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婷
图为刘雪婷本科毕业留影，摄于2005年。
我是2001级北大社会学系本科生。2005年毕业后在本系读人类学研究生，2007年硕转博，2008年博士论文开题，2010年决定以硕士学位毕业，出国继续读博士。算起来，在社会学系度过了近十年光阴，自己的成长、人生探索、阅读、友谊，几乎都和北大社会学系有关联。
一、
我是辽宁沈阳人，是本省实行3+1文科大综合的第一届高考生，也是考后出分报志愿制度下的第一届。北大招生老师告诉我，我的分数不足以进入光华、法律等热门选项，也无须去考古、俄语等经常被视为冷板凳的院系，其余文科院系都可以考虑作为第一志愿。老师是从分数最大化角度给出的实用建议，其实，我打算按照兴趣去选择专业，也已经决定了报社会学系。
我进入高中的1998年，正值《万象》杂志复刊，在读书界、知识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它的实际编委会在上海，出版单位是位于沈阳的辽宁教育出版社，我由于家人在《万象》工作的缘故，每期杂志都看，珍重地带去住宿制的高中，在郊外校区反复摩挲。它不像《读书》《天涯》那样端庄，涉及的政经话题和思想界状况不多，文体上又有趣，往往以回忆录或漫谈形式展开，亦庄亦谐，符合高中生的口味。我通过它读到李欧梵解析图象的随笔、毛尖大开大阖的电影史文章、须兰颇具张爱玲之风的文学片断，都带来崭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读到了费孝通先生连载的《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
当年费先生已年近九十。这篇长文章分为十篇，每隔几期在《万象》上刊登一次。他回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授课状况，从派克老师的生平和研究去讲社会调查方法、社区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对于美国社会的启示性、老师与自己对城市化/工业化道路的反思，也写出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师生关系：在智识上共同成长，逐渐共享人生追求。费先生文字好，知识性强，言简意深，很有深情。而且，由于文章是连载，令人有种期待侦探小说下文的感觉，每次拿到新杂志都心痒痒的，希望读到续篇。
当时我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门类研究的具体内容缺乏认识，按常识去想象中文、工商管理、法律、外语那些科系在大学里会教什么，但难以想象社会学这门听起来无所不包的学科。那是网络刚初步普及的年代，青年人生活的日常社会空间有限，对于封闭在考试制度下的中学生，借社会调查去深入社会生活中很有直观魅力。通过费先生的文章，我对社会学心向往之，同时觉得自己感兴趣的是人类生活的具体，而不是抽象，因此，就打定主意报考社会学系。父亲还因此送我一本咸菜色封皮的英文《自杀论》，虽然压根没读，也读不懂。
以至于大学开学后，班主任唐军老师问全班同学，有多少同学是第一志愿报考本系的，我看手臂寥落，还为自己的忠诚得意。等到初步了解到社会学广博丰富的范围及其方法的复杂（甚至被此吓到），以及意识到它需要高度抽象能力，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后来，在学校里有时还能见到那位戴眼镜、和蔼温厚的北大招生老师。他做行政工作，笑眯眯的。我们打招呼，他总会把自行车的速度慢下来一些，冲我们挥一挥手。
二、
大学一年级，尚未深刻地感到自己是社会学系人。上了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学说等专业课程，不过必修课程以学说史为主，在自己缺乏知识基础时，不太容易感受到孔德这样两百年前的法国人与自己面对的生活之间的关联，上课时云里雾里，同学间面面相觑，继续像中学生那样发呆吃粉笔灰。也选修了社会心理学，那些实验显得切近具体，不过科学性质强，也就更答不出“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这个别人也常问自己的问题了。在班级管理上，班干部、搞寝室卫生、集体参加一二·九文艺汇演，感觉和中学差别不明显。
