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问在人，学者的识见和血气构成学术的脉延。师生、同行、同事之间的砥砺和缘分，恰如春泥沃土，把活泼的热力输入到学术的一花一叶，生生不息。大学、系科和学派，都因为这些朴实的心力而成为值得为之奉献的事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北大社会学若是根系广袤的林木，第一粒种子必成于为学之人的勠力同心。
今年时逢北大社会学系重建四十周年，为缅怀先贤奠立北大社会学的艰苦努力，86级本科班系友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张龙先生为八位北大社会学的前辈绘制了画像，并将八幅画像作为86级本科班的系庆献礼赠送社会学系。这八位先生是陶孟和、潘光旦、吴文藻、雷洁琼、林耀华、瞿同祖、费孝通和袁方。本期系庆特刊以八幅画像和八位先生的生平小传为主要内容，展示北大社会学前辈学人的风采神韵，以表高山景行之意。
陶孟和先生在八位前辈中居长，他不仅是北大社会学的奠基人，更是近代中国将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先驱者。陶先生一生惜才，育人有道， 他自1926年开始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不仅进行了大量扎实的社会经济调查，也培养了一批经济史的英才，是北大社会学在严复先生之后的一代名师。
潘光旦和吴文藻两先生少年时即相识于清华学堂，归国后又全力探索中国社会学的自立之路，可谓由同学而同道，惺惺相惜。吴文藻先生1929年受聘燕大社会学系, 致力于汇萃人文生态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开创了以社区研究为标志的学术道路。吴先生以“社会学中国化”的高远识见，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倾力育人的心血，为“燕京学派”的学术和教育信念奠定了基础。
雷洁琼先生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赴美求学，在“九一八”国变时回国执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她终身坚守服务中国社会的理想，一生亲历了新中国建立的若干关键时刻，亲手推动社会学在北大重建，全力促进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立和发展。雷先生的学术和参政经历堪称北大社会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的见证。
“燕京学派”的学风在20世纪30年代启迪了三位出色的青年学人：林耀华，瞿同祖和费孝通。三位先生同年而生，一同受教于吴文藻先生，毕生努力都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紧密相连。林耀华先生是社会学“燕京学派”承上启下的中坚学者之一，他的求学、研究和教学的生涯都和燕京社会学的学风密不可分。林先生的宗族和边疆民族研究，有力地扩展了社区研究传统的界限，他的代表作，《金翼》，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更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写作的典范。
瞿同祖先生成长于名宦世家，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史的熏陶。进入燕京大学后，更致力于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在吴文藻等先生的指导下，他在攻读硕士期间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瞿同祖先生在云南大学教学时，完成了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提出了“法律儒家化”这一极富启发的学说。在20世纪中叶，瞿先生以《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结构》等一系列重要论著有力地影响了世界汉学的发展，成为燕京学派中法律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奠基人物。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人生始于燕京而归于北大。从主持战时昆明的“魁阁”学社，到领导中国社会学重起炉灶，再到回归燕园，创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费先生的志向和才华无一不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长在一起。费先生终身服膺于从实求知的理念，在城乡社会学和民族研究中贡献卓绝，晚年更以“文化自觉”的追求深刻影响了北大社会学的学术品位。费先生不仅是燕京学派最出色的继承人之一，也是再造北大社会学的灵魂。
潘光旦先生1926年归国，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民族学院都与费孝通先生有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他的授课内容遍涉古今，而以家庭问题、中西社会思想和优生学为要。潘先生学兼中西，终身不改士人的气质和风骨。他无尽的才情通过费先生，也通过两位协助重建并长期服务北大社会学系的女公子——潘乃穆和潘乃谷，汇入到北大社会学的学脉之中，亲切而深挚。
八位先生中最年轻的袁方先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求学期间就受到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等名家的教导，而以陈达先生的影响最深。袁方先生重视实地调查的学风著称，是中国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开拓人，也是北大社会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袁先生以系为家，对北大社会学系的建设鞠躬尽瘁，他提倡的锲而不舍，务求深透的治学原则，源自西南联大的学养，也深刻影响了重建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风。
八位先生不仅代表了北大社会学所追求的学术道路，更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学自立而立人的精神品格。八位先生的爱国之心、治学之路和育人之功，永远是北大社会学人最珍视的遗产，也必将由北大社会学的后继者发扬光大。
陶孟和：人不当只求生活，且需求生活之道。
陶孟和先生画像
陶孟和（1888-1960），名履恭，字孟和。1888年生于天津。父亲陶仲明为著名教育家严修创办的严氏家塾（南开学校前身）塾师。1906年陶孟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不久便以官费生身份前往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未完成学业便回国。1910年，陶孟和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和政治学，期间受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影响甚大。1912年与梁宇皋合著《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生活》，该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中国社会学最早的著作之一。1913年陶孟和取得经济学博士，旋即归国，执教于北京大学，直至1926年。1917年蔡元培执改革北大，陶孟和极力赞助。后陶一度任北大文科教务长。1922年发表《社会与教育》，是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开创性著作。
陶孟和先生对中国社会学之最大贡献是对社会调查的提倡与实践。1918年，陶孟和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发表“社会调查”一文，首倡社会调查的实证学风，1925年发表《孟和文存》，收录其归国后十年间的主要作品，包括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他还领导了现代中国最早也最有成效的社会调查。1926年2月，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增设社会调查部。同年，陶孟和在中基会的邀请下，离开北大前往主持这一新的社会调查机构。从1926年到1929年，陶孟和与李景汉合作领导了多次社会调查，发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并指导编撰《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1929年，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赠期满后，社会调查部改组为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此后，陶孟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主持编写了诸如《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社会调查所每年定期出版12期）、《中国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等，发表了《社会问题》（1929）、《中国劳工生活程度》（1931）等著作，还和陈翰笙等人合作刊行了重要刊物《社会科学杂志》。
