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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凝、贾宇婧 | “合意”之礼:农村彩礼攀升机制研究——甘肃L县高彩礼的案例分析

编者按

本期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凝、贾宇婧2019年合作撰写的挑战杯竞赛论文《合意之礼:农村彩礼攀升机制研究——甘肃L县高彩礼的案例分析》,指导教师为田耕副教授。该论文曾获第十届首都挑战杯三等奖、北京大学挑战杯二等奖。随后,作者与指导教师进一步深化彩礼的调查与研究,拓展经验内涵与理论深度,写作论文《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发表于《社会》2020年第1期。竞赛原文被收入《在田野中成长:北京大学挑战杯获奖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22)。

王思凝,2016-202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就读,目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0级硕士研究生。

贾宇婧,2016-202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就读,目前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近年全国各地的农村高价彩礼现象引发了国家、社会与学界的关注。该文试图突破婚姻市场论对高价彩礼的因果分析机制,认为其没有挖掘高价彩礼背后的人情内涵和社会意义,希望通过深入经验材料来探究彩礼的攀升机制及高彩礼背后的本质问题。研究发现,商议彩礼的目的在于双方家庭达成合意,彩礼主要依据远街高礼的情理标准来确立,发挥平衡姻亲秩序的社会功能。在这一合意机制之上,部分女方家庭受天价彩礼及计划生育造就的一儿女家庭结构影响,倾向于提高彩礼价;在关系网络、远街高礼的地域结构以及示范效应的协同作用下,各地礼价相应提高;而男方家庭出于陪嫁可商议的考虑,以及父系家庭制度下为子成婚的伦理义务要求,倾向于同女方达成合意,从而实现了彩礼的攀升。该文围绕高彩礼展开的社会意识与行动,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家庭伦理同社会转型遭遇碰撞的更多社会事实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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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凝(右)、贾宇婧(左)

 

合意之礼:农村彩礼攀升机制研究——甘肃L县高彩礼的案例分析

作者:王思凝、贾宇婧

指导老师:田耕

 

引言

2016年,家泽和未来亲家母结束了通电话之后,终于决定要帮儿子把婚结了。

 家泽只有这一个儿子,虽然读书不太好,他还是花了5万元供他读了本省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如今在东部省份打工。所幸,儿子早早谈了对象,是高中同学,他不必像亲戚朋友那样为孩子找不到媳妇而发愁。16年腊月二十四,儿子回家过年告诉了他这件事,他还并不着急操办婚事,因为觉得儿子才二十三岁,还可以往后推三两年。只是第二天女孩的母亲就气势汹汹地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女儿的年龄拖不起了,他若再不提亲就安排她另寻他人相亲。

 想到女孩和儿子谈了三年恋爱,彼此脾性等各方面已比较了解,家泽决定不等了,腊月二十六,他便前去拜访Q乡的亲家,商量彩礼。他原想女方家在山区,自家小康屋在镇上,条件还不错,又是独子,彩礼十二三万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对方开口就要20万,作为中间人的儿子的二姨夫,磨破嘴皮也只讲到了166千元。家泽仍觉得比预期高出3万,并未答应,先搁置下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亲家母又来了通电话。原来,儿子女友嫌母亲彩礼要的太高,和她闹了矛盾。女孩告诉母亲:你钱要的再多,不管人家答应不答应,我们两个人是永远分不开的,不是这个钱可以把我们分开的。但是亲家母仍然态度强硬,不愿让步,希望家泽可以应下166的礼金。

 家泽感到儿子与女友感情深挚,再者逢年过节,亲朋好友总问起儿子的婚事,当得知因家泽嫌彩礼太高而使这件事陷入僵持状态时,他们纷纷训劝家泽——“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娃娃的感情用金钱来衡量,你掏多一点就掏多一点了,咱们有人了还怕没钱吗?

 于是家泽最终想通了——“钱也无所谓,高三两万块钱也闲着,咱们身体好的话,多打两年工就挣回来了。正月初三那天,他和哥哥去女方家里敲定了婚事,答应了女方一切要求。

 当地有儿子的家长都会为彩礼钱发愁,大多都是东拼西凑才能集齐。家泽儿子的婚事所花的22万里,他找亲戚借了7万,信用社里贷了5万。眼下虽然儿子已经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他的义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债务尚未还清。不过令他欣慰的是,儿子也会为他分担一点债务。更重要的是不管花了多少钱,他终于帮助儿子娶上了媳妇,媳妇也懂事、理解人。在给儿子掏彩礼钱这件事上,家泽表示,再不容易,儿子总得成家,这是父母该尽的义务。抓养成人,娶妻生子,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虽然亲家母彩礼要的高,让家泽很不高兴,但他也能理解亲家母的做法。毕竟姑娘嫁人后就不再承担娘家的养老义务,父母要下彩礼可另作他用。但是他又觉得,作为女方家长,如果是个明事理的人,看到女儿找到了好人家,还是应该尽量少要点彩礼。

