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王天夫，重庆市忠县人，1988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92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全国老龄委政研室工作。1996年前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
图为课堂上的王天夫老师。
群学印证人心
王天夫
群学的光辉，在于人性的美丽；群学的大义，在于一代代社会学人对于人心的体察与感悟，在于一代代社会学人对于人生的理解与阐释。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北大社会学的复建已经走过40年，而我们也从北大社会学毕业整整30年。接到邀约提交短文，我觉得义不容辞，同时又诚惶诚恐。不是因为时间久远，无可追记；而是太多记忆，不知如何起笔；同时又夹杂在学科历史传承与个人经历情愫之间，平添进退维谷的困难；唯恐词不达意，表达有误。
虽说已经毕业多年，但我从未远离燕园。因为，清华与北大真的就是比邻而居。我曾经住在清华园的西南端，阳台下面就是燕东园最北边的围墙，放眼望去就是耸立挺拔的博雅塔和安静秀美的未名湖。过去18年来，我与燕园的距离其实就是那一道围墙。然而，北大社会学之于我，从来都不是一座围城。离开燕园的日子，我思念如常；而回忆身处燕园的日子，也总是觉得收获满满乐在其中。在北大社会学的四年时光，锻造了我的思想与品味，成就了现在的我。我羡慕每一位能够重返北大任教的北大社会学人，你们的日常，就是我们的梦想：作为一位教师，可以“课后到未名湖走一走、坐一坐”，也许注定将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想象。
1991年秋，图书馆东草坪。
因此，我期盼庆祝盛典的到来，届时又可以重返燕园。
提起燕园，优美如斯的园子常常用“一塔湖图”作为精当的概括。然而我总是觉得，那只应该是霍华德·贝克尔所说的“局外人”眼中的燕园。我研究城市空间，也涉及到人文地理，能够理解空间与地点的意义，只存在于与之相连的人群。燕园之于我们，则是北大社会学之于我们的经历与生活。在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体系里，这样的空间归根到底，是我们用知识与经验来具体实践的“生活的空间”；用更人文更细腻的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讲，这是我们“用心去感悟的空间”。
是的，每当我想起作为“精神家园”的燕园，感受“精神魅力”的北大，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同学与老师，是一个个鲜活丰满的形象，是一条条记忆犹新的生活片段，是一个个闪耀有趣的灵魂。
二 北大社会学的重建与历史印记
我是在1988年进入北大社会学[1]。我曾经告诉过我的学生，在入学北大的头两年，我基本上读完了北大图书馆所有与社会学相关的书籍。因为，当时能够接触到的社会学著作真的不多。回想起来，当时的很多课堂与书本内容已经了无印象；留在记忆深处更多的，是师生对于知识的渴求与期待，以及由此生发的投入与激情。
1988年9月，88级本科班入学合影，三排左一为班主任杨捷老师。
当时的北大社会学一切重建，系办还是27楼南翼一层一隅，狭小逼仄。这样的有限空间，完全无法抑制北大社会学当时的勃勃生机。时常见到的老先生们（袁方、华青、韩明谟、蔡文眉、郭崇德等）形象温润如玉，待人平和慈祥，调度从容有方，但让我们觉得崇高而有些距离。投入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是一群当时30、40出头的年轻人（萧国亮、杨善华、王汉生、王思斌、林彬[2]、孙立平等），他们以一种拓荒者的气魄，开垦北大社会学重建的空间。当然，这样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讲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们都有过艰辛的知青生活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移植到学术领域，难得的是他们一如既往的投入与满腔的热忱。
四十年前，引领北大社会学重建的，是以费先生、雷先生以及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3]；而担纲重建重任具体工作的则是知青一代北大社会学人。这一代社会学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除了他们的勇气与热忱，还有他们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
这一群青年学者的人生经历有着浓烈的时代烙印。他们的生活沉浸于底层社会艰辛劳作的青年时代，学术成长于百废待兴生机盎然的八十年代。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驾轻就熟的了解，决定了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反思，决定了历经艰辛岁月之后对于新知的无限渴求，决定了他们的研究起始于对社会事实的格外关注，决定了他们社会实践先于社会理论的独特路径，也决定了他们开创学科未来的勃勃雄心。正是这样特殊的人生经历，在他们的社会学学术生涯中，型塑了他们理解中国社会的视野与视角，形成了他们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实际目标，那就是从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出发，扎根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将社会学重建成为一门真正能够“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能够改造他们青春岁月所经历的艰辛社会，能够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伴随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从更根本上讲，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感悟如此深刻，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历史使命的承担，也幸运地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性重建[4]。