当时，显得更有吸引力的是广阔的校园生活。我像不少新生那样，对全校通选课感兴趣，从法律、历史方面的课程，到古今数学思想，都跃跃欲试。听说伦理学等热门课程选课时还需要当场写申请文书，等于一篇小论文，更会产生“过这村没这店”了的急切。与通选课吸引力类似的是校园社团，三角地摆摊招新，好些同学把多个感兴趣的社团都报上，数周即弃。我也遍尝北大食堂。第一次吃到南方蔬菜茭白，就是在家园餐厅东北角窗口不锈钢方盘盛的茭白炒牛肉丝中。在生鲜冷链物流还不发达的2001年，菠萝蜜之类热带水果刚进入北方普通居民的视野；北方城市的餐饮挺单调的，流行的外来菜系刚从粤菜转向杭帮菜，后来流行的口味更重的菜系尚不时兴，我在北大食堂吃到了好几种此前没有接触过的爽脆南方家常菜。此外，当年中学对早恋是不鼓励、批判、或者禁止的，风气比现在保守，进入大学后看到情侣成双成对，学校里对社会话题的讨论很开放，这些都令我有百无禁忌的感觉。整个校园生活新鲜、开明、火热，对此很好奇。
产生这种与社会学系若即若离的心境和状态，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入校后的专业再选择制度。其一，当年北大实行的是大二开学前可申请转专业的制度。通常从冷门专业往热门换，当然也有少数反其道而行之的，或者想跨越高考时文理计划分开的限制的，有些同学甚至会读毕大二再换专业，颇为勇敢。我们社会学系热度平凡，班里多数同学第一志愿是其他院系。如今忘了学校的具体规则限制，总归大一要成绩超群，才有申请转专业的资格，当然也要对方院系肯接收，因此去选些目标院系的课总没错。当时，有同学拼命学习本系必修课，恰是为了离开本系，有同学念叨着法学院、经济学院，打算为之一搏，有同学想转系，最后憾未得到资格。因此，大学一年级，班里有尘埃未定之感。其二，2001年是元培班入学的第一届。当年的元培没有单独招生，而是放在各院系招生计划中。我们入学后自愿报名，经过筛选进入元培，住在原院系宿舍，印象中第一学年似乎要和原院系一起上课，学年结束再选择心仪的专业。譬如，社会学系的元培生可以到大二进入经济学专业，除宿舍还和社会学系一起外，关系都脱离了。我们班也有几名同学进入元培。印象中，班里有四位同学转出，一位外系同学转入，另外还有一位元培同学选择了我们班（这个数字可能不确）。其三，大一那年，大家还在考虑该选什么双学位或辅修。是丰富所学，便于择业，也是没有进入理想专业或无法转系后的弥补。较多人选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设的经济学双学位，也有选法语或哲学的，我是选择了心理学辅修。
如今想起来，当年的大学一年级颇有些预科的意思。总的来说是了解专业、自身与专业适配度的过程，学校也为不够适配或不满足的学生提供了一些机会。如今，高考报名咨询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大量在线资源和普及型书籍能让中学生和家长了解各专业的内容与未来职业发展，全社会教育程度提高，家庭对教育和择业的重视程度和焦虑感也增强了。回想起来，我们当年还是更把大学教育当成一段其中大可以有盲目和弯路的探索，也当成自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相对来说不那么关心求职，至少在大学早期普遍如此（当年对社会学究竟研究什么很困惑，倒对社会学系毕业生究竟去哪上班的问题想得不多）。反过来，当年对自我对专业的了解也比较弱，凡事不像今天那么高效。
反正，整个大一，处在二次选择的可能性中。专业尚未百分百确定，眼睛常向系外看，结合起对社会学是什么的深度迷惑，就造成了一种妾身未分明的感觉。
还记得，当时有外系同学问我社会学系的学习内容，说不出来，以“其实我们毕业颁的是法学学位”搪塞，对方似乎就懂了。这实在令人羞耻——法学院是学校里存在感很强、学生分数高、人数多、说话声音都更响几分的超级学院，我们宿舍与法学院学生相邻，系里办公位置在法学院楼上，那栋楼还叫法学楼，连学位类型都寄居于法学，更显得我们是个“小系”。
因此，我是绝对不肯管逸夫一楼叫法学楼的，宁愿用它的学名，说我们系在“逸夫一楼二楼”，像个难以断句的绕口令。
三、
