关系”，是一种形成过程。

汤普森在此提出了一种过程性视角，用以克服对研究对象的结构化和静态化分析所带来的缺陷。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也不是一种僵化与静态的权力关系和治理结构，而是一种具有生成性特征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内部的社区认同和共同体想象需要在一系列社区公共生活实践中不断地生产出来，以维系社区居民的社会整合。这些公共生活实践是日常化和持续性的。居民在公共活动中形成互动，编织出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人际交往规范，聚集起社会资本，社区共同体得以不断建构。因此，本文尝试采取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性视角来考察新型小区中的社会整合与社区发育过程及机制。

（二）研究方法

在过程性视角下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跟踪一个新型商品房小区的发展历程。用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小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公共事件，包括各种公共活动和业主维权事件，它们构成了社区形成时间流上的关键节点。在这一考察中我期望展现小区中各种行动主体的精彩互动和博弈，揭示出行动背后所遵循的逻辑和原则，提炼出社区形成的一些核心机制。本文对过程性视角的采用，与“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一样，也与社会学对实践的关怀有关，也是想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那些“隐秘”。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力图将所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的实践过程。

一、进入小区

2005年5月14日，在一位师姐的牵线搭桥下，我们受到YF家园业委会主任南风的邀请第一次来到YF家园。在南风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作家，社区工作者”，在随后的交谈中我们渐渐得知南风是一位研究人类文明理论的作家，著有《中国文明论》等书。2003年年底在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之后，出于一种理想主义式的责任感，他放下了手头其他工作，成了一名全职的业委会主任。面对自己居住的小区和业委会主任之职，他感到既新鲜兴奋又充满挑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YF家园建设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小区内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不时地摆到南风面前，使初次接触社区工作的他感到棘手。

然而也就是这些困难使南风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现在商品房小区在中国还属于新事物，小区中有各种问题，到底如何来建设新的小区，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实现社区自治，大家都不太清楚。但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就属于这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天南风向我们介绍了YF家园的一些基本情况，领着我们参观了整个小区，向我们讲述自己担任业委会主任一年半以来的工作体会和对小区建设的种种思考。下午我们在4号楼大厅观摩了YF家园业主大会关于选聘物业公司事项的开箱唱票过程。由于最终的投票率与《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总投票权的三分之二(即66.7%的投票率)相差了1.3%，本次业主大会投票只好宣告无效。

南风的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因达不到法定票数而宣告无效的业主大会。同时南风向我们讲述的YF家园里的各种故事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在我们心头萦绕，激发着我们对YF家园的研究兴趣。那天也成为我们进入YF家园进行实地调研的开端。

二、小区概况

YF家园坐落于素有“亚洲第一居住社区”称号的北京望京地区的东南角，属于北京中高档商品房住宅小区。2001年一期开始入住，2002年二期完工，形成小区现有格局。它是由三栋板楼，一栋复式板楼，一栋塔式联楼，一栋商业办公楼，一个会所和一个中心花园组成的全封闭式小区。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北京CY区JXQ街道ZBL社区管辖。在地理上北面毗邻望京公园，与之隔路相望的是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更高档的YH别墅区。南依BJ电机厂，与该厂只有一墙之隔。西临SX彩显厂和SX照明厂，中间仅隔着一条彩虹路。西南不远处则是京城著名的798艺术区。

小区内有居民约776户，常住户约不到400户。其中外籍住户约20-30户。业主中商业界和演艺界成功人士居多，知识层次较高，绝大多数都是所在公司或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同质性较高，生活方式相近，这为他们日后相互的交流接触提供了契机和基础。在调查期间，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业主都有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会把国外的一些居住理念和实践带入自己的小区，有着很强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再加之他们拥有较多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使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治和维权能力。

三、小区“三架马车”

1.业主委员会：与其它很多商品房小区一样，YF家园的第一届业委会（当时称管委会）成立于业主的维权行动中。2001年初刚入住后不久，YF不少业主就因房屋质量、公摊面积、停车费、物业服务质量等问题与开发商和前期物业交涉，但得到的是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一再推托塞责，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有业主开始以《北京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办法》为依据筹划成立业委会的事宜。2001年7月1日，业主们发出了《致ZYJ置业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封公开信》，敦促物业公司按照《YF家园房屋使用、管理、维修公约》中的协定为业主提供小区的相关文件材料，协助业主筹建业委会。经过业主们的不懈努力，YF家园第一届业委会于2002年2月25日正式通过小区办备案成立。

由于第一届管委会委员缺乏理性的维权态度，再加上有个别委员想利用自己的身份谋取私利，结果他们不但没解决好小区的问题，反而给小区业主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混乱。在南风的提议下，小区召开业主大会弹劾了第一届管委会，随后选举产生了以南风为主任的第二届业委会。2007年2月4日，YF家园通过第三次换届选举平稳过渡到第三届业委会，成为京城首家“第三春”业委会。这三届业委会每一届都由7名正式委员组成，其中正副主任各一人。