《礼记·坊记》载:男女无媒不相交,无帛不相见。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家庭缔结婚姻的必行之礼,至今在农村地区犹为突出。而今天价彩礼在我国各地不断曝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批评。2019219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虽然多地政府早已介入干预,媒体舆论亦不断施压,然而礼金仍有不断攀升之势。甘肃L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该县当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5.7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66.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06元。2016年该县彩礼已达15-18万,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0倍左右,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经济承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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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书影,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本。图片来源:爱如生数据库。

 

上述家泽的案例中,亲家母咄咄相逼,主导着礼金的确定,似乎印证着婚姻市场上女性的优势地位。但同时,在说彩礼这场拉锯战中,诸多因素被提上台面,双方似乎又是在不断放松标准以达成彩礼的合意——这对婚姻市场论提出挑战。这一过程究竟如何实现?为何彩礼会连年攀升?高彩礼背后的社会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笔者的核心关注。

不论是当地人还是相关领域的学者,现在普遍认为高彩礼是婚姻市场上男女比例失调的后果之一。在学术研究领域,以经济理性为驱动的彩礼要价理论作为产出该观点的基础,聚焦着更多人的视线,而关于彩礼商议的经验性材料显著不足——经验细节的缺失很可能意味着高彩礼背后的深层社会逻辑或许尚未被呈现。本文试图由宏观结构转移至行动者的分析层次,从行动者赋予彩礼行为的意义出发,探究彩礼攀升的机制,以期补充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关于中国彩礼的研究回顾

诠释中国社会中婚姻交换的理论主要有婚姻偿付理论与婚姻资助理论。根据婚姻偿付理论,女性权利从原生家庭到婆家的传送以彩礼的完纳而生效,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学者强调作为生产者的妇女价值的上涨,将补偿视为彩礼支付的核心。对妇女的支配权被转让时,群体之间的姻亲关系就建立了起来。刁统菊总结的关于婚姻支付的家庭意图说,则强调姻亲关系成为女方家的重要社会资源。这些观点都认为彩礼和嫁妆在男女双方家庭的姻亲关系中具有特定的意义与功能。

婚姻资助理论将视角转向纵向的代际财产转移——财产虽然初步经彩礼从男方家流入女方家,然而其中一部分又作为嫁妆流入小家庭。阎云翔指出下村的婚姻支付从70-80年代开始愈发由偿付向资助转化,年轻人的自主权上升,嫁妆作为小家庭发展资产而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在L县,彩礼在二十万左右时,嫁妆大约只有几千块钱到两三万不等。资助理论较难解释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彩礼极高而嫁妆很低的社会现象。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婚姻圈、婚姻市场理论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研究彩礼。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打工浪潮,从而引发了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农村传统婚姻圈被打破,青年男女在更广阔的婚姻市场中择偶。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收入高于自己,使得农村女性向外流动的比例增大,造成农村婚姻资源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原本包含了物品的彩礼越来越转变为单纯的货币支付,其补偿和资助功能向婚姻交换功能转变。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相应出现——农村大量的男性剩余使得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随着仪式的简化,婚姻中彩礼的经济性质更显著而文化意义弱化,男方不得不被迫答应女方家庭的要价,呈送高彩礼以弥补其劣势。在婚姻市场理论视角下,双方皆被视作理性经济人进行要价与购买,但在L县,彩礼绝大多数转移至女方父母手中,新娘所得嫁妆并不多,甚至婚后还要替男方家庭负担一部分债务。在青年个体自主性增强的现代化社会,基于经济理性假设的婚姻市场理论仍很难解释该现象。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为人处世往往需要在情与理之间取得平衡,人情的运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优化。杨美惠发现,关系学中的礼物交换,实质在于凭借礼物之上道德驱动力的烙印,建立人情关系,以在未来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人情社会的互惠最优化,意味着社会行动的考量并非被局限在某一时刻、某一关系之中,而在更长期的过程里,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平衡谋划。彩礼的商议亦非简单的定价-还价行动,而是充斥着人情与面子的交错作用。协商过程中,两家人不仅着眼于此刻的交易,而且关注小家庭未来的成长,还要充分考虑到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社会圈子中的名声等等。

综上可见,以礼物交换理论为核心的婚姻支付研究虽具备重要的姻亲、代际关系视角,但相较于嫁妆,关于彩礼在姻亲关系中的表现及意义的研究较少且不充分。而现代化变迁背景下的婚姻市场理论,虽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彩礼,却以文化意义衰落的说辞遮蔽了它在社会关系中仍具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几乎全然以两个家庭的理性经济行为掩盖了经验中复杂的情理平衡与行动伦理,而且其结论侧重于高彩礼的静态呈现而未解释其动态的攀升机制。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重要理论洞察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L县田野调查中获知的彩礼支付状况及当地人围绕彩礼发生的社会互动,剖析彩礼商议的多重时空、关系考量,以此探究L县彩礼的攀升机制。

 

