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社会学的育人环境与学术传统
系友简介
蒋勤，江苏无锡人，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在杨善华教授指导下开展城乡社会学方面研究，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侧重清代的科举与社会流动、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和量化历史方法等领域的研究。
图为蒋勤（右）与其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教授合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北大社会学的育人环境与学术传统
蒋勤
为庆祝北大社会学系恢复四十周年，系里开展了我与北大社会学的征文活动。2003至2006年在北大攻读社会学硕士这三年，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我想从求学者的角度，记录下那些对我成长有重要影响的人和事。或许我们从中能管窥到一个好的育人环境和学术传统，对有志于学者的意义。
一 燕园
北大燕园原属皇家园林，处处是景。但对求知的学子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有个特藏阅览室，装修古朴典雅，里面还收藏了大量的燕京大学学位论文。2004年时还可以翻看纸质版，现在都已经做成了电子数据库。燕京大学社会学许多名家的学位论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第一次进入到那几排书架，拿起那些1930年代的论文，恍惚间觉得自己穿越了历史，因此也深受震撼。前辈们的选题、方法尤其是关怀，均力透纸背而出。燕园给我上的首要的一课，就是学术本是一种厚重的传承。
我们这一届硕士生第一年住在万柳，要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来回校园，很不方便。第二年我们搬入畅春新园，自此就能经常在听到海顿的小夜曲响起之时，才收拾书包离开大图。当时我还没有买笔记本电脑，就每天在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回宿舍才用台式机写作业。记得那时我仔细阅读了瞿同祖、张仲礼、黄宗智等人的著作以及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相关经典。这段时间的知识积累，为我转入后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除了图书馆，燕园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这个内部刊物。2004年的春天，我参加了面试，顺利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当时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各人文社科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均参与其中，大家共同讨论很多问题，跨学科视角碰撞很是激烈。
2005年，学志主编、中文系博士生柳春蕊发起组织创刊二十周年大会，邀请部分老编辑出席，还筹划出版了一期特刊。我作为社会学的学科编辑，邀请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回北大的周飞舟老师写回忆文章，题为《以学为志》。周老师对1986-2003年间一千余篇发表在《学志》上的论文，进行编码，统计其学科、每期篇数等，做了初步的量化分析。虽然已经在本科、硕士阶段学过两遍《社会统计学》，我还是对这种有别于社会调查的“无中生有”式的编码、分析、解读的研究方法颇为叹服。此次约稿，埋下了我后来前往港科大追随周老师导师——龚启圣教授攻读经济史博士的种子。
图为《以学为志》，发表于2005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同年，我在北大的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教授，邀请当时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李猛老师，为社会学系师生做了一次讲座。我和下一级的社会学编辑李雪一起，将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并请李猛老师校订后以《培养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为题发表在《学志》上。这是《学志》给予的我和社会学系学长交流的机会。
研一在万柳住宿时，我还有过在耕读社诵读经典的经历。有时在食堂，有时在宿舍，我们在一年时间里，从《论语》到《孟子》再到《诗经》，虽然断断续续，但也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这种基于共同兴趣而一起切磋经典的乐趣，也凸现了燕园的独一无二之处。当时的耕读社社长是戴海斌，他也是柳春蕊之后的《学志》主编。海斌对我后来从社会学转向史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的同班好友肖文明，宿舍室友吕付华、梁中桂、徐法寅等，亦是耕读社的小伙伴，后来大家也都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二 系所
我本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就读，在那里学习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接受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的训练。但我对研究性更强的社会学专业更感兴趣，因此入学后不久就决定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中青院社工系的师兄师姐们，传授了很多应考经验与资料，但他们绝大部分考上的都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专业。我和同学王竞，大概是第一批成功考上社会学专业的中青院的社工学生。
2003年9月我们入学时，北大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为一家已三年多。当时我们这些外校考入的同学的感觉是，合并后的社会学系、所，师资雄厚，一时无两。我们硕士班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人类学三个方向，还有两位女性学方向的同学挂靠在系里。
当时硕士课程的必修课比较偏重理论和方法，但各个研究方向的专业选修课很多。我印象深刻的有杨善华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郭志刚老师的《高级社会统计学》，刘世定老师的《福利经济学研究》、张静老师的《中国研究概念框架及论争》等课程。