从第二届开始，除正式委员外，又添设了若干名候补委员。第二届业委会还设立了专门的业委会办公室并聘请了专职业委会秘书来负责处理业委会的各种日常事务。业委会在小区中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履行业主大会召集人的职责；同时处理小区日常公共事务；代表业主与物业公司就物业合同进行谈判，监督、选聘和解聘物业公司；监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督促业主遵守小区业主公约；组织小区的各种公共活动等等。

2.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在刚入住的前期，YF家园的物业服务由开发商ZYJ置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ZYJ物业管理公司负责承担。由于该物业公司资质不够，专业化水平较低，服务质量达不到业主的要求，受到许多业主的质疑和诟病，有些业主甚至提议以不交物业费相威胁赶走ZYJ物业，由业主自己通过招标方式重新聘请新的物业。

这场斗争以开发商妥协而暂告一段落，2002年7月5日，开发商退出小区物业管理，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YD物业进驻YF家园，为YF提供专业化的封闭式物业管理服务。尽管这几年中，YD物业与YF家园业主就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服务费的收取等问题产生过无数次的摩擦和争执，但双方最终还是都能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化解分歧。在业委会和业主们的监督下，YD基本上能够履行职责尽量满足业主的要求。在我们调查访谈中，虽然也有一些业主对YD物业的服务略有微词，但大部分业主对其的服务还是持正面评价。YD物业在YF家园除提供通常的保安、保洁、保绿与维修服务外，还尽可能满足业主与业委会提出的其他合理的服务要求。

3.居委会：2003年8月底到9月初，在小区经历了“堵车风波”与早期维权事件后，南风看到了政府行政力量在解决小区突发危机中的作用。于是他主动与YF家园所在的JXQ街道ZBL社区居委会联系，邀请居委会派驻工作人员以指导和协助小区建设工作，居委会欣然同意。自那时起到2006年底，YF家园内一直有居委会的办事人员负责处理属于居委会份内的日常事务。

根据我们与居委会主任、派驻小区的工作人员以及业主们的访谈和观察，可以看出居委会在传统社区中承担的大部分职责在YF家园已经付之阙如，尚存的最主要功能就是小区纠纷调解。在小区业主间出现较大的冲突纠纷时，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往往会邀请居委会出面协助其解决。因为在他们以及业主们看来“居委会毕竟代表一种国家权力，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另外，居委会在小区中还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小区业主大会等重大活动和决策的指导者和监督者，也就是代表国家赋予这些活动和决定以合法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每次YF家园的业主大会和重大小区活动，业委会都会邀请居委会主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邀请他们致辞或总结发言，正是通过这种仪式性过程来为自己增添更多的合法性。

虽然居委会在处理小区各种纠纷中仍旧维持着一定的权威性，但不可否认，由于它在新型小区中的很多数功能都因不被业主所需要而消失殆尽，其在业主心中的认同度已大大降低。YF家园的很多业主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小区中有一个存在了近三年的居委会办公室。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角度而言，由于她们自己本身不是小区的业主，而且其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也比不上小区业主，相对于由全体业主选举出来的业委会委员，觉得自己“没有权力对小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指手画脚”。

四、小区的社团组织和公共活动

在一些热心业主的带动和组织下，小区中慢慢形成了一些业主自发的、基于兴趣爱好的各种聚会和社团组织。如⑴老年俱乐部；⑵YF家园足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⑶妈妈会，小小读书会，美德学习小组；⑷YF家园业主网络论坛网友聚会。

此外，业委会为促进小区业主们彼此的相识、交流和了解，增强社区业主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提高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也积极牵头组织面向小区全体业主的各种公共活动，如：“YF家园邻居节”，“YF家园植树节”、“YF家园元宵节灯谜晚会”等。这些业主自发的组织、聚会和活动为他们相互联络感情、交流信息提供了一个平台，营造了一个小区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公共生活展开的舞台，以满足人们同他人交流信息，共同活动的动机。公共空间的作用在于可以产生一种“场所精神（Geniusloci）”，激发居民的空间归属感。在公共空间中，业主们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慢慢地生产出小区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小区的社会资本。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YF家园的一员，无形中产生对自己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社区共同体想象。

一、堵车风波与前期维权：南风崭露头角

2006年南风入选《市民》杂志“中国社区十大维权先行者”，在接受该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提倡‘和’的维权理念，就是共赢。一个小区，没有业主、物业、开发商的共同建设，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业主就不可能过好日子，建设美好生活。”在如今小区业主不时与物业、开发商因各种纠纷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发生暴力流血冲突，各种业主维权事件不断见诸报端的现状下，作为“维权先行者”的南风却提倡“和”与“共赢”的维权理念，不禁使人有些匪夷所思。很多人都认为南风的“愿望固然很好，但是并不现实”。然而南风的提出自己的这一维权理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他自己对YF家园过去维权经验教训的反思。

YF像许多的新型小区一样，入住后不久业主与物业和开发商就开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纠纷。于是业主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维权”，有人开始在网上号召业主“联合起来，不交物业费”，有人提议“亟待成立业主委员会，有必要考虑更换物业管理公司”。也有业主就如何成立业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小区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2002年1月18日，YF家园爆发了轰动一时的业主维权“堵车事件”。在此之前停车位费偏高一直是业主们抱怨较多的问题之一，而原物业公司在开发商的授意下将小区车库停车费由入住时每月350元租金提高到每月450元。同时地面上又没有停车位。这等于强迫业主接受开发商的价格，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