现在回顾起来，当年这些年轻老师们重建北大社会学的历程，不可避免地映照着他们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领悟与理解。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他们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是最为深刻的。一体两面的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体察、对人心的感悟，才让他们能够承接并完成重建北大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在我看来，他们的学术生涯至少有以下四重历史意义上的契合。首先，他们的学术根基，契合自身浸染于中国社会底层日常生活的青春岁月；其次，他们的学术风格，契合自身对于人心的体察与人性的理解；再次，他们的学术路径，契合他们对于社会的反思与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因而注重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最后，他们的学术历程，契合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经济腾飞与社会转型。
三 人生感悟与群学传承
当年这些年轻老师的重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时代与使命的特质，也注定了开创与传承的责任。一方面我们的老师们将自身的学问，立足于个人及同代人对于人生与历史的感悟之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将学科的传承，放置于对于学生的学术引领与人心交流之中。这也决定了他们之于学生的热忱期盼。
正是这一群当年的青年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使命感，引领我们走入社会学的天地。在当年一切从头再来的情势下，他们与学生们一起学习新知。是的，他们分领域钻研，相互讨论交流，甚至出现在对方的课堂上，与学生们一道系统学习某门课程。林彬老师也许是国内最早能够完整讲授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师，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完成了可以扩充为著作的讲授体系与课程大纲，是当时社会学系里研究方法领域的先行者。杨善华老师经常出现在林彬老师的课堂上，和我们一起听课，甚至带着当年少见的录音机将课堂内容录入磁带，以备课后再听。后来，我们知道，善华老师正在准备几项实地问卷社会调查，而他这是在抓紧学习系统的社会调查方法。
北大社会学早期油印教材，林彬老师主编。
记得1991年的春季学期，我们几位同学一时兴起，决定尝试着翻译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我们带着前面几章生涩的译稿，敲响了孙立平老师在蔚秀园的家门。走进立平老师的家，发现狭小的房间十分拥挤，全是书。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以及门边窄窄的过道，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用纤维绳打捆的书（应该是已经读完），书桌上则满是摊开的正在阅读的书本。当时，我们应该直接坐在床边和书堆上。这个场景让我们记忆深刻，同时也体认到读完一整间房屋的专著，也许是做一位学者的起码条件。立平老师当时热情地鼓励了我们，和我们讨论两三个小时，让我们在志存高远的同时，提醒我们，当前的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社会变迁，而怎样去洞察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变化，正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努力参透的。他盛情邀请我们更多地参与他当时主编的社会学刊物的事务中。
在北大社会学重建的初期，青年老师与学生们往往并肩学习，正是他们自己投身其中的鲜明身影，带领着我们跟随其后，让我们能够清晰明了地感知到什么是如饥似渴的学习，怎样去体认社会，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和经历与社会学知识融为一体。
老师们对于新知的咀嚼、对于理论的领悟、以及对于应用这些新知理论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都有着独到之处，也形成了鲜明的思考视角与提炼方法。只是当年的我们，懵懂无知，不知从何学起；即使到了今天，我也觉得望尘莫及，也感到错过惋惜。我也时常揣摩，当年的这些老师们是如何在学习、借鉴、改造那时的社会学新知的。要理解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他们那一代社会学家留给了我们无尽的财富。
因此，在学科传承中，他们对于人生的感悟与理解也深深影响了我们。
1991年元旦班级联欢会，地点在西门外畅春园人类学所。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成为了老师，我们也教导学生。在我们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在我们的学术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带着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记。正如在15、6年前的一次师生导学交流会上，阎学通老师和我不约而同地说出了，“我现在怎样对待学生，其实就是当年我的老师怎么对待我的”。
我想，这就是人生感悟的传递，也是人心交流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的传承。
四 我和我的老师们