甘肃L县:达成合意的彩礼

笔者的调研在甘肃省BL县展开,主要聚焦于T镇周边。虽然L县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T镇地处L县中部交通要道,是重要的商品交易和物资集散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比相邻的乡镇更高。T镇中心为六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居民每隔天在主街道赶集,医院、学校、政府等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位于其他几条街道,中心街道周边分布着下辖的26个村庄,共占地176平方公里。L县处于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地带,传统婚丧嫁娶之礼俗底蕴较为浓厚。虽然近年来许多婚姻的实际流程有所简化,不过多数家庭仍基本遵照传统习俗来安排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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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该镇的性别比从1995-2005年经历了下降过程之后再度攀升。相亲市场上的性别比失衡则更加严重,2018年春节前后,媒婆芸香的联系网络里有二三十个急于相亲的男性,却只有十个左右的女性,这是因为,很多年轻人通过自由恋爱步入婚姻,还有许多与外地对象结婚,女性外嫁的情况更加显著,印证了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后对底层农村男性造成的婚姻挤压状况。但是,据媒人回忆,近年来相亲市场上性别失衡的状况虽然严峻但相对稳定,而彩礼却年年上涨,因此我们认为性别失衡同高彩礼相关,但不能完全解释彩礼的攀升现象。

当地的婚配模式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本地相亲、本地自谈以及外地自谈。由于男女双方都为本地人的婚姻占据主流,而且相亲这种较传统的方式仍然为许多适婚青年的家庭所重视。因此,笔者首先从本地相亲这一类型进入,探察彩礼在当地婚嫁系统中的内涵。

L县的婚姻介绍系统,由一个个相互熟识的媒人搭建起来,一桩婚事可能会有两个乃至三个媒人。他们可能是职业媒人,也可能只是男女方的亲戚朋友。职业媒人从中收取的谢媒钱在亲事说成以后均由男方家庭支付。除了匹配合适的男女遇面,媒人关键的工作就是在双方表示有结婚意愿后说彩礼。其过程往往十分胶着,充满了来回纠缠与辩驳。L县两位媒婆彩玲与芸香的电话聊天生动地体现了说彩礼的纠结过程:

男方家托付的彩玲问女方的媒婆芸香,会面后女方的父亲跟她说了什么,芸香说:给我说的意思是这儿里街远,说条件呢要按离街远的说。彩玲听了以后顿了顿说:你说那这个娃有车呢。芸香紧接着就回复:有车,但是离街远,就要按离街远的彩礼说。彩玲仍然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新房也有,收拾得很好。可芸香不理会她所说的这些事情,缓缓道来:这就说是……好也对着呢,但你看那娃家里离T镇街都十几里路,还是远的很。玲听到芸香一个劲儿强调离街远近的事,干脆也转换方式,说道:S乡是六里路。芸香可不接受这个说法,她回道:咱是T镇人啊就要跟T镇的集,她大爹说离街远的很,比桃里村还远,就要跟着桃里村的说,最近结的都十九万了。

彩玲问芸香估计彩礼多少,芸香说:我感觉就十九万上头说的话有点高了,我的意思是我给他把十九万取开,看人家依不依。你说呢?彩玲则说:我说就到十七万左右上看能捂住吗。

话音未落,芸香插话道:你说的那话成啥了啊,今年你总知道,Z村都十九万,这跟前结了的都是十八万十九万,你给人家十七万你那儿离的那么远你说这事能成吗?十七万还能落?你说少去呢,要是离街近呢十七万十八万,十八万那会儿都不往开取,你这还离街远,这样就成不了啊。给人家就说不下这么低的彩礼。你知道最近的彩礼吗,你打听了没?Z村我听那人说了十九万嘛二十万,王林不知道娶了哪里的媳妇,出了那么高的礼,这边的人都说起了,再这一段时间都说,都十八万十九万啊。我给Y村那个娃说的彩礼还是最低的,你看Y村那个有楼有车,这人家就出了十七万六么,你给这个说个十七万那还错气死了(意思是差的太远了),那就搭不住。

彩玲见她有理有据,只得放软姿态,回道:能行,这完了你先把人家再问,要多少钱事成,这给娃娃择下家,参考是参考,但是多少要心里欠一点,对吧?芸香象征性地应了一声,顿了一会儿又说:那反正再欠,十九万稍微开一点看这个事能说不能说呢,你给人家要把十八万取开,那就是没有的事。她觉得往往说彩礼的结果都是要比女方家庭提出的彩礼价略低一些,没有过男方家都照单全收的事。说到这里,彩玲突然有电话接入,匆匆挂断了和芸香的通话。

由上述对话可见,女方家的媒人反复强调的无外乎两件事:一是要考察男方家离镇街道的远近,按照远街高礼的规矩来说彩礼;二是彩礼不可能比近期大行价更低。

媒婆芸香称,说彩礼的过程大同小异,即使比较胶着,最后也往往能说成,少见男方因接受不了女方的高彩礼放弃这门亲事的情形。这与经济学视角下婚姻市场当中的女方家庭要价,男方家庭竞争的模式有所区别。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呢?