第二天，管委会委员和业主代表与物业公司谈判，业主表示物业公司单方面将月租改为450元，高出了附近房价相近小区的收费标准，因而无法接受。物业公司则表示现在实行的收费标准是开发商经过科学的成本核算得出的。另外，收费标准是开发商制定的，物业公司无权变动。经过长达一天的僵持，物业公司和业主代表在19号晚达成协议：业主撤去堵门车辆；继续与物业公司、开发商进行对话，在一周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业主对这种仍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协议感到不满，认为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是在拖延和欺骗。有业主在YF家园业主论坛上发帖号召所有业主动员起来，停止缴纳物业费和停车费，并开展更大规模更持久的“维权PARTY”活动。

南风也反对开发商上调停车费，他支持业主们维护自身的权利，但不赞同采取激进的方式。南风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告诉我们事件的结果：“一周之后的谈判仍然没有结果。但是由于这件事闹得比较大，许多报纸报道，也惊动了公安机关和外交部。因为有两个国家的大使住在跟我们一个大门出入的YH别墅，小区的路堵上以后影响到了大使车辆的正常通行，报告到外交部。这时只好政府介入。最终开发商服软，同意所有业主无条件免费在地库停车。开发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堵车事件中起着组织作用的几个管委会成员成了小区的维权英雄。”

“地库可以免费停车！这下很多业主都高兴了，但高兴劲过去之后问题也很快接踵而来。”南风回忆事情的后续发展时说道，“开发商从一个极端涨价到另外一个极端，一分钱都不收了，爱怎么停就怎么停”。这样，导致新的不合理出现，“虽然你可以随便停但是毕竟大部分人还是交钱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矛盾呢，交钱的人如果回来晚了，那不交钱的人就把人家的地儿给占了。”结果，“业主之间彼此打起来了，极端的人认为说我们这次维权成果巨大，而且胜利了，我们要继续维下去就是不交这钱，我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我说如果我们反对别人强权欺负我们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联合起来以后也欺负别人，这不对的，我说我们还应该理性的去跟他们谈判。”

而管委会有些委员就属于这些极端的人，南风开始觉察到管委会带领大家维权的方式可能有问题。这些人进了管委会后，要么不干事，要么处处找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毛病。他们提出的270元的停车费价格开发商绝对接受不了，于是退出了物业管理，找了一家大的连锁公司YD物业来接替他们。YD公司同意停车费重新降回350元一个月，但谈判还是崩了。管委会的理由是：350元与270元差距太大。南风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每年免一个月的停车费，共免两年。但管委会提出永远免下去。结果又一次谈崩。有一次开会，南风惊奇地发现斗争积极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交物业费的。他开始意识到他们不是想带领大家过好日子，而是想方设法鼓动业主的不满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久后南风知道了管委会主任的私心，这个从法国回来的年轻人起初打算利用自己管委会主任的身份要求YD物业公司聘用自己的妻子担任隔壁YH别墅管理项目的负责人，遭到YD物业拒绝。于是耿耿于怀，想煽动业主利用不交物业费的方式，赶走现在的物业公司，由管委会自己主持物业管理，业主们向管委会缴纳物业费，把管委会公司化。南风坚决不同意这样，“你不是专业的物业公司，没有一点管理服务的经验，这等于是拿着业主几百万、上千万的财产搞实验，那哪成啊！”

眼看小区前期的物业合同快要到期了，而管委会提出来的物业收费标准YD物业公司无法接受。在停车费问题上，管委会的出价也还是过低，经过长期谈判未果。“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经过了7个月的谈判，YD物业多次劝告管委会进行认真谈判，甚至为了让管委会满意，撤了十分敬业的张经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讨得管委会欢心，于是YD物业借着合同到期从小区撤出。造成没有保安、汽车乱停、没有人收垃圾的灾难性局面。YF家园的房产面临大大贬值的危险，引起了小区所有业主的愤怒和不满。管委会还在那振振有词地说这是YD物业在要挟业主。” 面对物业的突然撤离，小区正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管委会无可奈何，只好向北京市房地局物业处和CY区小区办等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下，物业公司才同意暂时维持YF家园的物业服务。

但业主内部混乱的局面还在继续，管委会无法收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风以个人名义召开了一个会，宣读了《两种思想的斗争》的文章，提出应该召开业主大会看大家是否还支持管委会，准备弹劾管委会。管委会主任蛮自信地同意了，并表示如果50％投不信任票他们就集体辞职。因为他觉得南风不过就是一个人在瞎嚷嚷，而他们是一帮人。而且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业主们很少有人参与投票。他们在选票三个问题的设计上设置了逻辑陷阱，而且票也是他们的人发到每户去的，并进行了诱导：“物业侵害咱们业主的利益，管委会带领大家维权，你是否支持管委会？大家肯定说支持”。