1988年至今，我与这些北大社会学的老师们交往超过33年。有时候会想想，这其中最让我回味与珍惜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他们的学识修为，沉静在心底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我所习得的北大社会学的精神与气质，来自于他们当年与我们的日常交流，来自于他们对于我们的言传身教，来自于他们的言行所激发的我们内心的人生感悟。
杨善华老师一直是我们学生眼中笑容满面、耳中笑声朗朗的“老杨”，他是北大社会学最有感染力的老师。善华老师与时为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王丰，在1991年的暑期，带着我们全班在保定圆满完成了学术实习，是我们北大四年里最有意义的经历。善华老师对我们关爱有加，是我们的学术引路人。如今，我们班在国内国外有5位社会学教授，保定的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们学术之旅的共同起点。作为学生，我们都知道，善华老师酷爱保健，几十年来坚持练习传统气功，脸色红润，身体硬朗，心情愉快。每每想到这些，我们这些学生心里甚是宽慰！直到前不久，我才得知，善华老师是在1980年，以社会人员的身份，直接考入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成为一位学术研究人员；接着，他又考到中国社科院，来到北京开始他拖家带口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来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开启他辉煌的社会学学术生涯。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经历了9年北大荒的艰辛劳作之后，都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积极上进的心态，以及对学术真知的渴求。善华老师的人生经历真的是不畏艰难与不屈奋进的完整写照。在所有这些的另一面，善华老师对于生活始终报以自己标志性的乐观与爽朗，关爱学生如同己出，时刻引导和激励着正在努力找寻人生方向的年轻的我们；他一直都展现着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生坚持的力量！
1991年夏，保定实习。三排左三起依次为王丰老师、杨善华老师、夏晓斌老师、鄢盛明老师、卢晖临（时为研一学生）。
还有王汉生老师，我觉得她老人家会关注北大社会学的每一次盛典，会称赞北大社会学的每一个成就。因为，围绕在北大社会学身旁，散落着很多她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我记得，她在社会分层课上讲：社会研究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候重要的不是迎头面对，而是找到绕过困难达成研究目标的方法。我一直记得，汉生老师明亮智慧的眼神中闪耀着悠远的光芒，她淡然宽容的微笑中笼罩着平和的气场。这正是那种长剑在手、长衫飘飘、纵横江湖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处无招胜有招”的大侠风范。汉生老师不仅仅喜欢阅读武侠小说，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坚定勇毅的学者，她行走江湖沉入底层，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各种社会调查中，搜寻理解社会的灵感，她对学术的敏锐与坚定成就了众多远见卓识的见解。汉生老师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学术组织者，她的人格魅力是北大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雄文频出的重要支撑。同样的，汉生老师对于生活也总是满腔热忱，对后辈、对学生不吝付出，也有着诸多的期许。汉生老师虽然已经离去，但您的学生们长记师恩，从没有辜负您当初对他们的期盼与祝福，继续着汉生老师对于学术传承的责任，对于生命延绵的责任。
王思斌老师是北大社会学的常青树，是系里沉稳、内敛、坚强的定海神针。在我们学生眼中，他对任何事情都波澜不惊、应对自如，是一位忍辱负重责任在肩的、不折不扣的沧州汉子。作为系主任，思斌老师支撑了北大社会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高产时期。很多人知道，思斌老师在过去30多年，从无到有开拓了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到如今已经是枝繁叶茂人才济济。也有很多人知道，思斌老师这30多年，容颜未有太大变化，是北大社会学名副其实的不老男神。记得我们在校时，思斌老师开设了最多的课程（社会学概论、组织社会学、社会政策等等），承担了最多的课时，骑着最稳的二八自行车，穿着最白最薄的的确良衬衣，拎着最旧的人造革公文包；当然，也展露着最神秘的微笑。事实上，留在我印象里最深的印记，是思斌老师在学生面前唯一的一次落泪。就是在面对东倒西歪、蓬头垢面的学生时，思斌老师当场泪流满面。我想，思斌老师这样一位从未喜形于色的知识分子，爱生如子，学生受苦自己感同身受，也许当时感到了内心无尽的悲凉。这幅场景定格了思斌老师在我心目中可敬可爱的形象，在平静沉默的外表下展现了恻隐共情的人性的力量。所以我也知道，召唤思斌老师全身心投入社会工作学科的，也正是这样灿烂的人格力量。
孙立平老师在清华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正上方[5]。我一直以为，费先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而立平老师则是二十一世纪迄今最成功的中国社会学家。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立平老师有一副低沉、深厚、充满磁性的优美嗓音，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最美男声，他降了八度音吟唱的《鸿雁》与《天路》格外地动听感人。是的，立平老师的嗓音堪比播音员，而他早年确实也当过农村集体广播站的播音员。除此之外，你们当然知道，立平老师还有一颗富有思想、深刻敏锐的大脑。所以，立平老师本来就有着从事教育工作的自然天赋。