关键在于,说彩礼之前看家的意义非同小可。芸香称:看了家以后完(亲事没说成)的多,有的家庭不好了看完就不愿意提了。可见,看家其实是女方对男方家庭的经济水平预估的重要环节,女孩本人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因此,到说彩礼阶段,双方家庭已对这门婚事抱有很高期待。特别是男方家庭好不容易过了看家一关,更难放弃这门亲事。虽然双方家庭会存在相对的优势和弱势,但高期待意味着说彩礼并非女方理性标价并筛选男性的过程——“说彩礼的目的更多在于达成合意

在达成合意的过程中,远街高礼的标准对彩礼金额的确定至关重要。那么彩礼基准是如何确定的?又如何影响着男女双方的彩礼决策呢?

 

远街高礼

4.1.彩礼:姻亲秩序的平衡砝码

合意的目标下,女方的定价心理并非基于纯粹经济理性的驱动,杨穗的访谈录突出表现了这一点。18年初嫁出女儿的杨穗在谈及要彩礼时向我一连举出许多理由:古代社会的聘礼折合成现金也很多、现在物价上涨钱不值钱、女孩生下来抚养成人花销大、孩子还年轻要给小家庭过日子没钱给自己养老,彩礼用来防老……她还振振有词地解释道:我就要她上下大学的这些钱。你想短短的四个月考就花了我六千元。……我说你就把上学那几年花的钱加上给我给了就算了。这些钱算下来就是个十七万八,我要了个十八万,就多要了两千元。看起来,似乎给女儿的花销是要彩礼时需要格外认真计算和考量的。不过,随后她又提起了另外一桩事——2015年女儿带H县的男友到家里来,谈及H县二三十万的彩礼,男友问她打算要多少,杨穗表示她绝不会要那么高,当时L县的大行是十五六万,那便要十五万。

可见,对杨穗来说,真正主导她决定的并不是在女儿身上投入的经济资本,而是当地的彩礼大行。而大行所遵照的,则是所谓远街高礼的标准,其实质是依据男方家的交通区位——县镇上的楼房、小康屋最好,离街道有一段距离但盖在上的新房次之,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里的房子最末——来形成彩礼大致的价格区间,作为婚姻双方谈判的依据。

这一依据表明高彩礼在农村社会里并非一片含混的高价,而是形成了清晰的梯度,凸显了农村通婚圈内部细致的社会分层。女方家庭对男性经济条件的考察着眼于房产区位,在相亲的婚事中尤为明显。不过,这套标准也并非铁板一块,经济条件基础上还糅合了诸多情理因素,从而形成了实践中的彩礼梯度。通过老严和艳云的故事可窥见一斑。

老严住在T镇的主街道边,不仅在镇上有一套小楼房,还给儿子在省城买了房。老严儿子和儿媳在L县上高中时就在一起了,两人在16年向家长提出了结婚的意愿。但是男孩已经在省城工作,而以女孩的学历很难在省城就业,亲家母以异地为由反对。为了儿子的婚事,老严想尽办法托关系把女孩的工作安排到省城,还买了一套房子,付了60%的首付。亲家母没有继续反对的理由了,便定于2018年腊月十五结婚。

然而眼看日子临近,亲家母一直不回来谈彩礼,婚期一再拖延。老严哭笑不得,甚至向亲家母表态:先让孩子领证,你回来就算要五十万我也出就是了!腊月初十,亲家母终于回到T镇,老两口马上登门拜访。老严本以为她会狮子大开口,没想到亲家母提出彩礼十七万八——只是当时T镇大行的下游。他十分兴奋,甚至说,就二十万吧!亲家母却坚持只要十七万八。于是他利落地答应下来,总算赶忙在腊月十五让儿子成了婚。

老严家庭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条件好,名声也不错,这显然是上嫁的婚事。在这类婚事中,一方面,男方家的条件、名声本身就使女方家庭在这份姻亲关系中赚足面子,亲戚朋友都会称赞女孩嫁了个好人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预料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亲家的地位与关系,因而在说彩礼时不会执着于高额礼金。因此,当女方家向这类条件优的家庭索要平均水平的彩礼时,一些男方家庭便会觉得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经济条件不相符合,有失面子。同样,若是彩礼太高,女方家庭还可能会被议论为太爱财,反而使自己丢了脸面——老严的亲家母不愿要二十万彩礼便隐含了这样的考虑。

此外,艳云家的故事更能体现多数门当户对婚事中女方家庭的普遍心理。

201810月,艳云的女儿在B市工作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比她大六岁的小谭。2019年春节前后,小谭到艳云家拜访了两次。虽他在B市公安局的工作稳定,有车有房,但他的言语举止不当,令艳云不满。然而女儿一心愿意,她便不再阻拦,两家人开始商议彩礼。

当时T镇街道的彩礼已涨到20-24万左右,艳云和一向会拿事的大姐爱云商量,提出两种方案:彩礼22万,陪嫁6万;彩礼20万,陪嫁4万。可是见面说彩礼时男方父亲老谭仍然迟迟不愿接受。他趁机提出一些新方案,如将市区和县里的情况合在一起说彩礼,另如男方对嫁妆钱不作要求而彩礼再少四万,但都被否决。他看到情况僵持不下,便说:哎呀主要是这个20万彩礼高的我在庄里人面前丢人的抬不起头啊!