1934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合并后的机构仍用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名，陶任所长。抗战爆发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了艰苦的南迁。“九·一八”事变后，设在北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迁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先是迁至长沙，后又经桂林、龙州、镇南关、越南河内，于1938年底到昆明。1940年10月，社会科学研究所与中研院的其他几个研究所以及同济大学陆续从昆明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镇，继续从事社会调查事业。1945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研究所。
1948年，陶孟和被评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与陈达为首届中研院院士中仅有的两名社会学家。1949年，陶孟和领导下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留在南京，后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并于1952年迁往北京，195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经济研究所。
1960年，陶孟和先生在抱病参加中国科学院会议的途中因心肌梗复发，不幸病逝。
潘光旦：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以独则足，以群则和。
潘光旦先生画像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父亲潘鸿鼎，曾任清翰林院编修。1905年，潘光旦入罗店镇私塾读书，一年后转到新式学堂学习。1913年依父亲遗命入清华学校读书。1916年，因跳高锻炼受伤感染，右腿截肢。1922年于清华毕业，随后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于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于1926年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1926年归国后，潘光旦开始在上海地区各大学工作。先后在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遗传学”等课程。1929年，新月书店出版其著作《中国之家庭问题》。1934年，译著《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在上海青年书局出版。是年开始在北平清华大学工作，任社会学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授课。1938年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学。在此期间，除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等课程外，又逐步另外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史”等课程。1939年底，开始着手翻译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两年后完成。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1946年，因抗战胜利，清华迁回北平复校，复北上。抗日战争时期，笔耕不缀，1937-1946年，《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先后出版。1949年由观察社出版著作《优生原理》。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调整，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7年5月病重，不获医治。6月10日，潘光旦先生死于学生费孝通怀中，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吴文藻：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
吴文藻先生画像
吴文藻（1901-1985），出生于江苏省江阴。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25年，吴文藻赴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开始接触人类学专业。他曾旁听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 Boas）的“人类学”。在校期间，吴文藻和潘光旦同住一间宿舍，二人时常交流切磋，相互促进。1928年冬，吴文藻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6月，吴文藻回国，与冰心（谢婉莹）结婚，并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前，吴文藻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而这种关怀在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一书中也可见一斑；第二件事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即“请进来”和“派出去”。比如，吴文藻曾相继邀请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并大力培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后辈成材。用吴文藻自己的话说，他 “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 ，比花在自己儿女身上的 “多多了” ；第三件事是提倡社区研究， “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 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 。
“七七事变”后，吴文藻随北大和清华南迁，在云南大学建立起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时于1939年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底，吴文藻受邀到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1942年春的肺炎并没有让吴文藻停止工作。1943年初，吴文藻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6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
1946年初，吴文藻受邀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借机了解日本战后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1950年辞职并回国。1953年10月，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撤销教职并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以后，吴文藻基本上从事内部文字工作。
社会学重建后，1979年3月，吴文藻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1981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1985年，在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吴文藻先生在坚持参加了学生毕业答辩会之后，与世长辞。
雷洁琼：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运用整体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雷洁琼先生画像
