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严景珊，浙江余姚人，社会学家严景耀之弟。1929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33年学士毕业。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秋）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第二届合作研究生，研究学门是“农村合作”，但该届研究生均因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辍学。1938年，严景珊与其夫人周叔昭的堂弟历史学家周一良和书法家吴玉如先生，一同在天津英租界为女青年会筹办暑期补习班。抗战爆发后，严景珊先后出任贵州银行毕节县支行、惠水办事处、重庆通汇处和南京分行的负责人。《燕大通讯》1945年第1卷第4期称：“严景珊及夫人周叔昭女士现均在贵州毕节。严氏任贵州银行经理，生活甚好云。”抗战胜利后，严景珊与夫人赴台湾定居。
严景珊对犯罪社会学有着浓厚兴趣，在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史学方面也有研究，哥哥严景耀和夫人周叔昭是他重要的学术伙伴。在1930-1939年间，严景珊在《北晨：评论之部》、《社会问题》、《国闻周报》、《监狱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书评、译著和研究报告，如《现代家庭问题的内容》、《丹麦的监狱》、《辽宁实地调查之事实与感想》、《北平市之小本借贷事业——介绍北平市市民小本借贷处》、《三国纪年对照表》等。
《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是严景珊先生的学士论文，在派克教授（Robert E. Park）与杨开道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当作者还是一名大二学生时，就想要“做一种犯罪事业的研究”，并萌生了“同北平监狱里的和监狱外的窃盗做朋友，希望同他们厮混，由友谊而如研究”的想法。1931年作者来到河北第一监狱，结识了名窃盗“草上飞”，即本文的主人翁白达仁。作者每星期去监狱拜访他，与他无话不谈。在一次谈话中，达仁主动要求在监狱中写自传，将自身复杂的历史写出来，帮助作者研究。这篇论文便以达仁的自传和作者的访谈为主要材料，其中自传在行文中基本被完整地保留了。研究做完了，作者也多了许多窃盗朋友，达仁是“感情最好的一位”，作者也时常以朋友的身份“劝导他走入正路”，并计划帮他成为一名校警。
作者希望借助自传的方法“明晰犯罪现象之内幕，其人人格之发展，他的主观态度，他所接触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环境，一身的经历及遭遇等等”，作者也希望通过自传“介绍北平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尤其是城市的“下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自传既可以呈现被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和性格，也可以呈现出民国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整体氛围。而且在方法上，他特别强调：“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不是完全单从量一方面着手的，统计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境况或趋势，至于犯罪行为的内心关系和某一社会的内幕现象，个案研究似乎有极有力的帮助。还有，借此我们可以了解一种人对其他人物的主观态度，而这种主观态度，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其实它很有补于社会问题的探讨。”对于今日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点亦有重要价值。
因论文篇幅很长，此次推送节选了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第七章，以飨读者。
图为《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论文扉页。
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
严景珊
序
犯罪学研究在最近始着重于个案和统计的并用，而单独研究一个个案的，除了美国萧克利福教授Clifford R. Shaw最近有两次试验外，还没有见到其他的著述。从前虽然也没有被人十分注意，大家只当作小说读，而作者或收集者往往也不能感到自传本身的重要。
自从萧教授发表了两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后（Jack Roller及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Delinquent Career，芝加哥大学出版），国内外讨论犯罪研究的个案方法问题应之而起。现在作者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作者的用意和目的，与萧教授的目的不同：一方面当然借此帮助我们明晰犯罪现象之内幕，其人人格之发展，他的主观态度，他所接触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环境，一身的经历及遭遇等等；另一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在乎借此而希望有助于北平社会的了解；如果我们要研究北平这个城市它的文化组织及文化解组，它的下层社会等等，我们觉得很难着手；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自传来介绍北平社会的性质和形态。
作者对于附注方面，因之亦尽量叙述，以便将有关自传的各处做概括的描写，这个小小的研究，希望作北平都市研究的一个幕序，更希望大家对于北平——尤其是北平下层社会——作个别的，深刻的研究。
这是自传研究中的第一个个案。自述者是北平的一个职业窃盗犯，这篇自述是他写就的初稿，从民国二十年秋季写起直到二十一年三月为止，在北平宣外的河北第一监狱内写就。传中的姓名及有关的个人或机关，大多更改。白达仁当然也是假名。他是作者许多窃盗朋友中比较感情最好的一位，作者同他认识就在民国二十年，到现在也不过二年多的光阴。可是我们因时常晤谈（每月二次或三次），友谊进步的很快，虽然不能称为知己或莫逆，却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自述文字完全是他的口气，作者在文字上稍加修饰外，并没有改作的地方，为的是要保存它的真实性。至于怎样写法，如何描写他的反应和感想等等，我们谈话时也常提及，所以后半部写得比前半部详细。他时常向作者表示，希望于出监后完全重写一遍，他自己觉得有补充和修改的必要；这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一时不能做到，所以作者目前只好把这部初稿作种种可能校对和证明，并将我们的谈话在附注上录出几处，便读者可以明了些。