管委会觉得稳操胜券，可开箱唱票的结果却大出他们的意料。YF家园一期共有业主399户，大会共收到有效选票271张，占全部业主总数的69.49%，符合《物业管理条例》的业主大会须有超过半数以上业主参加的规定。而在这271票中，共有149票同意改选管委会，占参与投票业主的54.98%。管委会主任不服，到CY区小区办反映情况。因为这个业主大会此前没经过政府的程序批准，他希望小区办宣布会议结果无效，结果小区办领导却说“我让你们别开会，你们要开，既然开了那就得尊重民意。”最终管委会只好被迫辞职。

管委会辞职后，小区既无业委会也没有合法的物业公司，小区必须尽快选出新的业委会，然后组织大家投票选聘物业公司，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在小区办、社区居委会、开发商几方牵头下YF家园成立了业主大会筹备组组织选举。因为南风在前一段时间里单枪匹马站出来与管委会主任争论，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不少业主已经认识他并了解他的一些维权理念，大家都劝他参选，把他直接推荐到了筹备组。2003年12月20日，业主大会开箱唱票，南风以84%的投票权当选为业委会委员，以全票当选为业委会主任。

南风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成为YF家园的第二任业委会主任。南风觉得应马上给业主们以安定。他组织业主投票选择物业，84%的住户选择了被前任气走的YD物业，新业委会主持了物业管理合同的签订工作。他开始反思以前的维权经历，认为业主、业委会、物业、开发商各方的理性、理解和宽容是建设小区的关键。

二 、“理想国”实践：公民教育与制度建设

（一）“理想国”理念

南风是YF家园最早入住的一期业主，在刚搬入小区时，他心中充满憧憬，住入新房没几天就邀请左邻右舍来家中“温居”。由于经常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加上自身性格热情，善于结交，不久南风便结识了很多邻居。他经常地在家中举行聚会，邀请邻居好友参加。对于南风而言，正所谓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邻居间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崇尚古希腊文明和民主的他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自己居住的小区其实可以通过邻居们共同的努力建设成一个“理想国”。

（二）小区现实：公民意识的缺失

南风毫不犹豫地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想国”主张。然而现实与理想总存在着差距，随着在小区中居住时间的延长，小区中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其中最使南风感到痛心疾首的就是一些业主缺乏公德意识和公民意识，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小区中的私搭乱建，侵占公摊，损害公共利益。在我们第一次去YF家园时，南风领着我们在别墅区旁和小区内参观，他就将这些大煞风景的“私搭乱建”一一指点给我们看。

南风实在看不惯这种状况，不愿做“沉默的大多数”，他怕这样下去，YF家园会变成过去的筒子楼大杂院。他认为这是一种“业主之间的伤害”和业主的“自毁行为”。南风说一提到业主的权力，大家就会想到“维权”，想到骗人的开发商和让人一肚子气的物业公司，而他认为“维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有三个层次，业主与开发商、物业的矛盾只是第一、二个层次，而维权的最高层次在业主与业主之间。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业主的伤害，我把它叫做肌肤之患，因为他们大不了骗你点钱，坑你点面积，这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而真正的伤害是业主和业主之间的伤害……比如小区中的私搭乱建，侵占公摊面积，在楼道公共区域乱堆杂物，装修时拆承重墙，严重的可以导致楼毁人亡。这些伤害是来自内部的，是持久的、深刻的和毁灭性的。它们会直接导致业主用一生积蓄买的房产大幅度贬值，使业主的生活品质下降。”

南风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虽然业主们生活的物质水平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但精神水平没有跟上，缺乏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虽然小区中存在着问题，但是南风并没有放弃自己进行理想国实践的希望，他认为新型小区是“最有可能进行文明突破的地方”。

（三）公民教育

针对小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刚刚走马上任的南风便开始了以公民教育和制度建设为内容的小区建设工作。他要把自己“理想国”计划切切实实的落实到行动上，而不是简单停留在口头上或理念中。

南风考虑到业主们经过前管委会时期漫长的斗争和混乱后，首先需要恢复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对自己小区的了解。他邀请组织业主参观整个小区的内核：设备间、机房、中控室、保安驻地等。使业主对物业的复杂工作多一份理解。南风也想以此种方式“让大家意识到其实自己花钱买的不只是门内的小家，更是YF家园这个大家，包括整个小区的一草一木。小区的公共利益就是业主的个人利益，两者是统一的。”

1、业主互助：顺风车站

南风实施小区公民意识教育的第一大手笔就是在2004年2月底在小区设立顺风车站。触动南风下决心把顺风车站变成现实的是一次与法国回来的朋友的谈话，那个朋友向他讲述一段自己在法国受一位法国农民帮助脱离困境的亲身经历，使南风深受震撼。“让人们在互相帮助中感受到一点温暖！”于是南风在朋友的启发下决定在YF家园建立 “顺风车站”。当他在小区里贴出通知后马上得到了有车业主们的积极响应，顺风车站成了小区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南风告诉我们一个老年业主在搭了顺风车后回家后就跟儿子说“儿子，今天邻居拉我了，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你记住，明儿你路过车站的时候，你一定停下去拉别人。”南风认为这就是一种教育，它不是一个说教，但这种教育是稳固的和持久的。