雷洁琼（1905-2011），祖籍广东台山，六岁在家馆读书，八岁进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受新式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不满14岁的雷洁琼被同学们推举为广州女师学联的宣传部长。“五四”过后，雷洁琼赴美求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学毕业后，雷洁琼先入加州大学化学工业科就读，受上海“五卅”惨案的影响，雷洁琼转入斯坦福大学，主攻“远东问题”课程。1927年，雷洁琼转入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几经辗转后确定的社会学专业完全契合雷洁琼的志向，符合她通过科学和教育去救国、兴国和利民的理想。1930年雷洁琼被南加州社会学学会接纳为荣誉会员，1931年，雷洁琼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第二代华人移民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并荣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Sigma Pialphe Scholarship Award）。
雷洁琼硕士毕业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她当年之所以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就是因为她觉得社会学有经世济用的功效。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指导学生通过课程所给予的实践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自1931年至1937年，雷先生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在教学之外，雷先生还参与了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每年带领学生去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香山慈幼院等地实习。
在燕大任教的七年是雷洁琼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她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并形成自身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时期。雷洁琼关于中国儿童、妇女和家庭问题的早期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如《儿童福利问题》（1935）、《女大学生的社会地位》（1935）、《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1937）等。
1937年北平陷落后，雷洁琼前往江西南昌，在江西妇女改进会、妇女指导处工作，宣传、组织江西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救亡。在江西的四年间，雷洁琼主持了妇女干部培训班，筹划了《江西妇女》杂志，发表十多篇文章，将刊物办成江西妇女的一片革命园地。1941年，雷洁琼根据江西工作的经验，发表《三十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系统总结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始末。
1941年5月，雷洁琼因战况恶化被迫离开江西，抵沪任教于东吴大学。抗战胜利后，雷洁琼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呼吁实现民主政治，反对内战。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之一赴南京请愿。而因请愿发生的“下关惨案”则坚定了她对政治立场的选择。同年，雷洁琼回到燕大任教，开设“社会解组”、“社会行政”、“妇女儿童与社会”等课程。
1949年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前，雷洁琼与其他四名教授受邀到河北省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聆听了中共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深受鼓舞。雷洁琼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的多项工作，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婚姻法》的起草工作，担任全国妇联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雷洁琼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
1972年，雷洁琼来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授，她中断多年的学术生涯得以恢复。1979年3月15日至18日，雷洁琼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办处组织的社会学座谈会，并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之后，她致力于推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经教育部批准，北大于198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建立了社会学专业。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之后，1982年4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后，她不仅自己一直关注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在系里倡导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风气，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联系实际、关注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研究的学风的培养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79年12月起，雷洁琼开始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1986年，她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至1997年，雷洁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她于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于1993年连任。1997年12月，她在民进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卸任主席职务，同时被推举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
雷洁琼深受燕京大学社会服务理念的影响，是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奠基人。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她就提出要同时注意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呼吁培养社会工作者。她认为，社会学可以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部分，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狭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因此，雷洁琼坚持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不能截然分开。关于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她认为，首先应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解决社会发展中制度性失调问题之处着眼。