自传的本身所表现的是他最容易记起来的事情，这一点，读者可以注意。希望不要把自传当作小说看或新闻看，各人能有各人的分析和见解，注意他行为的变化及其对于自己行为及环境的态度；再看北平及绥远的社会环境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怎样允许他的生存和要求；他的犯罪生涯的前前后后及其自己的解释。作者在最后虽然有一些解释，那是很普通的，多少带着主观的。
作者将有关白氏的文件在附录中录出，以助读者了解白氏。至于自传材料是否真实或者自传方法是否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良好方法，恕限于范围，不克详论，深望国内社会学者能够多做几次尝试，那时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话了，这也是作者努力于自传研究的另一希望。可是，我很愿意预先说一句空话，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不是完全单从量一方面着手的，统计只能告诉我们一个大概的境况或趋势，至于犯罪行为的内心关系和某一社会的内幕现象，个案研究似乎有极有力的帮助。还有，借此我们可以了解一种人对其他人物的主观态度，而这种主观态度，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其实它很有补于社会问题的探讨。
总之，我们要帮助犯人或解决犯罪问题，先得了解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个性和环境。如果这一点不能了解，我们哪配研究犯罪问题或犯人。
图为杨开道先生。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杨开道：〈农村调查〉绪论》。
作者愿意在此声明，这个研究在方法上，受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Robert E. Park和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许多建议的批评，指导和详尽的讨论，没有他们两位，这个研究决不能完成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供给作者一部份研究费用，特深表谢意。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于燕京大学
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目次
第一章 北平职业窃盗概况
第二章 研究的方法
第三章 研究的经过
第四章 早年生活的回顾
第五章 在绥远上了跳板
第六章 回平后的罪恶生涯
第七章 节要与分析
附录目录
一 达仁犯罪记录（一）——民国十八年
二 达仁犯罪记录（二）——民国十六年
三 报纸记载
一 北平职业窃盗概况
北平市是一个具有一百四十六万人口的大都市，向来是帝王建都的地方；自从清庭颠覆，国都南迁后，“贫穷”成为北平市最显着的现象。从前享有皇家饷粮特权的旗民，官家的奴仆，大小官僚，以及许多买卖商人都受市况冷落的影响而失业；所以居民的贫穷程度，也就日甚一日，形成一个盗贼蠹起的世界，贫穷罪恶的中心。如果没有军警和侦缉队的严密组织，北平最容易形成一个日夜不安的犯罪世界。
图为民国时北平的京城大道。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国家地理镜头中的古城新都》。
窃盗的成因，大部分在于经济问题，有的是迫于生计而偷，有的是为安适的生活而偷。第一种纯粹的经济压迫问题，第二种是惯于奢靡生活，堕落已深的职业犯，其中虽然不免有为劫富济贫，为报复，为资财平等等而偷人家财物，但是究竟是少数。所论的三种多少为以经济问题为中心。我们再看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七年间窃盗犯的居住址分布情形，他们所住的地方大部分分布在前门，天桥，朝阳门外一带的平民区，前门外的破陋的小店，也就是他们的住留地，这一点，甘博先生作北平社会调查的时候也述及的。可是我们决不能说贫穷是决定窃盗的唯一元素，这种一元论的解释，当然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大部份在乎经济问题。这一点我们从自传中也可以见到一点梗概。
北平的犯罪男犯以窃盗为最多，女犯以略诱为多；此外如强盗，和诱，杀人，诈财，鸦片，盗墓，奸非等等也不少，而远不如窃盗那么多。据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平犯罪统计所示，窃盗占全数百分之四四点一一，或六三一三案（其中看守所中未判决人犯尚不算入），可见窃盗是北平犯罪上最普通的现象。作者不久曾在河北第一监狱及第二监狱作一调查，兹将两监犯罪统计录出，以示一般犯罪案件：
从上表，我们可以知道，窃盗案的数量实在可惊，占全数百分之二零点七一，非特北平如此，其他较大都市的犯罪也是如此，不过北平一市似乎特别显着。
平常我们对于窃盗，总有些害怕，自己家里闹了贼，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地不敢声张，这种惧怕心理是很普遍的，可是在大戏里看到《雁翎甲》或《巧连环》等等，却很愿意赏鉴时千先生的偷的艺术，而且还希望他偷一个精光。
图为《雁翎甲》京剧人物形象图。图片来源：https://www.pinterest.com。
至于我们研究社会学的，是由科学的研究为出发点，我们对于窃盗既不应害怕，对于他们的艺术更不用惊叹。我们要看一看窃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物，怎样的一个团体，他们的生活，行为，环境，动作，究竟同我们有什么分别。我们可以老实说，窃盗也是一个人，同我们长得完全一样的，扮相并没有时千先生那么可怕，飞檐走壁不过是小说上的描写，他们的一切同我们完全一样，他们因为偷了别人的东西而被发觉了，我们没有偷，或者偷了没有被人发觉。据美国新监狱的典狱长劳斯Lawos说，窃盗是犯人中比较可信而又诚实的份子，据我个人的经验，窃盗是一种很容易交的朋友。
北平的窃盗业总名叫“老荣”，也叫“荣点”，又称“理码子”；持枪威吓的强盗是近乎“老荣”之一种，别名“横点”，并不属于“老荣”。他们在北平并没有什么组织，偶然间两三个人凑在一起就做几案，并没有联络的，而单独作案的时候尤多。不像张家口绥远一带有帮会的组织。北平的窃盗，大致可以分为黑钱（即黑潜）及白钱（即白潜）两大类，黑钱的意义就是指暗中取人财物，白钱也就是白天偷窃的意思。兹分别论之如下：
一、黑钱大多自己练习，很少有师父传授，偶然也有在张家口或绥远河套一带加入哥老会的，他们大多智力过人，能随机应变的人物，对于上房，掇门，开锁，撬户，蹿穴，逾墙等等工作，都有特别的技能，虽然不能飞檐走壁，可是在房上来往自如，却有过人之处。出门作案时，大多随身携带应用物件如软笼，蜈蚣梯，保险钳子，钥匙等，专于午夜出没于各胡同之间，窃取银钱，首饰，古玩，衣服以及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有时往往两人合作，其中一人假作洋车夫侍候门外，专拉具同伙，大多是一人作案。