真正深刻的记忆，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们2001级本科的特殊经历在于，我们是万柳校区建成后入住的第一届学生，也是唯一一届本科生。大二开学军训前，我们搬去万柳，大三再搬回北大本部，此后不再有本科生需要像我们那年那样，每天背着大书包通勤往返于校园和宿舍之间了。我是2005级研究生，研一又住了一年万柳，那是后话了。
学生来到万柳时，整片区域处在开发中。宿舍与工地和城中村相邻，附近荒地也多，晚上黑黢黢的。那一年还没有开设学生班车（研一那年就有了），我们要自行等公共汽车上下学，一般是坐332支，车辆老迈，车轮辘辘，车也少，到站时间难测。我们大二生的课程密集，早上八点上或晚上九点下的课多，许多同学选了经双，周末还要通勤，大家疲惫不解，也不甚抱怨。北京冬天很冷，下雪兼以呼号大风，冬天在傍晚或夜里等332支让我对沉没成本有了深刻理解。有时已经立在雪中等了四五十分钟了，车还没来，此时一辆空载出租车奇迹般亮着小小一盏黄色顶灯驶来，俨然是21世纪的小橘灯，心中矛盾，究竟要不要叫呢？这时坐上出租车，好像反而浪费了之前的等待。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当年夜晚在西门外那条萧瑟的颐和园路上等车回万柳的景象，路上厚厚的积雪冷淡、安静、无望，仿佛要把活人都吸进去，就像余华《活着》中福贵在儿子死后看到的小路，撒满了盐。这种时刻人容易进入《中国青年》在80年代初问的那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逐渐地，书仿佛能读进去了。就在大二那年，同班同学傅勇江和我决定合作参加“挑战杯”论文大赛，我们关心创业者和体制的关系，定下“民营企业家入党意愿调查”这个题目。社会阶层与年龄所限，不容易接触到“企业家”，调整为“企业主”，又因为大二下学期非典来袭，校园封闭、北京正常社会生活停止，没能按照预期规模和方式调研。得到“挑战杯”二等奖，是当年社会学系学生包括硕博在内最好的成绩，但我们对文章很不满意，实在觉得派发问卷不如意，“调”不甚佳，后续的“研”有硬拗的性质。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认识了张静老师。此前与张老师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在大一，系内各位老师轮流作讲座、帮助新生了解社会学各个分支及老师们的研究内容的那门必修课上，听过张老师的研究，跟着讲座去读张老师的论文，知道张老师做国家与社会关系。想到这个题目后，想请张老师担任论文的指导老师，她很快回复了我们忐忑退缩的邮件，乐意与我们谈谈。现在想来，如何得到老师指导这种大学内的隐形行动规则，也是新生该受到的教育；大胆者与羞怯者、熟悉大学/学术环境者与不熟悉者，可能在开口寻觅支持资源时就有了区别。在张老师家，她与我们谈了一阵，帮助我们厘清思路、确定问题，推荐了阅读书目，也同意担任指导老师。整场谈话像沐浴在微风中，她谦和、容易接近，既鼓励我们，指导又很明确。我在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想法值得尊重，第一次意识到做事时该考虑的并非是做不做、自己有没有资格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做得更好。以前自己的生活，无论在家庭还是中小学里，都受着管控，现在想来那或许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感受，核心总是禁止或批准、顺从或反抗，总是绕着资格问题打转，自己被动，也因此自私。那个下午则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平等而有差异的，个人可以是不足但仍有行动力的。
在见到她之前，我们想法很初步，根本还没有决定报名，也不知如何开展研究。如果老师没有那么支持，我们模糊的想法也就会流产了。张老师的帮助，把难的问题变得简单了，让我们感到做研究是可能的，自己想去做研究并不是错的，是值得的。虽然最终的调查不尽如人意，但那种激动感和信念感，我至今记得。此外，作为女生，与张老师一席谈后，尤其因为地点在她家里，有现场感，我感到接触到了一种朴素、包容、温和、深思、又十分明亮有力的生活方式和性别气质，这是我陌生又向往的，开始在内心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种人生，可是会有一瞬间，你觉得只有一种好的人生。