2、家园想象：邻居节

南风在小区中发起的第二个重要活动就是邻居节。为了“改变了谁也不理谁的邻里关系，让邻居间彼此熟悉、关爱，营造一个温馨的大家庭”，2004年5月15日，YF家园在中心花园举办了首届邻居节。当天到场的业主达三百多人，远远超出了南风的预计。业主们带来了亲手制作的99道菜肴，一些业主还准备了歌舞节目。邻居们共同品尝美味，欣赏表演，相互交流，结识朋友。整个小区都沉浸在温馨欢快的气氛中。

第一次邻居节办得很成功，从那时起邻居节已经办成了在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六举办的小区固定聚会。而且在业委会与物业紧密合作和精心策划下，随着举办经验的不断积累，后几届邻居节质量越来越高，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CY区区长在第二届邻居节时还特地写信表示祝贺。很多业主就是在邻居节上结识为朋友。一位业主面对热闹的邻居节现场说道：“好像是四合院里的一大家人。”另一位业主也说：“看到这么多的邻居聚在一起吃东西、聊天，我特别高兴。这么亲密的邻里关系，我在老家没有，在女儿原来的亚运村住处也没有，但在这里，我却能和周围的邻居这么近的互相了解。”

3、邻里互动：社团组织与公共活动

为唤起业主的爱心，南风与其他业委会成员、积极分子在小区发起了年底给保安捐款过年的活动，每年都能收到几万元。为活跃小区生活，增进邻里关系，业委会还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在5号楼大厅举办“元宵节灯谜晚会”。在四月中旬左右，举办“YF家园植树节”。六一“儿童节”时，组织小区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开展各种游戏活动。重阳节时，组织小区老年人去香山登高望远，观赏枫叶。

小区内还活跃着各种非正式社团组织和业主聚会，如“小小读书会”，“妈妈会”，“老年人俱乐部”，YF家园足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YF家园业主论坛网友聚会等等，这些都是业主自发组织的。南风对此全力支持和鼓励，他认为：“社区中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也是把大家凝聚起来的一种方式”。他自己就是小区“美德学习小组”组织者，也召集业主一起骑车远行，还不定期地在自己家中举行家庭聚会，邀请邻居们参加。

在谈到为什么要组织这些聚会时，南风说：“开始，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总要有一个或几个人开始张罗着把大家聚在一起，总要有几个人无私奉献，使大家建立起互信，并开始团结在一起，一个带动两个，两个带动四个，慢慢的大家的心就聚拢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邻里关系。”

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一书中谈到群体时认为，没有群体，只有群体形成（no group, only group formation），而群体形成就是群体成员的不停操演（constantly perform），即群体内行动者的运作（work）。也就说群体不是一个存在物（existent），只有在群体成员的各种活动运作中，群体的边界才得以显现，群体才被其成员和外部所感知，群体才得以存在和延续。群体的活动运作成为把群体成员联接起来的载体。一旦群体内部的活动运作停止，成员的联系没有了途径和平台，这个群体也就随之解体。在小区中，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组织和聚会构成了小区业主的操演和运作，使业主们感知到彼此的存在和同质性，对社区共同体生活产生认同，社区共同体由此在业主的意识中想象成形。

（四） 制度建设

除了运用各种方式唤起业主的公民意识和对小区的认同感、责任感，激发业主的参与热情外，南风还力图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来完善业委会的运作，动员业主参与，建立积极分子网络，协调各方关系，从而有效地实现对小区公共事务的业主自治和民主决策。“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公民参与解决社区层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仅进行自我的‘公民试验’，而不是制度建设，结果是无法复制，推广，那将失去‘公民试验’的意义”。南风在就职业委会主任时就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一届业委会委员都不干了，换上了新的一届因为有我们的制度建设而使他们能更轻松顺利地为广大业主服务，因为有我们的制度建设而使他们的工作完全在广大业主的监督之下，从而赢得业主坚定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他下决心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

1、业委会制度建设

通过南风与其他业委会委员们的探索，并借鉴其他小区已有的成功经验，YF家园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业委会内部运作制度体系，包括：⑴会议合议制和民主决策制。有关小区一般公共事务的决议必须通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签字才能生效；⑵委员分工负责制。小区内的不同事务由各委员专门负责，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最后再碰头讨论决策。⑶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业委会所有重要文件都存档备案，以便业主查阅；⑷财务管理制度。业委会经费来源于业主所交纳的物业费，每月4分钱每平米。由物业设立专门的账户代为保管。主要用于小区各种公共事务和活动费用以及业委会日常运作的办公费（包括业委会秘书的薪水）。此经费不由任何业委会委员经手，委员只是现金花费的监督人。一般都由物业和业委会秘书首先制定详细预算，经半数以上委员审核签字后，由物业和业委会秘书负责预算的执行，所得发票再经半数以上委员签字后方可到物业财务处报销结账；⑸业委会秘书办公制度。业委会秘书由业委会聘请专职人员担任，全天坐班，负责业委会的各项日常事务。

至于外部监督制度，南风给我们介绍的YF家园经验：“一是‘公示制度’的建立。什么事你首先要透明，尊重大家的知情权。……我们还在小区业委会办公室外，专门开一个‘警醒栏’，供业主批评业委会，批评物业公司用。……业委会的所有会议都公开，业主可以旁听。业委会的会议记录，文件传阅都可以向业主公开。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记录所有业主的意见，定期向业委会报告。这样就能保证各方面的沟通、监督。而且，做到业主有问必答，让业主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并鼓励业主积极参与小区事务。”