在民国以前，黑钱在北平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也有“头儿”，全城分作若干区，每区有人主持，各立门户，不相干涉，也不许越界。还有所谓“窃盗团”，团上指明各区地点及其界限，不过作者百求不得，似不可信，也有人说根本没有什么地图，只是无形中划分界限，好像有个地图。现在的黑钱可没有什么组织了；各人干各人的，偶然也拉一两个同行胡干几案，可是“分赃”以后，大家就散伙。往往在看守所或监狱里叙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和划策，此外就没有什么正式的结合了。
黑钱中以李玉山及李景为最出名，平津的报纸也时常用大号字的标题去记述他们的行动，他们比较上有些功夫，加以胆量特大，所以成了名。李玉山因为越狱次数太多而获名，有一次于越狱之后，又入河北第一监狱女所偷盗花瓶而被捕，所以成为窃盗们所崇拜的人物，他的名字是妇孺皆知。李景一名燕子李三，与作者有三年交情，因为从小喜欢武术，有种种轻便的技巧，所以侦缉队给他一个别名叫“燕子李”。他的犯罪事业和越狱也不在李玉山之下，而以偷盗张宗昌某姨太太的手饰箱而获名，那时候的张宗昌是坐镇平津的元帅，戒备周到，门禁森严，可见李某之胆量。
此外就要算这个自传的主人翁白达仁了，他是绥远哥老会出身，从小练习武术，侦缉队给他一个别名叫草上飞，也有称他一阵宵的，形容他跑得飞快，好像一阵狂风。此外如纪文清，谢得落，许文彬等也就是二等人物了。
二、白钱，又名“地皮”或“皮儿”，也就是普通所谓小绺或绺窃之类，上海则称为扒手；他们大多经师傅传授，以三年为期，学习期内，学徒须将所窃财物供给他师傅，期满后始可自立门户，但学徒多中途出走，因为知道他们师傅无可奈何，大可自由活动。他们专门于白天在各马路，火车站，电车站，商店，以及一切热闹的场所找机会，尤以前门大街及天桥一带为最利害。电车上也是长期驻留的地方，倘若在乘客身上无机可乘，那末卖票的最容易受损失。白钱的门类最多，大概可分作以下四种：
（一）合伙
（二）掏练
（三）开门摸兜
（四）纂子
第一种专指师生合作的白钱，在学徒初学时，往往由师傅带同出门，先由其师开门（解扣），徒弟取货，经数次合伙后，学徒始能单独进行；第二种是专门偷盗表和练的，具有特别本领；第三种专偷皮夹钱包之类，所谓“专取囊中物”的，就是这一种；第四种亦称“肥量”，指胆量特大者而言，他们能够想种种方法，集中路人的视线，然后实行摸索。以上四种是普通的白钱，他们偷了东西就转提给同伙，很少自己带走的，手腕灵快，不易破案；每次作案终有二三人或以上的合作。下面所述的几种其实也可以称作白钱，因为类别不同，不包刮在白钱之内。
三、台子钱，亦称高买，专指出入商店的白钱，他假购买货物为名，混入洋货铺，绸缎庄，首饰店，皮店等等乘机窃去货物，手术非常灵快，商店中受具累的差不多天天不免。有时候他们扮作姨太太和随从，有时候集合许多男女同行，雇一汽车，赴各大商店作案，俨然像一家公馆的人物。其手术高明的，所穿的大衣内，可以暗藏六七团布匹，所以冬天高买最多，夏季最少，所得的货物大多当入当铺或卖给旧衣店。
四、混钱，混钱是没有特别手艺的人干的，专在清早或傍晚，住家院内人少的时候，乘机混入，窃取一切财物，不分好劣，拿起就走。清早溜门者叫“扫亮子”，傍晚溜门者叫“掏灯花”，名称虽异，其偷则同。此外还有一种门子钱，分为糙门子及细门子两种，糙门子是专候人家午餐的时候，借访友或送信为名，混入宅中，细门子则穿得阔绰，于人家上下忙碌之间，手持名片，向院内直走，乘机偷窃，也有混入内室搜索财物的。
五、两道线，亦称“吃大轮”，转在火车上做买卖，他的技巧则完全不同，于必要时，还能在火车驶行极速的时候跳下。平常大多先在各地注意旅客，跟随上车，想尽办法同该客住在一起，所以头二三等都免不了，也有穿得很阔绰而绝对不能使人怀疑的“老门子”，也有甜言密语专门同男学生闲谈的女贼，有时大家说得非常热，忽然丢了皮箱，但失主决不怀疑同他说话的女子。此种白钱中女子极少。
六、疙瘩钱，这种窃盗专门注意没有人住居的住宅或商店，往往有倒锁着门出外的，他们就将锁开掉，偷得干干净净，他们特具的能力就是开锁，在技术上，远不及其他白钱或黑钱。
此外还有专门偷鸡，鸭，狗，猫，牲口等等窃盗，各有特别技术和销路，恕不一一叙述。
窃盗的赃物，有下面几种销路：
（一）当典
（二）销赃人
（三）售与打鼓者
（四）在黑市出售
（五）旧衣庄
（六）古玩铺
其中以第一种为最普遍，可是每次有案件发生，往往由公安局或侦缉队通知各当铺注意，最易如赃并获而致破案，有时也有侦缉队在各当铺巡视，稍有嫌疑者就可被捕。第二种是专门推销赃物的，也是一种职业犯，他们同古玩铺，衣服庄等商业机关都有联络，只要有货物交给他推销，一二日内准可出售，至多也不过三四日，取利极厚，普通是二八分钱或三七分钱，但是销赃人往往不免少报价目，榨取大半，这完全在乎他们的交情。也有人因为代销赃物而打上官司的（见前表）。
如果有贵重的物品，职业窃盗犯可电邀较大当铺人员至某处看货论价，但往往以立刻撕毁当票为条件，窃盗本来不愿再去赎回，而当铺方面，可以立即转卖，从中渔利，但是这种事件是很少的。打鼓者就是在街上收买旧货的，以打小鼓为号，他们买货的价钱最低，远不如当铺，有时遇着不懂行的打鼓者，价钱当然高些。第四种比较最少，黑市是北京的一种特别集市，每天在天明之先，有许多人集在一起销卖旧物，其中大半为赃物，侦缉队时非常注意，有许多窃盗案是在黑市中破获的。第五及第六两种乃窃盗犯自直接向旧衣铺或古玩铺出卖，手续比较简单。
窃盗在北平是受严密监视的，不像上海租界，小偷可以明目张胆地打劫，警察置之不理。北平则完全不同，如果电车上来了一位侦缉队或警察，看守，他们都纷纷下车，不敢逗留。可是在西直门及其他小车站附近，却有专偷火车上货物的——尤其是煤块，那就比较公开些。偶然遇着警察，他们却毫无顾忌地爬上火车进行他们的工作。火车将入站或出站的时候，行驶较慢，此项小偷就上去将货车上的货物推下，此后即跳下火车，拾起货物，卖给附近的煤铺或其他商店，住宅等等。警察所以不管，也许其中有什么互相的条件。
上面对于北平的各种窃盗业作一概括的描写，至于他们的生活，大多以小店为家的居多，也有住在朋友或姘妇家里的，而自己有家的窃盗最不易破案，但是，他们一大半的光阴还是消磨在监狱和看守所里；他们认监狱为旅馆，又以坐监为本钱，偷窃为利息，下了本钱就去取利息，不幸而被捕，那就得再化些本钱以待机会，好在大赦是常有的，碰巧也便宜上一年半月的。
在许多窃盗犯中，大半是偶然为之的初犯，他们因为迫于饥寒而出此，自己也时常这样想：如果幸而没有发现，也就可以按分守己了，好好地过几个月，万一被捕，也就可以吃监狱饭了。所以到了冬天，监内的犯人特多，他们是来借住的，把监狱比作义务小店和饭馆。其实一到监狱，免不了受其他职业犯的诱惑，而急转直下地堕落下去。
窃盗犯中一小部份是职业犯，他们是监狱的老主顾，倚老卖老，很表示一种自觉傲的态度；偶然也同同行们谈谈以往的经验，有时也同那犯者讲述技巧和门径，可不肯轻易传技，尤其是他们的行话（即黑话或春点），他们有“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的俗语，可见行话是神秘而不宣的。但是初犯最容易受他们的诱惑，出监后就不顾一切地去找他们合伙工作，渐渐以窃盗为职业而堕落到职业窃盗犯的群体中去。
监狱和看守所虽然充满着窃盗犯，其实有许多高明能干的职业窃盗是极少卷入法网的，他们大多与军警有特别关系，有时也扮作副官和连长一类人物，在各处作案，有一次一个“老门子”的白钱告诉作者说：“我当白钱也快十年来，每月也得做上几案，总共不过做了八个月的看守所……你瞧这个护照就是第xxx团第x营的关防，这是时常换的，专门有人给我们弄，坐火车也不用花钱，所以常常上张家口，绥远，大同一带往来，各地都有熟人安排一切，决破不了案。”他穿的是军装，形状非常威武，谁也看不出他是职业窃盗。
