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简介
吴肃然，安徽蚌埠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6年至201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熊跃根教授指导下获硕士学位，在张静教授指导下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方法论、知识社会学。
图为2007年7月，北大师生代表赴香港参加世界社会政策大会。
图为2012年7月，吴肃然博士毕业。
一场社会学的青春梦
吴肃然
周飞舟老师邀请我为系庆写一点文字，记忆的引线随即被点燃，曾经最认真、最热烈的一段生活立刻浮现到眼前。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后，我发现才回忆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跨度，于是决定换一种写法。
2016年7月初，我曾作为系友代表回到北大社会学系参加毕业典礼，当时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一度把社会学系当成自己的家，在20岁的后半段时间和30岁的前半段时间中，我在这里付出了许多的精力与感情。尽管已毕业数年，我的心底仍然埋藏着有关这里的千言万语。2005年的秋天，我辞去电信行业的技术工作，来到北大旁听社会学系的课程，2006年考入我系攻读硕士，直到2012年从这里博士毕业。在这7年当中，我经历了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里，我那些原本在社会上四处碰壁的思考、观点和情绪都忽然得到了妥善的安放；我的一些原本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习惯与做派再也不被人鄙夷，有的甚至成了闪光点；在这里，我的理智与情感第一次获得了奇妙的平衡；我对生活、对他人、对文化、对制度的理解都得到了彻底的重塑。”这段发言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至今我都记得在北大社会学系求学期间的点点滴滴，特别是那些凝聚着激情、智慧、欢乐和痛楚的时刻。
200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得知考研录取结果后，我坐在行驶在北三环的一趟公交车上，看着外面模糊闪烁的灯光和落在车窗上的雨滴，畅想着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能够去最想去的地方，读自己最热爱的专业，在过去20多年的生命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入学以后，我几乎每一门课、每一节课都坐在第一排，毫不脸红地插话、提问、评论，令当时班级里的几位学霸直皱眉头：“这讲的都是什么呀？”
图为2006年9月，吴肃然北大报到留念。
硕士班级第一次聚会，看着比我小几岁的应届生同学，我决定冒充一下班主任，如今已成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的陈家建就被我蒙住了。在欢笑声中，我觉得重回校园真是特别美好。这些同学，聪明自不必说，还都那么友好、纯粹，令人见贤思齐。
入学后一度很苦恼，自己的阅读和思考非常散乱，无法入门，直到研一下学期选修了张静老师的《政治社会学》，我一下子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能力有了信心。课程结束后我给张老师发了申请读博的邮件，第二天中午，她和我在未名湖北岸走了1个小时，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长谈。而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长谈是在2019年的昆明社会学年会，当时我告诉她，我打算结婚了，太太与我岁数差得比较多，我压力挺大，她说：“那有什么不行呢？”她对我的肯定，如同当年一样。在北大社会学系遇见了她，让我的生命中多了一位“重要他人”。
杨善华老师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叫做《国外社会学学说研究》，当时我负责报告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我认为科塞所说的“功能”与帕森斯的“功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他对“冲突”的强调根本挑战不了结构功能主义，于是我把这本书贬得一无是处。随后杨老师一番循循善诱的点评令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误区：评价一个作品的学术价值是有多个角度的，学术思考需要有逻辑，但不能只陷在自己的逻辑中。博士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在课堂上汇报了一篇美国社会学顶刊上的论文，并引申开来批判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路数。随后一位硕士生，就是目前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的陈涛师弟，站起来批评了我的发言。听完他的批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知识假象，表面上孔武系统，实际错误肤浅。正是在北大社会学师生共同营造的这种学术风气中，我获得了知性和德性的成长。
研二下学期迎来了硕博连读的报名，与统招博士生一起面试。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生、现中华女子学院的陈伟杰教授报考了张静老师，而且考得相当好。张老师想争取两个招生名额但没有成功，我考虑到统考生有制度优势而且导师也比较为难，就表示退出竞争，如果有可能，研三时再参加统考，但之后我对读博的事情就逐渐灰心了。研三第一学期时，我还差1个学分没修够，刚好张老师开了一门论文写作的新课，于是就选了这门课。还记得课程过半后的一个课间，张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今年是不是真的要考博，接下来她说的一句话让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没能读博还来听课，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热爱知识的人。”这句话让我心中本来即将熄灭的一团火腾地燃起，我很快切换到当初考研的状态，复习了几个月，参加了社会学系的博士统考并最终被录取。