艳云一家明白这话的意思是老家也在X乡街道边,而且儿子条件好,不应该出这么高的彩礼,但听了这话他们反倒更不情愿了——前前后后的交往中,他们总感到男方家一直摆出一种优越的姿态:饭桌上小谭未给艳云一家人敬过一杯酒,老谭的腔调更是底气十足,诸多细节令他们十分不满。爱云礼貌地回敬老谭说:你们儿子确实优秀,不过我们姑娘在市里的工作也不差,这在国企单位上班刚一年,拿将近6000块钱的工资也不低吧?而且不论是长相、体态,仪表,我们姑娘样样都上得了台面。不过你既然说了这个话,那咱们也两家也都相互体谅一下,就在20万彩礼的基础上再返4000元,196吧。

老谭虽然并未立刻接受,但此后他也没能撼动女方的决心——爱云也打定主意不会再放宽了,因为就是要争这一口气既然两家人不论是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孩子个人条件都相对持平,就不可能以低彩礼结婚。再多让步只会让自家人在对方面前更抬不起头。

说彩礼是合意也是博弈的过程——背后体现着双方家庭对姻亲关系地位的理解,对未来姻亲秩序的期待。这一关照不仅涉及女方家庭的面子,还会投射进婚后的家庭秩序当中,令女方不得不重视起来——他们希望为女儿争得相当的家庭地位,至少在彩礼一事上不落话柄、不会受人轻贱。因此,在女方家庭认知中门当户对的婚事彩礼必须高于上嫁,以此类推,嫁往山区贫困人家的彩礼更高。由此,形成了上嫁礼低、下嫁礼高的大行梯度,这也是远街高礼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上述案例中,老严亲家母之所以不愿收高彩礼,应该是既考虑到男方条件好,也意识到对方为落实女儿在省城的工作而尽心竭力了;艳云一家由于对男方本人及家人的态度不满,力图通过说彩礼的过程和结果彰显两家的平等地位。这些事实都体现了彩礼富含的多重情理空间。正因如此,彩礼在当地的婚姻中发挥着平衡姻亲秩序的社会功能。

L县彩礼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时,上述彩礼梯度没有带来过多的争议。只是近年来彩礼攀升,对下嫁中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构成巨大负担,而女方仍然以高价紧逼,才引发关注与批评。为什么即使这些困难的家庭无法负担二十多万的高彩礼,女方家庭也要坚持索要?他们真的是以卖女儿的心态要在婚事中攫取大笔收益吗?

4.2.“下嫁中的高彩礼悖谬

我们无法排除有些家庭想通过高彩礼获得巨大收益而不顾女儿婚后生活艰辛的可能性。但是据笔者观察,绝大多数处于下嫁婚事中的女方家庭并没有单纯以这样的经济逻辑行事。

在三种婚配模式中,外地自谈的彩礼都不高——外嫁基本遵循上嫁的逻辑,彩礼较低;外娶则因习俗差异,女方家很少索要高彩礼。本地相亲大多也以上嫁门当户对为主导逻辑。几乎只有在本地自谈的模式中,才可能出现女性下嫁到偏远山区的情形。明凤家的故事鲜明地表现了这点:

明凤家处于L县偏远的山区内,两个儿子在结婚时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家庭贫寒,明凤夫妇还是极力劝儿子们好好找对象,许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凑够娶媳妇的钱。然而大儿子多年相亲未果,媒人更是越来越不愿意介绍他,无奈之下他只得像周边乡邻家的两个男孩一样,作了上门女婿。小儿子也在相亲市场中没有优势。在外打工时,同学给他介绍了同县的女孩,两人相识相恋决定结婚。得知此事后女孩家人非常反对,但是她执意要嫁,于是女方父母要了二十万的彩礼。明凤家东拼西凑,又借又贷,才算是给小儿子娶回了媳妇。

当女孩执意看重男孩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感情,而不看重男方家的区位经济条件时,才出现下嫁亲事。女孩父母反而会因心疼女儿嫁往条件差的地方而极力反对。当女儿真要嫁入穷苦人家时,对父母而言经济条件并不是他们关心和的唯一问题。媒人雷南接触过许多家庭,他发现女方家庭在要高彩礼时普遍怀抱这样的想法:哪怕你一个掰开分成两个吃呢,你还把我女子看成个人,你不疼我女子你还疼你的钱呢。人家也有道理。就算是你家穷的很,人家卖二十万,我给你卖了十万块钱,你去把我的女子不当人。