2、发展小区积极分子网络

南风小区制度建设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小区中尽可能的发动业主参与公共事务，并把小区积极分子有效的组织起来，使业主的参与制度化和组织化。南风不断在小区中发起各种活动和聚会，鼓励业主自发成立各种社团，以唤起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业主已经逐渐相互联系和熟悉起来，有些还成了很好的朋友，形成了小区内的朋友圈子，这些都成为南风发动小区积极分子的有利条件。

然而，发动业主参与小区活动与发动他们参与小区公共事务处理、从事社区公益活动毕竟不是一码事，前者依靠的是业主们的兴趣和对休闲娱乐的需要，后者依靠的是业主对自身利益（扩展为小区公共利益）的关注以及责任感和公益心。当我们问南风他是如何发展小区积极分子时，南风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去敲邻居家的门，告诉他（她）你是谁，你需要大家出来做公益，问他（她）有没有兴趣和时间参加，有些业主会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有些就会说对不起没时间，甚至直接把门一关。”

从访谈中，我们得知了南风发展小区积极分子的大致过程：首先，他以前挺身而出与前管委会的论战，在小区中发起各种活动聚会，以积极姿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以及独到的维权理念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小区建设主张，使他成为小区的“名人”，使他的上门拜访相对而言变得比较容易，也增加了成功的概率。其次，小区中的各种活动和活跃的社团组织，给小区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使业主对小区公共生活有种满足和认同感，愿意为小区事务出一份力。对于中产阶级的业主而言，从事小区公益活动，是体现自己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最后，成为积极分子后，业主还有机会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宽视野和增加信息渠道。这些都促成了YF家园积极分子群体的发展。老的积极分子会带动周围的邻居和小区中的朋友，逐渐发展新成员。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并形成一个积极分子网络。参与小区公共事务本身也加强了业主间的相互联系。

3、推进业主参与的制度化与组织化

接下来，就是将这些积极分子的参与制度化和组织化。首先是建立门楼代表制。通过积极分子自荐或其他业主推荐在各楼产生楼长和单元长。每个单元又发展几名积极分子，负责本单元的几个楼层。这样就形成了业委会——楼长——单元长——楼层积极分子——普通业主的联系网络。在此基础上，第三届业委会将小区的所有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于2007年3月31日成立了专门的“YF家园顾问委员会”。

除此之外，由于业委会和物业公司都没有执法权，当遇到小区中一意孤行的违反物业条例和破坏小区公约的业主时，业委会和物业往往感到束手无策，对此南风向有关政府部门提议要求“执法进社区”。而对于小区内的各种纠纷，南风则设想筹建“YF家园和谐社区建设委员会”作为小区的协商调解机构，并为此专门草拟了一份《YF家园和谐社区建设委员会章程（草案）》（2005年6月15日）。

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南风和业委会其他委员以及关心小区发展的其他热心业主在实际处理小区公共事务的工作过程中，在进行小区自治中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完全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规则和秩序。然而“有再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广大业主的积极参与也是白搭”，南风在担任业委会主任的实践期间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不解决人的观念问题，有了好制度也没用。”而人的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南风觉得自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一切都还得慢慢来”。

2007年12月，南风搬家了，本章“业委会主任的故事”到此也要告一段落，然而南风对小区建设中公民教育和制度建设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仍在继续，YF家园中业主们的社区生活也仍在继续。南风居住在YF家园六年的经历正好见证了小区的发展和社区发育过程，在这过程中充满着小区各主体间大大小小的分歧、纠纷、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有着相互间的妥协、退让、协调与合作，这些构成了当前中国城市新型小区生活的基本形态。在给邻居们的告别信中南风写道：“开始，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总要有一个或几个人开始张罗着把大家聚在一起，总要有几个人无私奉献，使大家建立起互信，并开始团结在一起，一个带动两个，两个带动四个，慢慢的大家的心就聚拢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邻里关系。”寥寥几笔勾画了YF家园由一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世界形成新邻里关系的基本图景。南风在YF家园的社区建设实践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新型小区的社区发育和业主的社会整合过程与机制的机会。

Community：Pursuing the Dream，Living the Reality. Suzanne Keller著。图片来源：Amazon.com。

 

美国学者苏珊娜·凯勒（Suzanne Keller）对美国新泽西州东温莎镇双子河（Twin Rivers）中产阶级社区为时两年实地研究就探讨了一个全新的规划社区如何经过30年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的过程。近期台湾也有特别关注社区如何在保卫家园的集体维权行动过程中得以营造和建构的社区运动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也关注于社区形成，但它们基本仍是在都市运动的研究框架之下进行分析，未能对社区共同体形成机制做出剖析。而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此外本文也特别关注新型商品房小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发育所发生的外部社会背景与制度条件，并尝试对小区业委会与外部其他行动主体的关系与联接形态进行概括分析。