也是在大二那年，我们上了王铭铭老师的“社会人类学”必修课。王老师的风格跳脱幽默，时有惊人语，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内容又无远弗届，整门课都感觉很另类。经这门课布置读到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第一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旅行家”就牢牢抓住了我，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持续到全书的最后一段，“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相互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以前所体会的语言之美，多半在乎修辞，由“美文”传统塑造，注重含蓄、精练、写意能力这些中国文学的长处；所体会到的写人之妙，往往在于生动人物形象和跌宕命运描写这些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特点。这本书改变了我的认识。原来描述的美丽与力度，不在手法，而在于对写作对象产生富于深度的理解。原来写风俗不意味着通俗，大可以用非口语化甚至反口语的语言去描绘大众社会生活。原来，由写实生发出思考，而不是通过抒情或者意境与气氛塑造，也能具有高度文学性和感染力。我打小喜爱文学，有了这些认识后，再读很多散文和小说，都觉得单薄了。它也修正了我先前对翻译腔的偏见。
此外，与拜访张静老师那次经验类似，我也感到《忧郁的热带》是明亮有力的。虽然它时常陷入抑郁，但它是一本柠檬黄色，而不是灰色的书。
四、
之后的时光过得既慢又快。从万柳回到本部的过程已经记不太清，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因大二前宿舍搬迁而可以自由组成宿舍，我就此和李玮、王丹两位同班同学成为同起居的好友，大三搬回本部，学校没有重新调整宿舍，可谓一幸，至今我们也是内心能相互依赖的伙伴。之后上了周飞舟老师的《发展社会学》，读到关于粮食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及当下社会问题的大量材料，感受深刻；学习了一些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眼界大开。上了张静老师的《中国社会》，还上了李康老师的《历史社会学》，在这门课上学习听到人的声音，也才知道阅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一项多少羞愧的体会是，自从开始真正读书，我的家庭就失去了我。此后有重建亲情的努力，但那种陌生感和将家庭问题化的倾向，没有完全消失。另外，今天想来，我对自己课程选择和学业也有相当遗憾。尤其是没有用好社会学系提供的定量课程资源，重视“社会”而忽视“科学”，对数据缺乏认识。如今看到人口、行业数据，缺乏社会学系学生本应有的敏感觉察。
大学四年级，我申请留在本系读人类学方向研究生。我们住在45楼3单元3楼，常取勺园前那条路，经网球场南侧去图书馆和教学楼。春季学期，经过燕南园，多次想，但愿一辈子能留在这个校园。
当时同学间普遍有理论崇拜，认为社会理论是核心问题，其他分支社会学属于衍生性问题；并且比较注重阅读思想史。大家也向往芝加哥大学，原因之一是李猛老师正在那里读博士。我们2001级没有上过李猛老师的课，但也知道他当99级班主任、带读书会，影响了前后几届学生。即便对所谓理论不大感兴趣的同学，也把社会思想委员会当作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远方的圣殿。