类似的考虑我在几位娘家父母的访谈中亦体验深刻。当男方家庭的区位经济条件较差时,女方父母更加在意自己疼爱的女儿在婆家是否能够受到善待——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涉及家庭秩序的里子。遵循远街高礼的原则提出高彩礼,让婆家感受到媳妇得来不易,可以一定程度上落实女儿在婆家的地位,让她的婚后生活有所保障。

当地的著名婚礼摄影师文安根据多年与结婚家庭打交道的经验,还指出一种情况:一些通情达理的娘家父母看女婿孝顺,女儿和女婿又没有发展资金,便会借钱给小家庭。只是通常在5万以内,最多10万,而且女婿得主动到讨好、孝敬岳父岳母。可见,当下嫁的女儿婚后生活困难时,女儿的父母在必要时仍可适当给予补贴,还能收获女婿的孝顺,但前提在于,要先把彩礼要到自己手中。

如此看来,被一些人唾弃为卖女儿的高彩礼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刻和复杂的考虑。这也是在某些舆论和政府的抨击打压下彩礼仍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4.3.小结

婚姻既承载着女方社会流动的可能,也缔造着两个家庭重要的亲属关系之一——姻亲关系。由于彩礼体现着双方家庭对姻亲关系地位的理解、对未来姻亲秩序的期待,因此会随着两家地位的对比形成梯度分异。概而论之,男方家庭的地位越高,女方越有面子,则上嫁的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要的彩礼较低,下嫁则较高,以此平衡双方家庭地位不匹配的状况。该梯度与男方家庭的房产区位标准相结合,构成远街高礼这条标准。

不过,在远街高礼所形成的看似稳固的结构之下,为什么彩礼还能年高于一年,乃至于使农民因婚返贫的水平呢?为进一步探究彩礼年年攀升的原因,我们将分别从女方和男方的视角分析他们行动逻辑。

 

年年升的彩礼

5.1.“天价彩礼嫁女娶媳

当男方家庭和个人条件相对一般、住房离街道较远时,女方往往会将彩礼金额提至大行价上游乃至超过本地大行价的水平,其中包括下嫁和很多门当户对的婚事。笔者发现,这些女方家庭在提出彩礼价时常受高于市场价彩礼——“天价彩礼的影响。

天价彩礼的出现,或是因为女方家庭过分爱财刻意要高了彩礼,或是女儿自由恋爱的对象不合家长心意,迫使他们在情急之下提出一个远高于大行数目的彩礼价格,一方面试图逼男方退让,另一方面要维系女儿和家庭的面子,不料男方家长却予以接受。此外,地域彩礼中和也容易使某地区突然出现高于彩礼大行的——引子中家泽所出166的彩礼,比LQ乡的大行低,却比T镇街道大行高出两三万。

当相亲家庭基本依照远街高礼的大行时,自由恋爱对彩礼价的影响更为复杂,大致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是女方家庭看重子女的感情而不愿要过高的彩礼,二是当女方家庭提出高彩礼后,男方家庭考虑到子女有感情基础,在子女及亲友的劝说压力下更难放弃接受高彩礼。实际上,即便女方酌情考虑儿女的感情基础,也很少会将彩礼价要到市场价以下,毕竟彩礼关乎女儿及整个家庭的地位与面子。即便出现低于大行价的彩礼,它对大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第二种情形在当地反而较为普遍,特别是诱发天价彩礼,并对男方家庭所处地区的彩礼价产生显著影响。

的确,在谈及二十八万的极高彩礼时,杨穗说:这正儿八经是把娃娃卖了,表现了她对天价彩礼嗤之以鼻的态度。我们对其态度的真实性无需过度猜疑,但结合她谈及彩礼时一开始就向我表明L县各地彩礼达二十多万如此之高,提到自己的十八万彩礼不断强调姨要的不多,可以推测,这些天价彩礼虽然不一定成为她效仿的对象,但却可以减轻其要高彩礼的心理压力。在社会关系网络的舆论中,人们抨击的焦点是天价彩礼,自己所提彩礼价将受到的舆论冲击也极大程度上能够得到缓冲。因而彩礼的个别高价往往能够减轻女方索要略高彩礼价面子压力。

天价彩礼的影响还要与当地较为普遍的家庭结构模式结合来看。自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90年在甘肃实施以来,在当地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夫妇婚后第一若是女孩,第二胎发现是仍女孩,那么或是及早流产,或是溺死、饿死、送走女婴,直至生育男孩。因此,对于当地适婚人群来说,大多数家庭是一儿女式的家庭结构。尤其在姐-弟式的家庭结构中,若父母的积蓄勉强能给儿子置办一套房屋,那么儿子的彩礼钱势必需要从嫁女儿所收的彩礼钱中来补贴。例如杨穗第一次向我提及彩礼,便是在谈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时引出的。

彩礼每年的大行及其随着天价彩礼个案逐年增长的趋势,影响父母对未来的规划与当下的决定。弟弟娶妻时的彩礼必将高于姐姐嫁人时的彩礼,于是在姐姐结婚时,则需尽可能获取更高的彩礼,适当将彩礼提高几千元、一两万对他们而言是合理的选择。