1983年，她提出了“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的著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有创建、组织和管理福利事业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说，雷洁琼一生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思想和实践，并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和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洁琼一生坚守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作为一个在“五四”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她一直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问题。在1980年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的讲话中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我们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我们必须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所以社会学还必须研究理论”。1988年，她在已故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抄袭外国的学说。雷洁琼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一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就是她“社会学中国化”观点的实践体现。她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恢复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雷洁琼将社会制度变迁作为自变量、将家庭生产功能作为中介变量、最终体现为家庭制度变迁的见解具有创新意义，是她创建“中国的”或者“本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雷洁琼先生于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在北京病逝，享年106岁。
雷洁琼先生一生亲历了新中国建立的若干关键时刻，亲手推动社会学在北大重建，全力促进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立和发展。她的学术和参政经历也是北大社会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的见证。雷洁琼先生堪称以社会学服务中国社会的典范学人。
林耀华：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
林耀华先生画像
林耀华（1910-2000），人类学家，福建古田人，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在吴文藻先生指导的学士学位论文《严复研究》中借助文献及口述史料，探讨严复先生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诊断与主张。在论文中，林耀华不仅将严复先生的思想置于“社会进化”学说的传统中，更对严复先生理解和改革中国的思想、及其教育学说等，进行了细致探索。这种以传记入社会思想的写法，引发了燕大社会学诸学子在学士论文中进行人物研究的写作尝试。而林耀华本人对此方法的探索也得以延续，在其名著《金翼》中臻于成熟。
林耀华此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攻读硕士并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农村的宗族制度。他发表于《社会科学》（季刊）第2期的论文《拜祖》（1931）运用传统考据的方法，初步探索了祭祖仪式的思想根源。硕士求学时的林耀华受到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Brown）的功能学说的影响，其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1935）以位于闽东农村的义序为田野调查地，以严整的功能分析的方式描述了“宗族社会”的概念，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立足于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汉学人类学有重要的影响。
1937年，经吴文藻先生的推荐, 林耀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 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利用历史文献研究西南地区的苗族，写成了题为《贵州的苗蛮》（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1940）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创作是林耀华民族研究的开始，后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林耀华利用此前在福建的田野材料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8年，该书修订版以《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为名在英国出版。《金翼》讲述了黄东林与张芬洲的两个家族在20世纪上半叶的命运沉浮。林耀华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融入了“平衡论”的社会理论，以生命史的白描手法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制度。其所开启的可持续民族志工作范式，糅合多个学科传统叙事的生命传记法，在特定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社会关联的编年史手法等等，皆是20世纪上半期燕京社会学的社会学中国化理念的重要成就。
1941年，正值国内抗战艰苦之际，林耀华离开哈佛大学归国，于1943年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1946年随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在蓉三年，林耀华投入到了川康边界的边疆民族研究，先后进行了有关凉山彝族、（西）康北白马藏族，川康北界嘉绒藏族的田野工作，成为是燕京大学边疆民族志方向的代表人物。他写就《凉山彝家》、《四土嘉戎》（原稿不幸遗失）等一系列边疆民族研究的著作。其中，《凉山彝家》一书是林耀华对1943年凉山田野工作所得的系统整理，1947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此书以功能主义的视角横剖彝家的社会系统，以彝人之氏族（家支）为主线，细述彝人的氏族组织、婚姻亲属、生产方式、等级阶序、世仇制度（“打冤家”）以及巫术信仰各环节间的复杂纽结，次及这些关系对于维系彝人社会整体秩序的意义。但同时，他并未将彝家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加以分析，而是在该书几乎每一个章节中都贯穿了对彝汉社会之交往互渗的观察和理解。对族群之间关系与族群内结构的并置，是林耀华在凉山民族志中对经典结构功能理论的突破。
1950年7月6日至9月23日，林耀华带领燕大、北大、清华三校师生25人，到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进行蒙古族、达斡尔族的社会调查。工作团所写的《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在九十年代由当地学者从档案中发现后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入藏，林耀华担任工作队的社会科学组组长。这次考察工作历时一年半，后来林耀华主编的《西藏社会概况》（《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丛刊》，第一辑，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刊行）即以这次调查为基础撰写。1953年8月初至10月中旬，林耀华带领考察团赴黑龙江省龙江县、纳河县和内蒙古呼纳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进行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积累了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保留的原始社会残余的资料。1954年5月至10月，林耀华率领调查组赴云南文山、蒙自，玉溪、大理、丽江、普洱等地，对藏、彝、苗、傣、壮、哈尼等族的不同支系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并主持编写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二阶段初步总结》（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印发，1954年）。此次调查，除确立少数民族族属外，还对68个具有不同称谓的族体进行了正名或归并。1958年，林耀华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云南组负责人之一，继续在云南从事调查研究工作。1964年，他还进入到西双版纳布朗山进行考察。