研究生时的班主任是刘能老师。这个阶段师门、同宿舍交往多，不怎么参加班级活动了。我同宿舍的同学参加渠敬东老师读书会、毕业论文写简·奥斯丁，十分新颖。那时这个读书会在同学中的可见度比较高。我在研究生期间常常是困惑的，尤其对于田野方法，不知道如何判断所在村庄里的现实、言谈、表征，对于自己所说所写的真实性缺乏自信，常觉得是在将实在翻译成话语。但在王铭铭老师的师门中，东去福建，西至川藏，大大拓展了见识，也结交到了终生的朋友。
如今我从事写作。转向文学写作，是对自己一度希望能终身从事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挥别，但同时，也有印痕挥之不去。自己在小说中无法完全祛除社会观察的宏愿，也越来越有意识地追求通过虚构文体留下含有记录性质的文本。甚至写这篇回忆，也越出了系庆的范围，想要从九十年代外省少年所接触到的知识性期刊图景、当年高考与转系制度的实际说起。社会学系可能已成为我的胎记。
大学四年级，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跟前面讲到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崇拜也有关系。2004年，索尔·贝娄的小说《拉维尔斯坦》经翻译在中国出版，原型正是已经去世的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阿兰·布鲁姆。这本小说借学院生活写思想界、学院、政治变迁，读着很亲近。其中明星化的教授宛如学生的“摩西和苏格拉底”，作者对其的观察、批评、怜悯、同情读来都有会心处。以前读贝娄别的小说，觉得那些美国犹太社区生活与自己相隔遥远，此刻我眼中，《拉维尔斯坦》已经比好莱坞电影还好看，边读边笑。由此，我恢复了读小说和文学评论的爱好。同年，J.M.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也翻译出版，学院背景下的八次演讲关怀社会伦理和他者问题，用小说写思想争论，是文学能以创新的文体激发思考的例证，我看了好几遍，感到如今也能有《爱弥儿》。
大概青年人就是时常扬弃的。一时间觉得社科高于人文，理论才有洞见，还代表着知识门槛，一时间又为文学的魔力所摄。后来，自己的生活，就是带着社会学系给我的胎记，一步步向文学靠拢。
本科时，我还当过一年社会学系学生会主席。这是不负责任、头脑发热的产物，见学生会制度改为民选，就想去感受民主。那一年充分说明自己是阴阳怪气的巨人，行政和管理能力的渣渣，从此再没有从事过需要上行下效的工作，也没有再去试水办会、办论坛之类朝九晚五的职员生活中几乎必需的部分。那一年协助系里组织参加了几项校园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北大之锋”辩论赛。社会学系辩论队由李康老师指导，一路进入决赛，与法学院对垒，四辩安文研陈词时引《尼各马可伦理学》批评法学人的横暴，风格敏锐稳健，真难忘。我们这个“小系”也成为了第三届“北大之锋”辩论赛的冠军。
五、
入学时，北四环正在修建，桥下还有房屋待拆。中关村与科技创新关系不大，主要是消费宝地，卖电子产品的商家会像旅游景点把玉石一会儿卖三十、一会儿卖三万那样宰客，令人心惊。学校东西门外，平房无数，阡陌交通，雕刻时光咖啡馆坐落在东门外胡同中，畅春园畔斜对北大西门的小街内藏着小饭馆，街口最显眼的标识是个公厕，前奥运时代未经改造的那种，臭不可闻。不少同学没有手机或电脑，在宿舍内打电话要用211卡，理教楼里按小时收费的电脑机房促成了不少爱情故事。北京比现在小得多，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从学校去西直门动物园玩或是去西单逛街，坐在公交车上感觉要穿越一个世纪。面的淘汰了，出租车分一块六的新富康和一块二的破夏利，后者空调不灵噪音大，司机师傅火更大，却也是学生群体的最爱。
当年的生活方式和这些名词一起离我们远去了。万柳初建时，附近的商品房开盘价8000元/平米，感觉是天价，真纳闷谁会愿意住在这片荒地，扎根宇宙的边缘。如今万柳房价翻了二十倍，北大本科生学费还是5000元/年，跟当时差不多（我们好像是4500），看起来价廉物美，可进入北大的机会本身也越来越依赖于家庭的较早期教育支出了。当年，与“互联网”相关的词是“泡沫”，上网是个动作，是社交手段、信息获取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种，就像你可以打羽毛球，种君子兰，也可以不。现在网络构成人的面向，手机成为假肢，大厂是择业优选，新闻业不复影响力和荣光。