图为京师模范监狱平面图，载于《民国三十年度北京第一监狱报告书》。图片来源：凤凰网
还有一种是“老贼”，家居简出的“老门子”，他们差不多一年做一案或二案，足够供给家用，往往是儿孙满堂的老绅士，有时竟然连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当窃盗的，因为自己有家，而每年只做一两案，所以很难破获，偶然因为销赃不慎而被捕的也有。他们大多是职业窃盗中的保守份子，家族思想很发达的人。普通的职业窃盗，多半过着无计划无家庭的浪漫生活，钱到手就花尽，整天混吃混喝，不是上小班，也就逛茶室，如果没有钱的话，也得上下处去走一趟，很少做了案就安分守己的坐在家里，所以他们最容易被捕。
三 研究经过
因为对于犯罪问题比较有兴趣，所以一九三零年的秋天起，就决定做一种犯罪事业的研究，结果，我选了窃盗这一项。第一，因为窃盗是北平最多量的犯罪，第二，因为窃盗罪的内容复杂。有职业犯并且组织严密，规则森严，生活奇特，堪作犯罪研究的绝好对象。我觉得窃盗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学上的绝好资料。在初，我很想同北平监狱里的和监狱外的窃盗做朋友，希望同他们厮混，由友谊而如研究。更希望把他们的生活、规例、习惯、技术、道德观念等等研究出一点头绪。第一步就想法子从河北第一监狱着手进行，因为第一监狱的官员，与作者比较熟识，很有合作可能的。
作者所说的“河北第一监狱”即京师模范监狱。图为1930年《监狱杂志》所报告的《河北第一监狱一览》。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晚清明国旧报刊数据库。
第一监狱内就有一位平津闻名的大盗燕子李三，他在报纸的社会新闻上时常占着重要的篇幅，报纸上标着大字，称他为“飞檐走壁”“来往如飞”的燕子，所以北平的侦缉队给了起了一个别号叫做燕子李三（因为他行三）。后来我设法子找他谈话。他是非常狡猾且富有经验的人物，作者对于他小心应付，获得不少材料。现在，对于他个人经历及窃盗业的内幕已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后来他在谈话中提及一位别号草上飞的名窃盗，他就是下面自传的作者白达仁。李三对我说：“大麻子是多年的黑钱也有点能力，他在绥远学的手艺，听说还干过什么哥老会，同他谈谈也有点意思……。”所以，第二位与作者晤谈的就是他。
我们第一次晤谈是在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在第一监狱南监的主任看守办公室（这是我们接见犯人的地方）。因为监狱当局不喜欢外人在监房里谈话，所以每次都在主任办公室，而且还有一位看守在一起。每次都由看守赴工场提来的。第一次白氏不明白我的来意，慌慌张张地走进来站着。我就说慕名来访，希望时常随便谈谈，并解释作者是燕京大学专攻社会学的学生，以及犯罪问题研究之重大意义。但是他仍表示怀疑，不敢坐下来，也不说一句话。他还以为我是法院的特派员或侦缉队里的人——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后来作者提给他一张名片以及许多安慰他的话，他才慢慢地明白，知道我不是来考察他而是愿意同他交个朋友。于是，他就将早年的身世约略地说了一下，那天的谈话就是这样：
“这年头当贼真没有意思，我早就想脱去这层贼皮……父母早就去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生活上非常放荡不羁，又因为父母溺爱太甚，养成了骄纵为脾气。都因为我找不着职业，慢慢地就偷起来了。你说有饭吃还能去偷人家么？谁愿意被侦缉队打骂。反正一做了贼，三天就有两天在这里过，讲不到什么自由平等。可巧遇着大赦，就便宜些日子。不然也只有十足打官司。我们可没有什么党派，至多也只有三四个人合伙作案——大多数还是各人干个人的——谁也拉不了谁，人一多就可不容易。不过大家就都熟识了，也就有个照应，不至于没饭吃。譬如我住在德胜门外，他们住在西直门外，谁做下了买卖也得给大伙儿分一点。虽然做买卖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最要紧的就是谁的事儿发觉决不能拉出谁来……我还当过侦缉队，混的也不错，可是，心老是不定，钱也不够花，后来就不干了。可是城里出了什么案子，都跑来问长问短，所以自己也就很难下手。
有一个时候真想洗手不干。拉过洋车，常在队上坐坐谈谈，看见队长出门还给他一起，其实拉洋车为的是避人耳目，晚上还是干我自己个儿的买卖，有时候队上有人拿一大张失窃单来找我，想我帮他们说个头绪，我心里至乐，因为单子上有一大半儿是我做下的，真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当时我就瞎说一起，说大概是谁做的，还说谁也没有这么大能力，准时西城的某某，他们也半信半疑的。日子长了，他们慢慢的知道我好久不出车了，车行里去打听，知道我多日没有租车，吃喝玩耍，还是照样，地面上的事儿也特别的多，我就知道这样被裁了下来。如果 白天能够正经地干干，还不至于破案，打上这些官司……”
他在第一次晤谈中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话，简直没有机会让作者说话，他的态度非常自然，谈话也很直爽，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我看出来他喜欢我赞赏他的能力，所以我就跟他说：“在外头听说你能力真不含糊，报纸上也夸你。”他脸上就表示乐意，接着就往下讲述怎样在看守所脱逃和黑钱门的大概情形。我问他：“李玉山和燕子李能力怎么样？”他说：“他们真有能力，也肯下功夫，胆量也大，谁也比不上他们。”他很表示佩服他们的意思。他还给我介绍许多监狱内的职业窃盗，并说可以“研究研究。”后来又谈到入监狱后当局怕他再要越狱，给他带了一年脚链，到第二年才给他解除。他处处要表示他是与众不同的人物（注：在这第一次会晤中，我觉得在研究上已经有一线希望。他态度的活跃和语气的诚恳，尤其使我感到快慰）。
此后，我就每星期去同他们谈话，除了时局状况外，我们什么都谈——时局是绝对不许交谈的——有时因为功课太忙，或者两星期会晤一次，每一次必定同他先谈。我们谈到个人的生世，监狱的建筑，犯罪问题，故事，外国的监狱状况，侦缉队，看守所等等，有时偶然也谈到将来的出路和计划。谈话的资料，完全以他的话锋为转移。
在第三次会晤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
“严先生，您怎么老远地每星期来一趟，不知很不便么？”
我说：“那倒没有什么，我很喜欢同这里的朋友谈谈，放假日住在学堂里也怪闷气的。”
他接着就把他数日来所想象的意见说了出来：
“这几天我常常想，你这么老远的跑来，在我，也记不起多少事情来。譬如，咱们今天谈茶杯，我就茶杯的事儿谈一谈。明儿谈茶壶，也只能限于茶壶。其实茶杯同茶壶当中的事儿多得很，茶壶里面，茶杯底里，都有新鲜的有关系的事儿，那可没有法子讲完全，反正我这一身的历史也够复杂的了，不如写了出来，你就可以参考。”
他一面说，一面就提茶杯和茶壶装着样子，而说话的态度也诚恳切实。经他这样一说，我也感觉到可以假此试验试验自传方法，本来读了萧克立福教授的两部自传研究后，很想做一个尝试，作为窃盗业研究的补充材料。所以我接着说：“好极了，自传是很有价值的，你就从头写起。”从那时起，他就在工作的闲暇从事于自传写作。但是有一种困难，就是他只认识字，而不能写作。他接着就说：“我这里有个朋友老杜，他是小学校校长，因为强奸罪打了官司，他可以帮着写出来，我也跟他提过。”