2000年11月27日，林先生逝世于北京。
林耀华先生是社会学“燕京学派”中承上启下的中坚学者之一，他的求学、研究和教学的生涯都和燕京社会学所坚持的社会学中国化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林耀华先生的宗族和边疆民族研究，有力扩展了社区研究传统的界限。而《金翼》所代表的的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更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写作的典范。
瞿同祖：法律之儒家化改变了法律的本来面目，形成礼法结合的体系。
瞿同祖先生画像
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为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文慎公），父亲瞿宣治（希马公）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辛亥革命后，祖父瞿鸿禨挈全家迁居上海，瞿同祖在沪入小学，由祖父开蒙。1924年，瞿同祖随家人至北平，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从事社会史研究，著有《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汉魏六朝赋选》等书。瞿同祖少时即得到叔父指点古文、汉赋与历史。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瞿同祖因奔丧而延迟一年于1930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
瞿同祖在校主修社会学，后对历史产生兴趣，遂副修历史学。1934年，瞿同祖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论文为《春秋封建社会的解剖》。之后，瞿同祖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导下，瞿同祖专攻社会史。社会及经济史学家魏特夫（K. A. Wittfogel）自美来华访问时，吴文藻将瞿同祖推荐给魏特夫。1936年瞿同祖以《中国封建社会》一文获硕士学位，并获得金钥匙，为斐陶斐荣誉学会（The 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会员。该文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
研究院毕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庆。在杨开道的介绍下，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5个月后，吴文藻和费孝通在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瞿同祖受邀于1939年夏到达昆明，由社会、政经、法律三系合聘为讲师，后升为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瞿同祖开始在西南联大社会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社会史”。任教期间，为准备“中国法制史”一课讲稿，瞿同祖大量阅读《汉书》、《晋书》等材料，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著就《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该书后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5年春，瞿同祖及家眷受魏特夫邀请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工作之余，瞿同祖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翻译为英文，并借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将《宋刑统》材料补入，该书的英文本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在巴黎和海牙出版。1948年夏，瞿同祖应华顿盛大学之邀访问该校，为远东系教授及远东研究所人员作一关于“清代绅士”的学术报告，引起该校对绅士问题的重视。1948年正逢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瞿同祖应罗常培之邀写《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关闭后，瞿同祖的汉史文稿被全部移交给华盛顿大学，该书后于1972年以《汉代社会结构》的书名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4年，费正清（J. K. Fairbank）等多名汉学教授发起并组织一次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会。瞿同祖应邀出席，提交《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一文，该文后载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一书（1957年）中。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杨联陞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瞿同祖应杨联陞推荐前赴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后兼任讲师。瞿同祖除与杨联陞合开 “地方志” 课程外，又与杨联陞及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Taylor Von Mehren）合开 “中国法律” 的讨论课。在哈佛大学期间，瞿同祖著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后该书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威廉·荷兰教授（William Holland）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瞿同祖受邀赴该校任副教授，开设“中国通史”一课，并讲授古汉语。
新中国成立后，瞿同祖的夫人赵曾玖携子女于1949年冬离美回国。为了与家人团聚，并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瞿同祖于1965年秋毅然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在北京住了一年后，瞿同祖经华侨事务委员会安排回原籍等候分配，1971年被派至湖南文史馆学习，后历任湖南文史馆馆员、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瞿同祖与夫人合译的《艾登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夫人因病逝世。1978年，瞿同祖被借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同年，瞿同祖编译的《史迪威资料》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9月，受社科院委派，瞿同祖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在开幕式上做《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报告，该文之英文原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卷第3期，中文稿题为《清律的继承与变化》发表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后收入《中国法学文集》（1984年）。1983年，香港大学举行“冯平山图书馆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讲座”， 瞿同祖应邀作一公开演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在港期间，除为中文及历史两系学生讲学三周外，瞿同祖还为港大师生用英语作一演讲，题为《清代司法》。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瞿同祖撰写了“礼”与“服制”两个词条。1985年春，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瞿同祖访问美国并讲学，作3次学术报告。