联系天价彩礼和一儿女式的家庭结构,可以发现示范效应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当一个区域内出现天价彩礼,舆论的焦点被集中,便会正当化其他女方家庭适度提高彩礼的要求,减轻面子压力。加之为儿子娶媳妇的一系列经济压力,一些女方家庭会趁机在原先大行的基础上提高几千元、一两万。这些彩礼信息会在人们的交谈与比较之中,沿着亲人、朋友、同事组成的差序格局网络扩散出去,继而影响到其他适婚女性及其家庭的面子,给予其提升彩礼的动力。一个地域的彩礼行价由此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高。由于远街高礼的彩礼梯度富含种种情理性的考量而不易改变该结构,因此一个区域行价的提高也会影响其他区域行价的提高。天价彩礼的不断涌现使上述扩展过程反复出现,使得当地各个区域的彩礼年年攀升。

5.2.“双礼合议父愁子妻

当女方不断提高彩礼价时,男方也在不断地接受女方的决议。一儿女式的家庭结构也是农村男方家庭能够支付高彩礼的基础之一,但并非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性的原因使得男方与女方达成合意呢?

陈波的大儿子在省城上大学期间和来自邻市农村的一位姑娘相恋,一开始谈恋爱时,两人都未告知家长,两年时间过去,对彼此的脾性有了了解,这对恋人决定结婚时才让家人知道。2015年五一,陈波顺应习俗到女方家中为儿子提亲。他叫上儿子的舅舅和四叔作为中间人。而对方只有作为村书记的父亲一人同他们商议彩礼。

以往说彩礼的惯例是女方家长提出他们要求的彩礼数额,男方的中间人步步向下说和。陈波遇上的这位亲家却是个例外,他让陈波先提愿意出多少。

一口价说十万以内,我的说让十万开了去,人家说不行,他们市特别高,还上过电视新闻呢,所以你给我说的价太少了。人家还不要,让我说的往上涨。他舅说十万不行那就十一万。女子她爸说那不行。

那十二万’——‘那不行

老四说:那不行了十三万’——‘哎这差不多但是还少一点

那十四万’——‘哎这行了!就像拍卖会一样,说这行了么。

但是陈波之前的设想是十一二万,到十四万就不大情愿了。可他还没来得及发话,姑娘的父亲又说:我计划闺女落十万元就行了,我为什么要十四万行了,明儿个我给闺女给三万元存折,十一万,用一万元来买嫁妆,再一个食堂吃饭。陈波转念想,那相当于是十一二万,虽然要了个多,但是三万元她带回来了,因为媳妇就是陈家的媳妇,带回咱们陈家来了。因而一口成交,算是顺利地说定了孩子们的亲事。

陈波的故事表明,虽然嫁妆是新娘的财产,但在当地人看来,儿媳嫁过来便成了男方家人,真正流出的财产是彩礼减去嫁妆的部分。通常男方家会理解女方家想给女儿出高嫁妆长面子的心情,接受女方家同步提高嫁妆和彩礼的请求。

彩礼上涨带来的后果之一是陪嫁的金额也在说彩礼的讨论内容之列。从以往对陪嫁没有任何要求,到现在男方也要通过陪嫁的金额判断他实际所出的彩礼价。许多时候尽管女方看似提高了彩礼价,但只要提高陪嫁,男方也会感到高出的几万彩礼金终究是回到自家来——对父辈而言,财产更多表现为家族之别而非代际之别。若将其看作面子彩礼与实际彩礼,那么嫁妆的商谈与增长使它们之间的差距既能满足两家人在各自地域内的面子要求,又一定程度上并未对男方家庭带来严重的实质经济负担,初步提高了男方接受高彩礼的可能性。

不过并非所有男方家都以陪嫁金额为参考,促使男方接受高彩礼最根本的理由,仍然是父母对儿女婚事的责任与义务所在。

陈波提起,当年他娶妻时也是父亲支付彩礼,如今他人到中年,也要给儿子尽这份义务:

有句话嘛,父愁子妻,父亲一辈子就愁儿子娶媳妇的这个事。那么儿子愁什么呢?儿子愁老人一旦没有行动能力的时候,儿愁父亡。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父母愁我这个媳妇怎么办呢,到我到中年以后呢,我儿又愁看他爸他妈行动不了了怎么办。人生就这么两愁。

家泽由于2011年刚在镇上盖了新房,到2015年他仅有10万左右的积蓄,而给儿子成婚全套花费22万,只得四处借贷,亲戚朋友也明白给儿子娶妻的重要性,能帮则帮。家泽觉得现在就是男方给儿子瞅媳妇,对于目前彩礼来说,谁都感觉高,你想一二十万往出拿人民币,你拿行政工资的也好、打工的也好,得多少年,确实不容易。接着他又几乎毫无停顿地提声说道:但是!返回来说,你再不容易,儿子总得成家,得瞅媳妇,这是父母该尽的义务。你抓养成人,娶妻生子,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谈及未来的打算,他也表明年后还要继续外出在工地上打工,因为虽然儿子已经成婚,也有了孙子,但是他义务还没有完成,欠人家的债务还没有还清。