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感情生活出现了严重危机，绝望地离开了自己笃定相守一生的人。那时每天夜不能寐，但想到未来的生活中还有“学术”这个同样宝贵的事物，我获得了从精神低谷中走出的动力，而北大社会学系就是我的栖息之所。每天学习12小时，休息6小时，运动1-2小时，每晚10点独自沿着未名湖走上两圈。白天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社会学系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老师常会为我打一瓶开水。虽然北大社会学系的办公条件在全校倒数，但系图被公认为全校最好的分馆之一，许多人文社科图书只有大馆和社会学系分馆有收藏。
每年春节，我都是临近除夕的时候才回老家，在家待几天就回北大。记得某年的大年初三，校园格外清静，中午只有学一食堂的一个窗口营业。我站到排队人群后，发现前面是王思斌老师。王老师几乎没有休息日，身为中国社会工作界和社会学界的学术权威，他在学生面前没有任何架子，学生不需要正面看到他就能辨认出来，因为他多年来穿着同样的外套、拎着同样的公文包、骑着同一辆自行车。北大社会学系的老师都极具个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着显著的共同点，即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终身学习的态度以及和学生打交道时的开放、平等、尊重。我的硕导熊跃根教授从未干预过我个人的阅读和思考，而是十分耐心地等待我完成跨专业的过渡，及时地为我纠偏。在社会学系数十位老师中，绝大多数我都比较熟悉、打过交道或至少认识，系里所有的行政、教务老师，我也都非常熟悉，他们如风的君子之德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我想这正是北大社会学系的魅力所在。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子，必定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与大多数硕博学生不同，我和社会学系的本科生有着密切的往来。与本科生的友谊是我读研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们的活力、智慧和专注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变得年轻，让我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提出了远超从前的要求，让我获得了对于北大和社会学系的更加纯正的身份认同。直到现在，我的微信中还有非常多的本科生好友，他们大都是2007级-2009级的，他们当中许多优秀的女孩子令人印象深刻，以致我在离开北大后的很长时间里无法端正地审视自己在择偶方面的理想与现实。
之所以能和本科生打成一片，原因有几点。一是因为我多次在张静老师的课上担任助教；二是因为我作为领唱，与本科生一起参加了3次北大一二·九合唱比赛；三是因为我在北大未名bbs上写过一些段子，时常能冲上未名十大。有一次我从理科5号楼出来，发现自行车被其他的车堵住，于是杜撰了一篇名为《北京大学自行车驾驶证考试规定》的笑话，发到未名bbs上。没想到惹出了麻烦，第二天许多门户网站在首页转发了这个帖子，批评北大的做法，一些记者还专门到北大做了调查。在学校有关部门澄清了这是学生开的玩笑后，有记者和律师还提议让北大起诉这个学生。当时社会学系的张庆东书记根本没有为这种“舆情”紧张，反而与我这样一个学生结成了更深的友谊。读研期间，我的业余时间常常用来写此类东西，最后离校整理文档时，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竟然有博士论文的几倍厚度。在北大社会学系求学的几年，我的精神状态常在两个极端中切换，或者说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特质，一方面沉重无比，一方面轻松愉悦。正常的写作和不正常的写作，为我当时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张力。
图为2009年12月，吴肃然参加北大一二·九合唱比赛。
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系十分开放，以李猛、周飞舟等老师为代表的一些学界翘楚也一直致力于在教学上打通学科壁垒。如今全中国的大学都在进行一些圈地式的学科建设或是口号性的交叉，北大的举措并不多见。那时与我一起上课、吃饭、聊天、开读书会的同学有很多人都不是社会学系的，彼此之间有着非常深入的跨学科交流。社会学在不少高校都是弱势学科，每逢本科生转专业报名时，社会学专业都会流失不少高排名学生，甚至会出现只出不进的情形。但北大社会学系很不一样，在双学位报名和转专业报名时，社会学系都比较抢手，学校最火的一些通识课也常常能见到社会学老师的身影。身为一名社会学人，你会在这里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实际上从硕士阶段起我就阅读了大量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文献。这样一个切入点不是偶然的，它是工科背景的中国人在进入社会学理论领域时的一个自然起点。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虽然它有时很有力，但却给我的社会学学习带来了巨大的苦恼。你会发现，自己与许多老师、同学的想法不合拍，你想打通的别人不在乎，你所忽略的别人却在深究。在学术对话中，你的why经常会问到别人的腮帮子上，而当别人围坐在一起热切、深入地讨论某些问题时，你会不理解其意义所在。在我按照学术史的脉络，一直读完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后，上述情况才有了改变。我发现自己可以将许多东西融会贯通了，在对自己的逻辑和理性进行了反复的反思、否定和再否定之后，我突然明白了社会学是什么。之前读不太懂的东西迎刃而解，之前读着没有感觉的文献变成了字字珠玑。以前的社会学理论课我都听得云里雾里，而博士期间的社会学理论课我得了最高分。对我来说，谢立中老师的课堂就像是一部悬疑片，他讲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条分析思路都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得以复现、展开、推导、猜想，令人兴奋不已。