一、 社区共同体形成机制

1、基于公共权利认同的集体维权行动机制

卡斯特在讨论地方社群的区域认同时指出“人们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认同。”他的假设是：“要达到如此的结果则必须经历社会动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参与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并非具有强烈革命性）并在其过程中发现彼此共同的利益，人们以某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新意义也就有可能产生。”

卡斯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社区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逻辑的同时也是现实的起点：即参与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都市运动。结合本文的研究，在新型的商品房小区内，业主集体维权行动（都市运动的一个基本类型）的开展过程与业主产生共同的权利认同，走向团结一致，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是统一的。

由于新型小区的业主通过市场购买商品房成为小区居民，相互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关心的事件将大家聚集起来，小区中的业主往往就处于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而外部其他主体对业主的侵权行为，一方面破坏了小区内正常的生活秩序，对业主的权利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可能产生的“非预料结果”就是迫使业主进行社会整合，团结一致“攘外”。这应证了齐美尔与科塞所说的外部冲突的具有加强群体内部整合的功能。

业主与外部侵权行为作集体抗争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感知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形成公共权利认同。公共权利认同形成的基础是小区房产的私人所有权与公共部分的共同所有权的结合。由于业主们具有较高的知识层次和较广博的视野，因而有着较清晰的权利观念和较强的权利保护意识。他们意识到自身利益与小区的共同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区各种状况的好坏会直接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房产价值。在面对其他主体做出的有损小区公共利益的举动时，他们会寻求将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达汇聚成群体性的社会利益表达以增强利益诉求的份量和影响力。这种对公共权利认同成为业主们联合起来发起集体维权行动的一个原初动力。

外部的侵权激活了业主的权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集体性的权利诉求，先前不知彼此姓名的业主相互结识，维权积极分子也脱颖而出。在维权积极分子的动员下，小区中的部分业主汇聚到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的维权团队中，通过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合理利用业主们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在集体维权行动中，业主的卷入和参与本身会进一步促进彼此的接触和联系，形成一种良性的邻里关系。业主对参与集体维权行动的自我归因和意义诠释也增强了他们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斯科特所言“不论（都市）运动是否达成明显的成果，对参与者或对社区来说，‘运动’本身的存在即产生意义。这种意义不只存在于运动期间（通常是短暂的），而且存在于地方的集体记忆中。”

2、小区精英的领导与感召机制

在业主集体维权的进行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个或几个最核心的维权积极分子，他们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语言或文字的感召力，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和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来感染和动员业主。他们扮演着召集人、组织者、决策者和业主共同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引用法律话语来确认业主拥有的权利，在法律文本提供的“抗争的制度空间”中倡导“依法维权”。他们使用“正义”“公正”等词来形容业主的集体维权行动，为业主的行动赋予崇高的价值意义，以此激励业主们的参与。他们也会不断地提醒业主们“我们是邻居”， “像一家人”，“小区是大家共同的家”，通过运用这些带有强烈家庭亲情色彩的叙述话语，使业主们产生一种具有温情的生活共同体的想象。

他们还会运用各种方式积极建构与其他业主的关系网络，把所有积极分子聚集整合到自己周围。他们在小区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小区积极分子网络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他们靠动用自己的人情关系来发动自己的邻居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小区成立业委会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区精英会被大家推选为业委会委员或主任。在从事业委会工作后，这些小区精英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业委会这一组织平台将小区积极分子网络和业主的参与制度化和组织化，以便使业主能更有效地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决策，实现对物业服务的日常监督以及对小区的自治管理和民主决策。

帕尔马格（Palmag）根据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提出，民主是“制作（crafting）”出来的。“制作”在此时是指精英提供民主产品与选择民主化策略的过程。就小区的发展而言，小区精英能够起到凝聚意见、引导方向、制定策略的作用。

3、业委会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整合机制

业委会作为小区业主的自治性组织和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在处理小区公共事务中以及与物业、开发商、居委会等其他主体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唯一能全权代表小区全体业主利益的合法组织。其合法性基础有两个：⑴国家认可，即业委会要经由政府小区办备案后方才能正式宣告成立，它平日的工作和决策在名义上也要接受街道居委会的指导与监督；⑵业主认可和赋权，即业委会必须由全体业主参加的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任何业主都有权监督业委会的日常工作和决定。

业委会在发起一项涉及小区全体业主利益的行动时，此行动具有合法性的最关键体现就是能够获得足够多业主的支持和参与。这就要求业委会具有较强的业主动员能力以便在需要时最大限度的争取到业主的实际行动支持。

在长期小区建设的实践中，业委会中的小区精英们探索出了一系列将小区积极分子网络和业主参与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举措：创设顾问委员会，成立专项问题小组，设立门楼长制度等等。这些向全体业主开放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使业委会能够尽量利用小区业主的各种资源更容易地开展日常工作，增加了工作透明度，更好的接受业主的监督；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为业主的“权益性参与”提供了平台，业主们都可以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和控制权，有助于业主成为负责任的行动者，从中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增强了业主对小区的归属感和对业委会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业主们承认业委会对其共同利益的代表地位，在遇到侵权事件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向业委会求助，请业委会出面解决。通过业委会的策略性谋划后以对业主最有力的方式向其他主体表达集体利益诉求。这样业委会本身作为业主自发组织的产物，在成立后以制度化和组织化手段进一步发挥其整合业主的功能。