杜君是一位粗通文理的学者，我们见面之后，他表示很喜欢这个工作，并声明愿意忠实地做去。后来经作者向监狱当局商妥，他们两个人就移至一个监房去住，以后就由白氏口述，杜氏笔录，以直到完成为止。杜氏自己感觉是一个读书人，每次与作者谈话，处处表示我辈是学者，似乎只有我是可以谈得来的，我也以学者看待他。他时常对我说，他希望这八年官司没有白打，借此反能明了社会的种种，并谓对于犯罪学业有兴趣，后来曾为我写就一篇一万余字的盗墓之研究，内容丰富，材料逼真。
有一次他对我说：“这一场八年的官司，真使我前途茫茫，但是觉得在另一个世界中别有风味，铁窗生活虽然不好受，其中种种行为和动作都有深切考究的价值，此后当可在监内努力，希望对严先生的研究有丝毫帮助，更希望对于犯罪学有些贡献。那末，我这场官司也有出息。”此后，我们时常会晤，曾说到自传的写作材料分配的方法，及自传材料在犯罪研究上的价值等等问题。
自传是这样开始的，可是进行得非常地慢。因为（一）他们各有工作，不能整日写作，每天只有两小时的功夫可以用在自传工作上；（二）监狱当局检查破费时日；（三）在大赦令颁布的前后，犯人日夜不安。白氏当然受了同样的影响，自传因此停止些时日。
自传进行时，作者照常去同他们谈话，返校后详细记录，以便作日后校对事实的根据。在谈话时，作者遵守一大原则，就是不做强问。有时，他不愿意讲述他下层生活的和犯罪团体的秘密组织。据他自己说，前者他觉得不好意思说，后者因为有不便宣布的戒条，不敢多说。可是在他谈的兴勃发的时候，作者稍作疑问，他就立刻会滔滔不绝地解释，于是作者在不知不觉中，探取了很多可贵的事实。白氏所不愿意笔录的事实，在附注中，作者一一补入。
我们的友谊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以生疏而为朋友，从勉强而自然，有时间谈，有时调笑。在第二年，我们很自然地把称呼都改了过来，我叫他“老王”，他叫我“景珊”，有时候也叫严先生，所以大家毫不感到呆板，谈话也就因此随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此后，我们的友谊益见进步，互相信任。在我，材料内容得以充实；在他，物质上和精神上得以获得裨益。
一九三二年的暑假，作者南下返里，暑假后赴监内见他，他竟一字未写。我问他：“怎么你两个多月竟一个字也没有写成？”他的理由是大赦令颁布的前后，全监的在监人大多十分紧张，毫无心思写作，加之工作特忙，更无法进行。我就说既然有了好的开始，最好时时继续，不要中断，他也表示此后应当努力完成。其实，并不是完全因为大赦，或工作太忙，大部分还是由于他的惰性发作，及不持久的努力。经作者劝告，他也就接着往下写。如果在时作者表示生气或怨言，一定会弄得两方感情破裂，工作不能进行。如果我因其不肯写作而多送以物品，则又将养成他敲诈行为，并使自传材料不能真确。此两种态度作者皆未曾采用，作者用的是朋友的劝导，终于克服了这一桩困难。
还有一种困难就是最初他对作者的怀疑。虽然在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怀疑的表示，但是当他回到监房后一加思索，或经其他在监人的推测，他就会不相信作者的解释。他是一个最喜欢听朋友劝告的人，心境最容易改变。有一次他带着烦闷的态度说：“你不是做小说罢？”又有一次说：“我真怕将来有人骂我说穷得连履么都说出来了。”经作者再三解释，他才冰释，作者并切实地告诉他研究自传的目的和希望。经这两次疑问后，他又转到原来态度，而且把他认为最秘密的真姓名也告诉作者，似乎表示在获得相当保证后才愿讲述似的：
“我可不姓白，这里头谁也不知道我的真姓，老实告诉你吧，我姓的是郎，并不是白，我是在旗，自从甘心流落，投奔绥远后，我就改作白达仁，并不怕打官司，实在是对不起祖上。你不知道，本来咱们姓郎的是一个大家，在旗籍中很有些声明。现在却出了我这个不成器的孩子，只知道东偷西摸，不干正经，还要打官司，所以我就决定主意，干脆就姓了白。城里有面子的人，姓郎也不少，就是公安局里也有，如果我姓郎的打这种官司，非但他们不愿意，同时丢失祖上的面子，你说是不是？”
他一方面表示行为不端是一大错误，同时又解释他的精明强干。
他从来没有亲戚朋友去同他接见，自从有作者时时去同他谈话后，他似乎在精神上感觉到不少安慰，将作者比作接见他的人物，作者借此时常说：“下星期再来接见”，以安慰他从来没有人去接见的寂寞的心，他立刻表示快慰及荣耀。这样我们慢慢地就成为“自家人”了。有一次室中偶然没有第三者加入，他暗暗对我说：“在监狱里写可写不完全，许多事儿真不敢写，有许多事儿写出来了，当局就不愿意，其实我可以写两份，一份可以写的马马虎虎，专门交到科里审查，一份可以写得仔细，当面交给你，不让他们知道。”这种态度虽然是鬼鬼祟祟，但完全是为作者着想，间接表示他对作者的友谊。但为将来的工作起见，作者未曾接受此项提议，只劝他加意详写，并告诉他监狱方面不至于十分敢审查。
图为北平监狱外景。图片来源：Wikipedia。
他最喜欢报告我监中的零星事情，只要看守离室，他就轻轻地告诉我许多比较秘密的事。有一次他说：“好，前天这里吊死一位，监狱里什么事儿都有，，只要你想得出来的坏事这里就有，咱们出去好好地谈一个痛快，三天也谈不完……”他这样冒着险谈话，也是他对于作者表示好感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得谈。等到看守进来，他立刻把话转到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例如：“这次出去终得干一份事，大小不论，有饭吃就行，反正您也得管住我一点儿。”其机灵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在友谊关系的发展中，作者时时考察他的需要，送他食品或用品，如同一个朋友一样。在第三次谈话时，作者就说：“咱们以后日子长了，各人的脾气也知道了，我们终得大家研究研究，说不定有很大贡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可不要客气，咱们反正是朋友。”他有时就直说需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也非常客气，后来我渐渐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盐和咸菜，所以我常送他。过年的时候则多送食物，在他觉得是无上光荣。他说：“以前在监狱里过年可真不好受，举目无亲还在其次，连过年的气味都没有。别人有人接见，送烧饼送肉，我现在也有了，还分给大伙儿吃一点，谁都知道是您给我送来的……所以更想到自由是一定要的，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买卖了。”无形中他说出改过的理由——为自由而悔改。
从第三次谈话到现在止，每月都给他送些东西，例如：盐、咸菜、烧饼、花生、鞋、毛巾、热水、壶、棉被、新夹裤夹袄、书、现款等等，以咸菜为最多，因为是他们极需要的。除了新夹裤夹袄外都是作者自动赠送的。那是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四次谈话的时候，他说：“这里只有棉衣和单衣两种，不穿棉就穿单的，实在是不好受，您有旧的可以送我一套，可惜尺寸差的太远，如方便，给我做身新的吧？”说着提给我这张尺寸单：
灰色市布小领小襟小夹袄一件