记得在我们上本科时，立平老师总是教导我们，注重培养自身对社会的洞察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立平老师，就是在传承一种体察社会与感悟人生的为学之道。立平老师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人仰视的学术楷模，他一系列诊断社会的学术概念，不仅仅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学子的学术热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是鼓励着社会大众对于社会的思考。如今，也是奔向70的立平老师，自学各种摄影与数字技能，独自一人戴着老花镜，在深夜完成图文编辑、传送上网等各种繁琐事务，运转着他的微信公众号，用最自然最优美的山河风景图影，衬托着最严肃最深刻的社会观察思考，展示着他心中期盼最美好未来的家国情怀！立平老师一直在给我们社会学人树立榜样，认真学术，诚实生活；同时，保持清醒洞察社会、洞察世界，也洞察人心、洞察人性。
刘世定老师不是我的授业之师，但给予我的师恩同样深刻有力。世定老师是我毕业以后，才到北大社会学。所以，我是到清华工作之后，才逐步熟悉世定老师，并开始执师生之礼的。世定老师出身名门，按照旧礼，他应该是我们四川人真正的“少爷”。世定老师人生阅历丰富，看尽世间沉浮，却依然保持一颗积极纯真的心。在平和朴实的外表下，世定老师坚持严格的锻炼作息，从一定数量的俯卧撑到一定距离的散步，从骑自行车通勤到乘坐地铁加步行，展示的是一种阅尽人间沧桑之后的人生坚持。对于我而言，我永远记得的是，在我人生最艰难最迷惘的时候，是世定老师拉着我，在那个阴霾的冬日下午，在月坛南街8号院外高墙下，平和地对我说，“亲人之间应该是无条件的信任，这才称之为‘亲人’！”是的，世定老师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我传递的是最艰深的人生哲理与最崇高的日常人性。对世定老师而言，也许这仅仅是他顺口而出的人生感悟，但这一句话开阔了我感悟人生的视野。在我心中，世定老师一直都在印证同一个道理：无论你在何时何地，无论你身处何种困境，你对人生的感悟是怎样，你的生活就是怎样；你对他人的帮助在于此，你对社会的贡献也在于此。
还有其他很多老师，难以一一列举。
1992年7月，88级本科班毕业照。二排右二为班主任李越美老师。
五 群学印证人心
一代北大社会学人，有着一代自己的老师。在北大社会学的四年，以及毕业之后的这么多年里，我庆幸遇到了这么多杰出的老师。他们是重建北大社会学过程中的知识拓荒者，也是引导我们进入社会学的领路人，他们是群学理想的植梦人。
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我们的老师们有着特殊的人生历程；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他们用自身特有的人生感悟，投入北大社会学的重建，引导我们体察人生、洞悉社会、修习社会学。他们展示了特殊的社会学人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感悟，让我深深懂得：社会学的研究，最终都是对于人性的洞察和人生的领悟。
群学印证人心！
群学的光辉，在于人性的美丽；群学的大义，在于一代代社会学人对于人心的体察与感悟，在于一代代社会学人对于人生的理解与阐释。而群学的传承，在于潘先生与费先生之间一辈子的师生情谊与心灵交融[6]，在于费先生晚年关于人性的四句真言[7]，在于北大社会学知青一代老师们之于学生们的人格感染与人心交流。
2018年夏，88级本科班入学30周年重聚。
走出燕园，每一位北大社会学学子都开启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然而，对于北大、对于北大社会学的感悟，都植根于师生之间心灵的交流与文化的传承。这，决定了北大社会学的精神和本质。
[1] 北大社会学系1982年正式复建前，已于1981年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在国政系下设立社会学专业）。1983年，招收第一届全部为北京籍的本科生，我们是1988年入学的第五届本科生。当时的学生规模是一届一班不到30人，我是当时班上来自四川的唯一学生（重庆市当时属于四川省）。
[2] 非常令人感慨的是，前面引用的霍华德·贝克尔的“局外人”的概念，最早是由林彬老师在1989年春季学期的研究方法课上提及过。林彬老师还向我们讲解了，贝克尔著名的越轨青少年吸食大麻的研究。我本人对于贝克尔的研究有着格外的兴趣和偏好，在20年后的备课过程中读到这一案例，翻看林彬老师的油印课件与课程笔记，得到印证，感到历史的轮回。如今，我在课堂上也使用这一案例。
[3] 当年，北大社会学系的三位老先生，是特指早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时期就已经成为老师的，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和袁方先生。
[4] 关于更大范围内，这一代社会学家的更多资料，可以参见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四十年与四十人》，商务印书馆，2019年。
[5] 孙立平老师1981年参加费先生在南开大学组织的社会学师资培训班，1982-200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00年后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6] 潘先生是指潘光旦先生。潘先生是费先生在清华念研究生时的老师，后来他们又成为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各个时期的同事，直至潘先生在文革期间病逝。在费先生的回忆中，潘先生去世前，费先生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在北大社会学复建初期，潘先生的两位女儿，成为费先生的得力助手。其中，潘乃谷曾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7] 费先生在1990年12月，他80岁寿辰庆祝聚会上的“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讲演中，总结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程思璇、沈适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