杨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程，主要围绕五本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开展，讲解非常清晰明了。杨老师当时已在尝试将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中，但在讲授这五本经典时还是特别注重讲通讲透，绝不囫囵吞枣。当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杨老师上课还会结合各种社会调查中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我们展示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我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悟性比较差，后来未能跟随杨老师专攻理论。但杨老师这种深入浅出的讲授“高深”理论的方法，对我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郭志刚老师的《高级社会统计学》课程，又教会我们开展社会科学中的量化分析。郭老师是人口学专家，掌握大量调查数据，对生育、健康、老龄化等问题均有很深刻的研究。这门4学分的课程，奠定了我后来开展量化分析的研究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理论和中国经验并重，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兼顾的学术训练，与我后来在港科大社会科学部的四门社科方法课，异曲同工。注重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培养体系，对学生走上职场或是继续深造，都有极大的助益。
当然，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除了学到理论和方法，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一种意识，就是要通过好的学术研究来理解中国社会。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开始思考社会科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学视角来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的编纂就是这种导向的一个典型体现。郑也夫等老师从2003年开始编辑三校论文集，到2006年是第4辑。郑老师他们选择论文时，偏爱理论和田野调查结合的经验研究，很少选择纯理论的论文，也较少选择纯定量的论文。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浙江绍兴一个黄酒小镇的乡民们如何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各种形式的非农经济来谋生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说，该文当时并不能算是特别成熟，但郑老师肯定地通知我，希望能收入论文集。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书影
努力掌握过硬的研究方法，强调对社会的关怀，注重理论和经验的结合，这是系所老师们传授给我们的有形或默会的学术道理，它深刻形塑了我们这代人学术成长道路的底色。
三 师门
选定导师是研究生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早在2002年，我就好几次骑自行车一个小时，到北大三教去旁听杨善华老师的《城乡社会学》课程。2003年春天，在北大社会学系复试之后，我写邮件给杨老师，询问他是否还有指导研究生的名额。在了解我的相关情况后，杨老师回复了一句“师生都是缘分”，就答应了我。
我加入杨老师师门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在2003年夏天。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的赵力涛师兄，应杨老师邀请，回到北大做一场讲座。杨老师专门发信息给我，让我去听。记得赵师兄身形清瘦，背一个单肩电脑包。在社会学系会议室，他娓娓道来，给我们讲述了有关中国市场转型论争的最新进展。这是我进入北大后上的第一课。这一方面增进了同学们对社会学前沿研究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高品位的学术标杆。
我加入杨老师师门时，正逢杨老师准备一项教学改革，就是通过走入田野来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杨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能力是相通的。因此，读书和做田野调查必须同时进行。为此，杨老师每个寒暑假都会安排同学们去到各个调查点，做一周左右的社会调查。我先后去了浙江绍兴、江苏常熟、山西榆社、上海宝山等调查点，其中绍兴和常熟先后去过三次。最后我的硕士论文选择了绍兴东埔村人民公社时期的非农经济这个题目。杨老师的团队里面，还有程为敏老师和中国社科院的刘小京老师。有三位老师的保驾护航，我们的调查是严肃而又紧张的，每天例行的调查总结会通常都要从7点多一直开到11点。
图为蒋勤（左一）于绍兴田野留影。
杨老师常说，做学术他从来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对此话的理解是逐步加深的。2004年，我跟随杨老师来到上海大学旁边的联西村做社会调查。因为某些原因，那次我整理的磁带录音稿，文字上有些粗糙，内容上也有删减。我自己心里有些忐忑，吃不准这样的整理稿是否达标。在开师门调查总结会之前，我去找同门王竞整理的磁带录音，发现其认真程度和对整理录音重要性的认识要比我高出好多。于是我赶紧给杨老师写了一封邮件，承认错误并诚恳道歉。杨老师的邮件是这么回复的：
蒋勤：
收到你的电子邮件。首先我很高兴的是你的诚实。其实这也是一个学者必备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做研究，不管是从尊重当事人还是尊重自己的角度，都应该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哄”。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王竞的这样的想法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其实我也看到了你录音磁带整理出来的量不够，但是我想，先还是应该由你自己来解释。这个疑问我就先存着。至于重整的问题，等明天开完会再说吧。
杨善华
收到这个邮件后，我当场惊出一身冷汗，随后很庆幸做了正确的“主动交代”。杨老师对做学问和做人都有着极致追求。2005年前后，杨老师指导的本硕博学生人数已经很多。但他基本上都能掌握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和旨趣，并由此做出针对性的指导。在杨老师身上，我学到了真正的科研求真精神，并对作为学生如何与导师开展有效沟通，作为导师又如何指导学生到点上有了真切的体会。
四 鉴往知来
回想起来，北大社会学系这三年读书和学习的经历，奠定了我后来学术道路之根基，亦深刻影响了我的研究选题和研究兴趣。
2006年春节前一天下午，我在线提交了申请香港科技大学的全部材料，随后匆匆忙忙背上书包，来到北京站赶火车。同年春天，我如愿收到了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offer；随后六年，我在龚启圣教授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博士的学业，进入了用量化方法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道路。2012年秋天博士毕业后，我随即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当年踩点赶火车的经历，似乎预示了我在学术道路上往往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方能实现小小的突破。不过随着人的成长，生命中除了学术又多了很多别的责任，我发现想要安静地读书、指导学生，都不是一件易事。每每在遇到类似困难时，我就会想起北大这三年在自由、散淡中又带有学术上的紧迫感的生活。现在想来，当年能通过考研之路进入到北大社会学这样一个真正有学术传承、有育人传统的地方，亦是一种幸运。进而，这段经历也成为自己在人生面临各种考验时重要的精神动力。大学之义，尽在其中。
文字编辑：王迪
推送编辑：苟钟月、沈适
审核：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