灰色市布夹裤一条
身长1尺9寸，领子1.2尺。抬肯9寸，腰肯9寸
袖口8寸，裤子3.5尺，裤腰压外
不要兜档
我于两星期后做好送去，他非常感激。可是到现在没有见他穿过。有一次我笑着对他说：“怎么老不见你穿新衣服，换了烟卷儿抽吧？”他也笑着说：“好，那可不能，我存在第一科，压根没有动。我后来一想，现在穿坏了，将来出去穿什么呢？现在可比不了从前，从前看见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决不能把自己的新衣服放着不穿，现在可没有这么想，我的是我的，别人的是别人的。”他特别表示他谨慎从事，而且要证明的确将洗手不干。我又问他，“你出去可有长衫？”他说：“没有，我正打算呢，您以前送我的钱可没有化用，想在监里做一件大夹袄（即夹袍）。”他的确在打算将来，不像从前那样混吃混喝的了。
二年来前后总共送他现款十元，其他食物用品等，总计三十余元。作者并没有以利诱之，他也并不依靠作者的物质帮助，这一个自传决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希望读者不要误会。作者的馈赠是自然的。在他，写述的动机，并不在于获得馈赠。当然，他与一切人们一样，在接收馈赠时，特别表示快慰。不过，他对于写自传的热诚，并不以馈赠的数量为转移，这是作者可以证明的。有一次作者送杜氏三元，而没有送他，他的态度和神情，丝毫没有改变。有一次作者同他谈了三次而丝毫没有东西送他，他并没有不快的表示，也没有要求什么，他的态度和谈锋还是那样健。虽然有一次监狱的长官告诉我说“据看守报告，白氏有意要敲你一笔竹杠”，并叫我留神，但是我始终没有发现这个事实，更没有方法证明这一点，据我推测，也许是某看守的捕风捉影。
他最喜欢谈他的将来，和监内新来的囚犯。有一次他一见我就说：“好，昨儿来了三个年轻的窃盗，都不过十五岁，你想这一点年纪已经带上贼皮，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侦缉队还不够厉害，终得把他们打得有些怕，我看透了，这回可以定洗手不干，如果我再脱不了这层贼皮，让我出监狱的后门。”言下非常愤慨，他近来感觉到刑罚还不够制止盗贼，尤其是幼年犯，必须特别重责，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不然，将来大了可绝对没有办法。这是他的刑罚哲学。关于他将来的生活问题，他时常这样说：“反正不能再做这种不名誉的买卖，就是当个听差，拉个包车，也就忍了，就是在前门外摊个烟格子也就够我活的了。可是我也想离开北京，北京这个地可不大好，碰来碰去还是这班朋友。”他很愿意上张家口这种地方谋一个新生活，想一条新生路，不愿意沉沦在北平的旧环境里。
一九三二年秋天大赦令颁布，他的徒刑减了四年，他表示非常的快乐，天天盼望释放的日期。里释放的日期愈近，他的内心更为纷乱，有时候全夜不能合眼。他的确在追求自由，要做一个新民，同时又不知道从何做起，心中又时时徘徊和忧虑。自从作者很肯定地告诉他说：“只要你决心洗手不干，出狱后我当能尽一份朋友的责任为你打算。”他的态度益见活泼。说话也特别多，似乎已经找到出路。因为所有罪犯，都需送回公安局审查，如果没有保人，还得入感化所做苦工。他知道一入感化所就“没有日子”，生活与监狱一样，也不能获得自由。后来知道有作者为他担保，才表示放心。
作者为安慰他起见时常对他说：“这一回出狱可真要留神，万一偷人家一块钱，你的官司还是八年，那时候没人保你，更有许多人看不起你，你自己多想想吧，究竟有决心好，还是没有决心好。”他的回答是：“好，这一回受这么大的罪还不够么，如果我再坐一天监狱，让我出门后，你瞧像李玉山有这么大的能力还是死在监狱里，你想想我们这种人还不害怕么？”
他对于“窃盗之王”的李玉山本来很崇拜的，自从李氏最近死在监狱里后，他就设时感觉得一种打击，认为不论怎么大的能力也得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里是犯人们认为最可耻，最不名誉的事情。
我们的谈话虽然趋向于往事的追求，可是，作者时常对他讨论问题，帮助他解决内心的冲突和犹豫不决的地方，往往以友谊的资格去劝导他走入正路。他是最需要一个人去指导的，不然他很容易听监内同伴的话而致堕落。这一点他的一位好朋友也承认。有一次，作者去访问一个他比较最要好的朋友——在前门外煤市街摆烟格子——他对作者说了许多关于白氏的身世和脾气；他说达仁是最不容易交朋友的人，脾气太坏，只有他可以对付，因为他能了解他的脾气。又说，他需要一个正直的朋友同他来往，很容易走入正路。
最后，作者为他做一次智慧测验，一共有三种，费时四小时，他非但不表示厌倦，而且很感兴趣。自传完成后，作者依旧时时去接见他，同他交谈，如果自传获得后作者同他忽然疏忽，可以是他惊奇，同时给与他犯一个不好的印象，说不定影响到将来的研究。
关于他身世的谈话，有几处前后不合，或者谈话与自传的事实不合，关于这一点，在自传的附注中，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赘。关于自传的本身，现在再作一些解释。据他最近告诉作者说：“老实说，自传的前半部分还不及自传的后半部分。在前半部分中，我粗略地叙述一下，一方面因为记忆不清，他方面也是虚心而不敢全说，可是假话却绝对没有。后半部分是比较详细多了，譬如我偷了一对古瓶，卖了二百块钱，我只说偷了一对小花瓶，卖了三十四块。如果去年一共做了三十五案，我至多只能说一半。一方面恐怕官方知道不好办，另一方面又因为监狱当局知道我的能力再给我戴上手脚镣，像燕子李三吧，到现在科长还是不放心他。”
图为民国报刊《麒麟》所载的《燕子李三》故事的一部分。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旧报刊数据库。
作者根据许多材料，知道自传整个的事实是真确的，不过有许多遗漏和不逼真的地方。关于最后一段——监内生活的描写——并没有记述，虽然他时时表示监狱是“什么事儿都有”的场所，他始终不敢明白地写出，因为在监狱当局监视之下，没有法子写，一方面又因为释放期近，内心非常混乱，愿意暂时告一结束。他时常这样说：“这一篇不过是一部初稿，等我出监狱后安心地干上几天，也就可以补全了，在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不能去找别的事做。”其实，他一离监狱，决不能像他想象的那样“安心”，凡是刚放免的犯人，都是野心勃勃，犹如脱羁的马，谁也守不住他，直到他穷极无法的时候，才会走来找你，这是我以往的经验。不过，作者始终希望他能守着他的允诺，写就一篇更完全的自传。
其实，世间就没有完全的自传，谁也不能够把一身的事实完全想起，更不愿意把所想起的一切写出来，多少总有些不能告人的秘密，这一点大家可以承认。当然达仁的犯罪生涯，亦不能一一告人。复次，因为记忆力的限制，他也不能完全有次序地叙录出来。他自到北平后，所做的案件多得没有法子记忆的。他对我说过：“好比你们看电影儿，一年也看过十次八次，你可以告诉我民国十八年看的是什片子，谁演的，跟谁一块儿去的，谁请的客，我们作案还不是一样，头脑里全见案件，可是怎么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所以他只能述一个大概，他所解释的理由是确实的，所以这个自传只限于他记忆所及而自愿笔录的事实。
下面就是达仁自传的材料。
五 在绥远上了“跳板”
到了绥远之后，我就在棋盘街一个“大招”里歇了一天（大招即指大庙）。第二天就在下处一带，去寻找那个相好的娘们，我直在各处找了有一个多礼拜，也没找着。急得我了不得，既是寻找不着，也就没有办法，再回北京吧，我是不想回来了。所以一熬心，我就溜下去了。以后叙述我的日常生活。