与今天大学生相比，当年的我们不那么拼GPA，缺少计划，把教育更多当成人生旅程中的一段探索，而非消费品和投资工具，这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当每一代人把自己与更年轻的人作对比时，当每个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人回头看自己的青年时代时，都更多地看到自身的盲目与错误，还欣赏那些错误的可贵，因而产生以上幻觉。其实，我们读大学时，80年代、90年代上大学的师长，也常常认为我们的灵魂不够自由，我们的生活太实用主义、太焦虑。
社会学给我带来了什么？这大概是系庆那一天自己注定会思考的问题。我不知道今天的社会学系学生是否还会问：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出来能干什么？人生走到这里，我觉得未来的行业可能性不断超越人的想象空间。文理分科只是一种考试规则，对科学和文学都感兴趣的人，不需要二选一，可以写科幻文学，也可以成为在产品设计中有人文关怀、重视场景化的用户体验的工程师。想救死扶伤又晕血的人，也无需选择超声诊断专业或是彻底挥别医学领域，大可以去读社会学，研究改进医患间的沟通。
这还是关于职业的。文科，还有定性分析的社会科学，这几年好像常常需要为自身辩护，给自己搜罗一些有用性，在理工科和制造业的“横暴”面前，我们都被归成文科生，连思维能力现在都是个需要自证的主题。与有用性相比，更重要的大概是其他一些东西。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2005年在Kenyon College毕业典礼上作了致辞，正是我们2001级本科毕业的那年，虽然这篇演讲流行起来是后来的事：“文科教育与其说是用知识把你填满，不如说是教你如何去思考”，更重要的，是教你“学习如何对你怎样思考及你思考什么施加控制，它意味着足够清醒和自觉地选择你关注什么”（btr译）。这种选择，也不是一个权利或自由层面的问题，而是在要求着一种不断、不断的实践，拒绝思想上的默认配置，从经验中构建出意义。
在演讲的末尾他说，“要在日复一日的成人世界里保持意识和活力，困难得令人难以想象。这意味着又有一句陈词滥调其实是对的：你们的教育真的是一生的事情。而它始于：现在。”
六、
在社会学系近十年，到如今，离开社会学系又有十年了。曾经受朱靖江师兄（91级法律本，04级人类学博士）的邀请，记录自己在北大的文艺生活，但那些回忆太过表面和散乱，最终未能成文（各位受邀成文的老师同学的文章，收录在朱靖江师兄编辑的《燕园习影录——在北大看电影》中，九州出版社，2018年）。这次，借系庆之机，系统回忆在北大社会学系的生活，更感到那十年珍贵、亲切、毫不遥远。
如今我居住在北京，并不常回学校、系里。与一些校友相比，护校之心不强，很少用母校这个词，也度过了许多沉默的校庆日，这也许正是近乡情怯。但爱和怀念是真挚的。我的心中也常念着“某一天”——某一天，当自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或许能为我的系、我的学校，作出一些贡献。读到关于系里师生和科研的报道，甚至一篇偶然出现北大社会学系字样的社会新闻时，常有一把小锤子在敲击着我，内心激荡：那是我的系，我的学校。甚至，就像当了父母的人会更容易注意到马路上婴儿的存在、像有残障人士服务经验的人会更留心公共空间的不便那样，我似乎总能看到社会学系的踪影，眼睛自然地会捕捉到关于社会学系的消息，并且在心中留下划痕。例如，就在昨天，我读一篇北京市住房改革的资料，看到王府井附近有个院子叫红霞公寓，正是雷洁琼先生晚年生活过30年的地方，这个细节便成为整篇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一点了。
对“我的系”、“我的学校”，有这种发自肺腑，甚至难以自控的怀念与关切，这也许正像理论家说的那样，是一种诞生于身体感知的深刻经验，所谓affects。同时，也正像小说家写的那样，每当想到它，我的脸上，“就泛起微笑”。
刘雪婷，202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