2006年，瞿同祖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08年10月3日，瞿先生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8岁。
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先生画像
费孝通（1910-2005），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1928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医预科学习。1930年秋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在吴文藻的指导下，费孝通完成了题为《亲迎婚俗之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探讨“亲迎婚俗”在中国社会中的流传及影响。这一研究看似微小，背后却蕴含着费孝通对于中国文明之起源与演化的重大关心。
费孝通于1933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并在导师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教授的指导下修习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两年后，费孝通研究生毕业，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史禄国教授的主张下，偕新婚妻子王同惠共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12月16日，在调查途中王同惠不幸遇难，费孝通重伤，调查被迫中断。次年年初，费孝通将亡妻所收集得到的材料整理成篇，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吴文藻高度评价此文以 “功能法” 来实地考察一个非汉族社区的文化，有力地扩展了燕大社会学的社区研究。
1936年6月，费孝通回到吴江县养伤，并利用后续两个月时间在吴江县庙港乡的开弦弓村做实地调查。9月初，费孝通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并以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1938年春季，费孝通通过论文答辩，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次年博士论文由Routledge书局出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原书扉页以《江村经济》为中文书名。后中文译本沿用此名，并于198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马林诺夫斯基称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正是从江村调查开始，费孝通着眼于农村发展研究，将实现“志在富民”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1938年费孝通回国之际，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10月底，费孝通在昆明加入吴文藻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同年12月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并在西南联大兼课。1939年，费孝通主持了云大和燕大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次年随工作站迁至呈贡县古城村的魁星阁上。后来工作站以“魁阁”命名，培养了众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年轻学人。在1938到1946年间，“魁阁”主持了针对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社区为主的一系列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卓著，包括费孝通所著的《禄村农田》以及张之毅所著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等调查报告。前两篇报告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至1944年，费孝通访美期间以英文将上述三篇报告改写为Earthbound China一书，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该书中译本译为《云南三村》，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费孝通于1945年转入西南联大执教，同时继续主持云大社会学系的工作。1947年，费孝通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将抗战时期的讲义经整理出版，包括《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乡土重建》（1948）以及与吴晗、胡庆钧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1948）。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费孝通转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负责组织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研究工作重点转向民族研究。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并发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等调查报告。随后，费孝通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发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1952）。除此之外，费孝通深度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不仅借鉴了斯大林民族理论，而且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拓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为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也成为他改革开放后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的源动力。
1979年，时年69岁的费孝通开始领衔社会学重建工作。费孝通认为重建社会学最忌讳速成，他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学，也不是恢复到解放前原有的社会学，而是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的新的社会学。1979年至1985年，费孝通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0）、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2）的成立，他本人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兼任教授。1980年至1981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对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在费孝通的主持和指导下，讲习班部分学员共同编写了《社会学概论》试用本。1981年2月16日，在费孝通的主持下，南开大学与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班，后称“南开班”。至1985年，“教材”与“用人”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重建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初步完成。