思想上频繁的自我否定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在学术思考上没能日渐趋近于导师张静教授，而是时近时远。考博时我的专业课考得不太好，其实那时我这颗学生卫星刚好跑到了自身轨道的“远静点”，如果早半年或晚半年参加考试，我的成绩可能都会好很多。再一次到达“远静点”的时候，恰逢论文开题。在那天下午的读书会上，我兴冲冲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汇报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发现导师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不耐烦的神情，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心里顿时像被泼了一盆凉水。汇报结束，张老师开始点评，我清楚记得她的第一句话：“这是一个批判性太强，甚至可以说是偏激的思路”……我非常沮丧地回到宿舍，晚上经过再三思考，给导师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详细回顾了我对研究所做的背景性思考。第二天，张老师给我回复，鼓励我先按自己的思路把论文初稿写出来。在博士毕业多年以后，我对自己论文的评价也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当年获评了北大优秀论文，但若放到其他学校，我可能都无法毕业。回想当年的那封邮件，我更加感恩导师对自己的肯定和包容。
博士答辩环节结束后，在场的评委们建议学生说几句感言。听到这个建议，我觉得太好了，因为有好多的话想表达。不过，在我从那个小教室的最后一排走向第一排的短短几米的路程中，我的情绪就无法控制了。过去十多年的往事像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中飞转：22岁时，我为买到一份当天的《南方周末》跑了小半个城市；24岁时，身为美国公司的员工，我手头处理的项目，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向美国所做妥协的结果，它注定是一笔巨大的浪费，于是我每天都在追问自己的工作意义；26岁时，在伊斯兰堡，每晚工作结束后已经12点，我躺在床上开始兴奋地阅读《社会学概论》，像是在读一本禁书；考研时，看到有两道不会的大题，一股电流从后背击到头顶，万念俱灰，觉得自己的勇气只换得了泡影；求职时，为了追求纯粹的学术生活，我把自己推向了答辩后就要待业的境地，某晚看到父亲发来的短信“但愿吾儿愚且鲁”，潸然泪下；硕博期间还有许多个不眠的夜晚，自我否定、自我感动、患得患失、自怨自艾。到了毕业的这一刻，我丢失、放弃了许多东西，而圆了一场挚爱社会学的青春梦。这时梦好像醒了，突然不知道该去哪。面对着几位答辩委员，我几度哽咽，无法说出一个字。因为任何言语都会像一根尖针，刺破我此时已膨胀到极点的情绪之球。我半低着头，强抑着自己的胸膛，几位老师默默地看着我，我觉得，此时的无声也许胜过了有声。
北大社会学系是一座真正的象牙塔，我在其中度过了几年纯粹的精神生活。在博士毕业前的求职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未来需要面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当时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状态，放弃了两个在旁人看来很不错的工作。北京户口？人事代理？非升即走？找工作为什么考虑这些因素呢？我认为自己需要去一个像北大社会学系一样的地方，但我此时才明白，这种地方即便存在，自己也根本不拥有敲门砖。我是一个非科班的、没什么发表的、研究方向非主流的、年龄偏大的博士生，离开了北大社会学系，我只具备这些标签。意向高校的负责人看完我的简历会客气地挑出一些“长处”：“你的优势是以前学工科，做量化有优势”，这些对话倒是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社会互动理论的认识。我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在某校面试博士后时，听到身边的几位竞争者讨论：“他们的出站要求是4篇C刊”，我很好奇地反问：“C刊是什么？不要求A刊B刊吗？”于是那几位竞争者就像看到怪物一样。在毕业后的多年里，我有时会听到某些系友抱怨，认为北大社会学系对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就业能力培养重视不够。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有着亲身感受，但我也确信一点：北大社会学系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接地气”，正是我能够一直深爱它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在不惑之年回忆这场社会学的青春梦，我想说的是：人的一生中如果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它让你心无旁骛，让你激情澎湃，让你的笑和泪都发自内心的纯粹，让你感到骄傲，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圣地，让你在多年后回首往事时仍然青春无悔，甚至还能够热泪盈眶，那么人生的其他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衷心祝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生日快乐！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李金瑶、李雨萱
审核：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