图为绥远包头镇广觉寺。图片来源：全国报刊检索数据库，1923年11月19 日《时报》。
成天没事，由大招出来，先上澡堂子；由澡堂子再上饭馆，吃完饭，听些玩艺，我就在窑子里一泡。每天是这样。总有半个月吧，我心里非常的烦。有一天我闷的不得了，手中的钱也花了有一大半啦，这天正没有主意，不知上甚么地方去好。
我在街上正走着，忽然由我身后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在我身后大叫了一声“大麻子”，我回头一瞧心里却非常痛快，因为我拿着王才的介绍信上投信的地方去，那个朋友早就上山西去了，不在绥远了，我在此地真是举目无亲，这忽然间遇见一个北京的朋友，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才非常痛快。这个人他姓谢叫文元行三，在北京时，我们都叫他谢三，这个人和我的交情很厚。他从北京走的时候，我听说他说天津去了一趟，没想到他会在绥远。
我听他一叫我，我说：“喝，三哥，你怎么在这儿呢？”他说：“自从那次做了一案，我在天津没垜持住，所以来到绥远，有一年多，这地方也不错，很有几个朋友帮忙，咱们两人别在街上说啦，走，上茶铺说去吧。”于是我跟着他回到棋盘街，有一个羊肉馆，这个羊肉馆还是真不小，我前几天也在这个地方吃过一回饭，我可没许会这个铺子是怎么一回事。
这天谢三同着我一进门就不一样，我听铺子的人和他说话分外的熟，而且有两句话我听着也不懂。我们俩到里边有一个跑堂的就说：“三爷同着朋友上边吧。”他说好啦，说话之间，我们俩就来到上边一间屋里，坐在椅子上才要说话，就有一个小伙计，给沏过一壶茶来，并给拿过一壶洋烟。我瞧着我说三哥你在这儿可真熟哇，他说我因为总在这块儿吃饭，故此都很熟识的。我说着话就到了两碗茶，我说三哥你喝呀，他喝了一碗才问我几时来到绥远？我说我来到绥远差不多有两星期了，他又问我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呢？我说“别提啦，我来此地本是找人来了，没想到白跑了一趟，人也没找着，再回北京，我也有些不爱回去了，所以我正要想个主意，还没想出来呢，好在我无论走到甚么地方都不至于没钱花。”谢三听我说完，就说“你就暂时现在这住着吧，等几天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没钱花只管言语，咱们弟兄没关系。”我俩人直聊到五点钟，就在这个羊肉馆吃的晚饭，我要给钱，谢三说：“我已然写上啦。”我一听让不出去，我说谢谢啦。
吃完饭之后，我们俩人又说了会子话，他才说：“天不早啦，你也该回去吧，明天准一点钟咱们这儿见，谁先来谁等候谁。”我说：“好吧，明天见。”说完我就下楼走啦，他说他还有一点事，这就走。我回到大招之后，天也黑啦，看庙的问我：“今天上那儿啦？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我说：“碰见朋友啦，吃饭吃晚啦。”于是说这话，他把茶给我沏了来，问我洗脸不洗？我说得啦不洗啦，我因为喝酒多了一点，有些犯困，喝了两碗茶，我就睡了。
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搽了脸在庙后头用了几趟功夫，喝茶吃点心。我告诉看庙的，我说：“今天和朋友有约会，大概晚上才能回来呢。”他说好吧，我说完将门锁好，我才出来。先上北街澡堂子，洗洗澡就那儿叫了点心吃的。我又养了一会神，睁开眼一瞧钟快一点啦。我这才穿衣服，给钱出门，直奔棋盘街羊肉馆来，我到楼上一瞧，谢三还没有来。我就在昨天那张桌上坐下了，跑堂的看见我，赶快的走过来说：“白先生您来的真不晚哪。”说着拿过茶壶碗来：“您先喝着吧，谢三先生昨天留下话啦，叫您等他一会儿。”我说好吧。
这个跑堂的也很和气，我们俩人也聊上啦。他是回教人，也在北京作过买卖。说了有二刻多钟的话，谢三就由外边进来啦。我见他来了，我说：“你住的远呀，怎这半天才来呀？”他说：“不是，我现在给朋友办点事，把事办完就没事了，我同你在这儿溜达几天，我再给你引见两位朋友，你想好不好？”我说：“好极了，我现在也不惦记着回北京啦。”他说：“既是这样，好极了，我给你想主意一定有事作；况且这地方找钱花也很容易，可是得有门路，没门路的可不行啊。”我说：“得有甚么门路呢？”他说：“最要紧的，得先入会。”我一听就问他：“入什么会？”他说到这儿，我说好好，我们俩人喝了几碗茶，他说：“走哇，咱们听戏去吧。”我说：“走，我到绥远之后只听了两回戏，今天同着三哥你，我也高兴听会子。”我们俩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跑堂的说：“二位先生晚上见。”我说：“好晚上见吧。”
于是我们俩人就奔戏园子而来，我们到了里面，找好坐儿，听了几出戏，天也就五点多钟我们就回到羊肉馆吃饭，吃着饭谢三就对我说：“你现在住的地方便利吗？”我说：“对付不错。”他说：“那末你先在那里住把，那时不愿意住时再说。”我说好吧，我们俩人从此也有两天见面时候也有三天见面，可是每次订约会，都在这个羊肉馆，我因为成天没事，也就竟上这个羊肉馆去，日子长了，我和跑堂的柜上也就熟识了，也常闲谈一气，我总看着这个买卖不一定准赚钱，每天吃饭的，虽然吃的主儿不少，可是给钱不多，都是写账。
铺子里的堂柜皂，总有三十多人，差不多都是回教。这位掌柜的姓马有五十多岁年纪。人极精明，始而我到不在意，后来我见他坐在柜房和走道时，手里托着四个大铁球，所以我看着他很怪异的。我有时候，问他们的伙计，我说：“你们马掌柜的有功夫吧？”他们说没有，要不然就说不知道，后来我一问谢三，他说：“你瞧出来啦吗？”他说：“马掌柜的就能揉大铁球，大概没有别的功夫吧。”我说不能，他说你不信就算我没说，我们把这个岔儿隔过去啦，就不提了，我晚上回到住所，我一想这个人一定有功夫，我非得访访他不可。
于是过了两天，我在这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看庙的还没有醒，我现把他叫起来，跟我开门，我出了庙之后，我就上羊肉馆东边一个小胡同里，把身子一隐，功夫不大，我就看见羊肉馆的傍门一开，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马掌柜的，两只手托着八个大铁球，不慌不忙的就往西走去。我一想他必是奔着车站去，我就在后边跟着他，好在走不丢，因为很远的就听见铁球当啷当啷的响。果然走过车站，他往新城的城下而来，我也跟到这个地方，我就在远一点的一个地方偷着看他的动作，我见他就在那城墙近处，来往的走溜，可是手中的铁球揉的更快，响声也更大了。又等了功夫不大，我见他把铁球放在一个口袋里，他也脱衣服，就随便的样子，走了一荡拳脚。我看到了完，也不懂啊。我直等他练完之后，我也莫明奇妙，就这样我看了他总有五六天的功夫。
这天我才问谢三，我说：“马掌柜的是那一门的人呀？”他说：“我不知道哇。”我说：“你和柜上这样熟识，不能不知道吧。”他说：“你不用管他是那一门的，反正早晚你必知道，现在你不用问，我和他也没关系，咱们说别的吧。”我听他一说，我心里说，你不告诉我，我也能访的出来。我就每天下功夫一调查，总有一个多月，我也调查不出来他是哪门的人，也不知道练的甚么功夫。又过了没有几天，我这天晨初的时候，我正在城墙地方等着他呢，他由西边慢慢的走来，可是每天我竟听他的铁球声，也没注意别的。惟有这天，我对他的穿装打扮，留点神了。他所穿的衣服到没甚么关系，惟有他脚底下穿的鞋子，可透别致。始而我以为他的鞋是黑漆布呢，我在这天仔细的一瞧，敢情不是布的，也不是皮的，是两只铁打成的。我既然看出他的鞋子是铁的，对于他的武功我更是疑惑了。无奈总是看不出来所以然。