1985年，费孝通辞去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一职，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今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2000年系所正式合并。自恢复学术工作以来，年逾古稀的费孝通着重于城乡经济发展的议题，发表了《三访江村》（1981）、《小城镇四记》（1985）、《小商品 大市场》（1986）、《边区开发四题》（1987）、《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沂蒙行》（1992）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这些调查报告最终收录在《行行重行行》（1992）一书中。这些作品无不体现费孝通对中国各地农村发展情况的关注和对农民生存处境的关切。历经六十余载，他心中“志在富民”的愿望与燕大求学时形成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1988年11月，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并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自觉的实体”。1997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社会学要对孕育和培养“人”的文化加以研究，而这需要文化的“自知之明”。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进而提出“将心比心”的原则用以考察中国文化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以此将社会学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这体现了费孝通晚年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国式”思考。
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与20世纪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工业化与信息化社会变迁的道路紧密相连，对农村发展研究、民族研究、边区研究、小城镇研究贡献卓著。他在对中国社会不断调查、实践和反思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成为北大社会学的精神象征，他的学行不断激励着中国社会学人砥砺前行。
袁方：抓住一点，锲而不舍，狠狠地钻下去，务求深透。
袁方先生画像
袁方（1918—2000），1918年农历正月初一，生于湖南汉寿安乐乡—个旧职员家中。袁方五岁在私塾开蒙，1927-1934年就读于长沙明德高中，1937年转入岳云中学。高中毕业前，袁方以同等学历报考取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
1938年8月，袁方入学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等著名社会学家。就读西南联大期间，袁方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用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理论对昆明市镇的变化进行解释。1942年，袁方撰写了题为《昆明市的都市化》的毕业论文，受到导师陈达教授的好评。他的另一篇论文《工业化与职业间的人口流动》，在《当代评论》上发表。读书期间，袁方积极参加了各种讲演会和讨论会，出版了“社会”壁报，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群社”的进步活动。
1942年大学毕业后，袁方留校任助教，担任“社会机关参观”课的教学。这门课目的在于使学生接触实际，初步了解社会各种组织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写出参观报告。在教学工作之外，袁方继续研究昆明市传统行业和职业流动，并参加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人口和劳动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袁方相继撰写发表了《论人浮于事》、《论兼业》、《昆明市社会解组》、《传统行业及其问题》等论文和调查报告。
抗战胜利后，袁方随清华大学复员北平，继续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6年，清华大学回迁北平的途中，陈达与上海市社会局、国际劳工局上海分局、上海市统计局等八个单位联合举行了对上海工厂、工会、劳工的大规模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袁方协助陈达设计问卷并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访问工人。经过一个月余的调查，调查组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一部分由上海统计局整理，另一部分则由袁方带回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期间，袁方开设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两门课，并协助陈达教授整理从上海带回的调查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上海市的工会》等调查报告。此外，袁方还协助同系的吴景超教授主编《社会研究》副刊，每周在天津《益世报》上刊登一次。袁方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主要有《论手艺人改行》、《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新兴职业》、《论商贾》、《论天高皇帝远》等。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袁方进入被分配到了中央财经学院劳动专修科。1953年该科被调整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专修科的学制为两年，开设“劳动概论”、“劳动行政”“工人运动史”等。1979年至1982年，袁方任新恢复的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系主任，与任扶善教授等专家开创和发展了我国的劳动经济学，对中国劳动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3月，袁方和其他20多名社会学者参加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胡乔木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并在讲话中对社会学在建国后的遭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就在这座谈会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宣告成立。1981年8月，北京市社会学会成立，袁方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协助会长雷洁琼教授组织学会工作。1982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第—届年会，改称中国社会学会，袁方在本届年会上当选理事。
早在1980年，袁方就参与了北大社会学系的筹建工作。1982年，在费孝通和雷洁琼先生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袁方出任首届系主任，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短短的几年当中，以袁方为首的北大社会学系学人精诚团结，重起炉灶，为重建后北大社会学系步入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方承担了“人口问题”、“劳动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劳动问题”等课程的教学，同时积极延聘校内外学者来社会学系讲学，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1980年代之后，袁方除了领导北大社会学系的重建，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领导者，先后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
2000年，袁方先生在北京逝世。
袁方先生是中国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开拓人，也是北大社会学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袁先生以系为家，对北大社会学系的建设鞠躬尽瘁，他提倡的锲而不舍，务求深透的治学原则，源自西南联大的学养，也深刻影响了重建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风。
文字编辑：余朋翰、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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