4、小区社团与公共活动的社会资本聚集和共同体认同机制

小区中业主自发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和召集的聚会以及由业委会筹办的面现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活动也是激发业主的参与热情，培养业主对小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重要机制。

首先，这些社团、聚会和公共活动为业主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机会。在持续交往中，业主们交流信息，互助合作，逐渐积累起彼此间的信任，形成一定的交往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开始增加。通过此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业主间的交往结构为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潜在的人情关系基础。

其次，一些社团活动和公共聚会，如在邻居节中业主们自己烹饪菜肴，表演节目，与邻居分享快乐，很容易营造一种如大家庭般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业主们在亲身参与中会体会到“主人翁”式的主体意识，产生一种关于“家园”的社会区共同体想象。再次，随着许多媒体对YF家园开展的典型小区活动（如顺风车站和邻居节）的广泛报道，这些活动成了小区生活品质与和谐邻里关系的象征，也成了小区在社会中的“名片”，业主们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泰弗尔等社会认同论者认为在群体内的获得的积极情感体验促进个体对群体的认同）。这些小区名牌活动给YF家园带来的社会知名度无疑将有助于增强居住于此的业主对小区共同体的认同感。也有利于使业主对小区的认同由一种单纯的共同利益认同逐渐转化和升华为更具持久性的情感认同。

二、 社区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与联接

以上社区共同体形成机制促成了小区内部整合，加强了业主间的互动与联接。然而我们还须注意到，其实小区向社区的发育过程并不是纯粹的自组织过程，它并不孤立于外部环境（包括外部行动主体、制度条件、法律基础、社会背景等），而是无时无刻不在与外部其他主体发生互动、关系与联接。在对YF家园的社会生活、公共事件以及维权行动的考察分析中，对于小区最重要的自治主体——业主委员会而言，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出它与物业、居委会、其他业主自治团体（或维权人士），甚至是与抽象的国家的关系与联接：

1、业委会与物业的关系与联接

两者之间的联接基于的是市场契约关系。虽然在小区遇到严重的物业危机之际（如物业撤离），政府行政力量会介入这种市场契约关系之中，但在一般情况下，业委会代表小区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合同并监督物业履行合同中规定的职责，两者是一种平等市场主体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物业与业主发生利益纠纷时，业委会会以理性的态度与物业协商解决问题，尽量能实现一种“双赢”的均衡状态。

 

《物业管理条例》。图片来源：Amazon.com。

 

2、业委会与居委会的关系与联接

虽然两者都是自治组织，然而由于居委会在实际运作中处于政府行政的“末梢”位置，协助政府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责，在《物业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了居委会对业委会有监督指导权力。业委会在备案等过程中会受制于居委会。因而在业委会的运作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与居委会的“权变合作”关系，即业委会与居委会的合作与互动是策略性、工具性的。业委会在日常的程序性事务中会积极与业委会合作，如邀请业委会领导参加业主大会和各种小区公共活动，借此来增强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但在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处理与决策上，业委会会坚决地坚持业主自治与民主原则，保持自己行动的自主性。在居委会侵犯到业主共同利益时，业委会会采取一系列策略性行动来最大限度的维护业主利益。

3、业委会与其他业主自治组织的关系与联接

这种关系与联接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形式。直接的形式是YF家园业委会主任直接参与有关业主维权和小区建设的研讨会，与其他小区的业委会主任交流业委会工作及小区建设经验。小区中举办重大活动时会邀请其他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或知名的业主维权人士来小区观摩。在小区进行维权行动时也会邀请其他小区的维权人士传授维权经验。间接的形式表现为业委会在制定本小区的各项规章制度，与物业签订物业合同等时会借鉴其他小区已有的版本。因而业委会与其他业主自治组织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学习经验，促进发展的互动过程。

4、业委会与国家的关系与联接

由于国家目前在小区的治理具有“抽象性”，因而业委会与国家的关系与联接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互动。国家权力会以“在场”的形式渗透入小区。而业委会或业主在需要时亦会采取联系相关政府部门，引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领导的讲话等方式与国家相遇，以此来为自身的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增强与其他主体博弈时的胜利筹码。

 

塔尔德。图片来源：NYPL Digital Collections。

 

拉图尔否认实体性社会的存在，他继承了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联系原则，指出“社会的本质在于联接（association）”，对社会解释是要将各行动主体联接起来，去追溯一个行动的网络。而联接与网络的形成依靠的是行动者不断的行动实践。这就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实体论与社会建构论。这种“联接的社会学”使我们在考察小区的社会生活、公共事件、各种社团组织和聚会活动时能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作为业主们的行动实践本身就具有建构社区共同体的意义，它们构成小区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发生关系的中介脉络。它们的存在就是社区发育与业主联接形成的见证。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机制促成了小区内部的整合与联接，而在社区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小区与外部环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互动与联接则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共同体的自主性与能力。

文字编辑：林上

推送编辑：侯安琪、沈适

审核：范新光

本文节选自盛智明硕士论文《从“小区”到“社区”——对北京市YF家园的个案考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