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在L县根深蒂固的表现之一,正是父辈无论如何要给儿子娶到媳妇。孩子的幸福一直都是父辈们打拼奋斗的最终目标,他们在高额彩礼面前便显得既脆弱又坚强。再大的经济压力,可以扛;孩子的好亲事、好媳妇、好家庭,若因为自己的一时拮据而错过,那将是父母心中一辈子的亏欠,甚至入土不安。所以,再苦的家庭也会早早积攒彩礼钱,想方设法地借钱贷款。内心中根深蒂固的代际伦理使他们与提出的高彩礼的女方家庭达成合意,亦在情理之中。

5.3.小结

彩礼攀升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下嫁门当户对的婚事。当女方家庭提高彩礼的要求被个别天价彩礼正当化,家庭发展预期又给予他们多重压力,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方家庭会倾向于提出大行区间上游或高于大行的彩礼价,这些礼金信息随后促使更多女方家庭提升彩礼;且由于远街高礼结构十分稳定,一个区域的彩礼上涨亦将引起其他区域的上涨。反观男方家庭,出于陪嫁金额可商谈的考虑,以及传统上为子成婚的伦理义务观念的影响,通常会接受高价彩礼。从而在整体的平均水平上,该地的彩礼价年年持续走高。

 

总结与反思

本文对L县地区高额彩礼的攀升现象进行了社会学机制分析。首先,说彩礼并非女方定价用以筛选男方的手段,而是双方达成合意的过程。其所遵循的大行标准,依照远街高礼的逻辑展开。对男方的考察在经济条件考察的基础上还糅合了诸多情理因素,当地人根据姻亲关系中双方家庭的相对地位对比,来判断是否需要提高彩礼以作为女性及其家庭地位与面子的表现与补足,所以彩礼发挥着平衡姻亲关系秩序的社会功能。由此形成上嫁礼高、下嫁礼低的彩礼梯度,与城市化过程中房产区位的重要性相扭结,构成了远街高礼这一稳定的、支配性的结构。

在此相对静态的结构之上,彩礼每年都在动态攀升。天价彩礼减轻了女方家庭索要较高彩礼的舆论负担,在一儿女的家庭结构背景下,彩礼上涨趋势和预期,使一些非上嫁女方家庭更倾向于适度提高彩礼。信息的扩散使更多女方家庭在面子驱动下提升彩礼。为保持远街高礼的梯度,区域之间的彩礼攀升会相互影响。相应地,男方家庭由于陪嫁可商议,以及父愁子妻的伦理义务,倾向于接受女方略高于大行高彩礼。如此一来,L县地区的彩礼便年复一年地逐步攀升,乃至于达到了超过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水平。

本文展示了行动者关于彩礼行为的多重逻辑,在此之中,嫁女娶媳的经济逻辑似乎与远街高礼父愁子妻等情理逻辑有所区别,在行动者的考量中何者占据主导地位呢?其实,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二者并不是截然割裂的。一个家庭在彩礼的上涨前景下,为了应对支付儿子彩礼的经济压力,而在嫁女儿时提升彩礼价,一方面从根本上源于对儿子婚事的伦理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有、有提价,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认为自家在女儿婚事中据下风的家庭,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经济性考量背后仍然潜藏着情理性考量。这些与当地社区、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情伦理,在诸多外部条件的刺激下,才对彩礼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彩礼无法回落的根本原因——婚姻市场理论的经济视角未能揭示这一深层原因。

因此,彩礼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更是双方家庭用以平衡姻亲秩序的一块砝码,也是父母用来提高女儿家庭地位的一种策略。彩礼被赋予的情理内涵和社会功能,既是面子,更是里子问题。

不过,源于传统家庭制度及父母对女儿婚姻不稳定性焦虑而诞生的高彩礼,在现代村庄里却正颠覆着家内秩序、代际关系,对传统父系父权家庭制度构成冲击。婆家人因惧怕离婚而让步,维系着婚姻的稳定性,儿媳却以彩礼撑腰而更咄咄逼人,成为农村高离婚率的一章前奏。基于社区和家庭情理的高彩礼,能否在村庄形成良性循环,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主要问题。

高彩礼背后的农村家庭人际伦理、亲属制度等更加深层的机制,虽然并未在本文中得到全面的阐释,但我们已进入到行动者的视角,开始理解他们对相关行动所赋予的意义。虽然彩礼的攀升模式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彩礼背后的情理机制却可能在中国代际、姻亲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普遍性。以彩礼为切口探究当代中国家庭问题也是笔者在本研究基础上将会继续推进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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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田野途中邂逅的荞麦花。

 

文字编辑:宋丹

推送编辑:王年廉、李雨萱

审核:范新光

文字节选自《在田野中成长:北大社会学系挑战杯获奖论文选》,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