于是我对于羊肉馆的人等，我也注上意啦。我看凡是来这铺吃饭的人，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吃完饭给钱就走，跑堂的也不很应酬；一种是多半回教的人，吃饭总分外要好，可写账的多，跑堂的应酬的也别有一种和气，或是分外的近乎些。我的朋友谢三，他就是这样，吃饭喝茶不但写账，那铺子里的堂柜皂，人人都特别的应酬，方我一调查，我就看出这个羊肉馆，必是一个机关，可是看不出来是甚么机关。于是我留上心注上意，总有好几个月的功夫，我才调查的有点头绪了。可是我手中的钱，早已花完，还借用了谢三有几十元钱花。可是我两人的交情，到不在乎谁花谁的。
这时候天气已然又快冷了，我想竟在这儿闲住着也没意思，我这天和谢三说：“如果此处没什么事作，我可要回去了。”他说：“你也在我一起有好多日子了，到底你看出来没有？你看我在此地以甚么为生？”我说：“我瞧你反正离不了找钱花，究竟怎么找法，我还没大看清呢。”他听我这样说，他也笑了，他说：“你的功夫，也用了有好几个月了，可是你始终没看很明白，从前你对我说，马展掌柜的练什么功夫，我告诉你不知道，其实你那天跟着他，他都知道，就是你不理会，并且你在那儿学的武艺，他早就看出来了。而现在你也来了这好多日子，我也把你荐好了，你也看出我们这个机关是有意思的，所以我今天对你说明白了吧，还是从前，我和你说的那句话，要想着在此地找钱，非入会不可。”我说：“不错，你对我说过，到底是入什么会，我可不知道呢？”他说：“是呀，今天我告诉你啊，此地找钱的人，都得入哥老会。”
我一听哥老会，我说我到听人家说过，有个哥老会，听说这会的范围很广，山东一带长江一带，都有哥老会的机关，人也非常之多，我虽然知道点，到底我可摸不清楚。”他说：“你既听人说过，我今天把会中的大概，对你说说，你要在此地找钱，就得入哥老会，我就是哥老会的干事人，简直对你说，这个羊肉馆，就是绥远一带的机关。”我听他一说，我才说：“好哇，可是会中的一切规矩，和礼节等，我都不知道呢。”谢三说：“那到别忙，自入了会慢慢的都能知道得了，明天我先对马掌柜的请示一下子，因为他老人家就是我们这绥远的瓢把子，就是哥老会的首领，会中人都称呼老头子，所以明天和他请示准了，你就可以先拜老头子入会。”我说：“好吧，你就看着办去吧。”
我们两个说完话，喝点茶我说：“走吧，咱们活动活动去呀。”于是我们两个人出饭馆子，就上新城一带，闲溜一气。到晚上就回到羊肉馆吃饭，吃完之后，我们又说了一会话，跑堂的白巴，也说：“白先生入会吧，您要在这里入了会，咱们都是一家人啦。”我说：“好，我白达仁最好交朋友。”说完之后，天也不早啦，谢三说：“走吧，明天至晚在一点钟见吧。”我说就是就是，于是我下楼出羊肉馆，回到住处睡觉。
到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呢，我就起床下地出了庙门，去到庙后头一块空场，用了些功夫，我才回去喝茶洗脸。可是这庙中的看庙的，对我也不错，我们俩人也常说话，他起先是外头跑腿的，现在年岁老了，他也忍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到一处。有时候他也问我：“白先生你竟在此地闲住着，何不叫你朋友给你谋点事情作？并且这地方，准能有靠的住的朋友，挣钱是容易些。”他虽然和我这样说，我总说：“不忙，有机会再说不晚。”今天我回到庙里早一点，所以喝茶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此地有几年了？”他说：“有三四年啦吧。”我问他：“每天没事你也不出去吗？”他说：“除了去给当家的买东西去我上外边去，没事我不爱出门。”我问他：“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能人吗？”他说：“能人不能人我不知道，此地的哥老会，倒是不错，听说他们会中人也很有团体，要是跑腿的来这个地方，要打算找钱花，必须得入会拜老头子。”我问他：“你也在哥老会吗？”他说：“我现在忍啦，不愿再找别的钱啦，所以我没入会。”我们两人说了半点多钟的话，他就去了，我也躺了一时，天有十点多钟，我换好衣服，出了庙门在大招街上，找个饭铺，吃点便饭。
于是我就在街上，溜溜达达的，上棋盘街羊肉馆来了，我到了楼上之后，跑堂的白巴说：“今天你来的真不晚，吃了饭没有？”我说：“吃过啦。”他说：“别在外边吃呀，谢三爷有话，吃饭随便写他的账，你何必照顾别处去呢？”我说：“好吧，明天我就依实啦。”说着话沏过茶来，这时候也没有饭坐，一边喝茶吸烟卷，我们两人就足聊一气，我提起北京几个回教的朋友，他也都认识。我们正说着高兴，谢三就来了。见了我笑着说：“喝，宝亭你早来了吧。”我说：“可不是吗，来了好大功夫啦。”他说：“咱们再续包茶叶吧。”说着叫白巴跑堂的沏好，我们俩就挪到一件雅坐屋里去了。
这屋里非常清静，没别人来往，我们坐下之后，谢三就对我说：“现在我们弟兄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交情啦，大概你在这些日子，也看出这儿的事情来了吧。”我说：“不错，我看着有点意思，可是不能决定是怎么样。”谢三说：“你的意思，我们也看出来了，再不找两钱花，你一定也要着急了吧？”我说：“可不是吗？”他说：“昨天我已然和马老头子说好啦，今天我就可以介绍你给老头子叩头拜师，并在会中把名记上，你就是会中的人了，有什么事以后你也可以同着出去。”我说：“好吧，反正出来跑腿的，是见机而作，有谢三哥你在头里，还有我的亏吃吗？”他说：“兄弟，你自管放心吧，三哥绝不给你瞎马骑。”说完话看了看手表，已然三点了。他说：“走哇，咱们上后边去，我带你拜见老头子去。”于是我们两人就由雅座出来，走下楼来，从后边一个傍门进了后院，我来在后院一看，我心里说，这些日子我竟看见有人由这里出入，可不知里面的光景，今天我得注意看下子。
我走进后院时，谢三就问我，说：“你来过吗？”我说：“没有”，他也没言语。我看院内的地方，也很宽润，有正房五间，配房各三间，靠着正房的西边，又是一个小门。我可没进这小门，谢三就叫我在正房的门口站住，他说：“你等一等，我瞧瞧马老头子，在屋没有。”我说：“好吧。”谢三进入功夫不大，他就出来说：“请吧请吧。”于是我就跟他进了屋子。外间屋里也没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兵器架子，上面摆着些兵器；还有两个柜子，有几只箱子，可上着锁，谢三领着说：“熟人熟人请坐吧。”我说：“长辈在此，我可不能坐下。”他说不要客气，坐下我们好说话。”谢三一齐坐在傍边椅子上，这时另有人倒过茶来，马老头子才问我说：“白先生你到绥远有多少日子啦？”我说：“你老人家，可别称呼我先生，我可不敢当。”马老头子还没说话，谢三就说，您就叫他达仁吧。马老头子说：“好吧。”于是他就说：“自你头一天跟着我到新城城墙去，我就看着你也是练过点功夫的人，可是你跟着我这些日子，你看出我是那门功夫的人来啦吗？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功夫？”我说：“不错，我看了您这许多日子，到底没看出来，你老人家用的是那们功夫？”马老头子说：“你没看出我的功夫，我可早就知道你学的是八卦门功夫。”他就问我，教给你八卦门功夫的人是谁？我说是北京一个和尚姓仰的，他听我一说，他说：“是北狱王朝的仰春师傅？”我说：“是的。”马老头子说：“好，我们也是朋友，这一说你也不算外人了，头年他的大徒弟宝元才由我这走的，今年你又来了，我攀个大来说，咱们爷们总是有缘。”
这时谢三听我们爷俩一说，都不是外人，他才说：“既是都不是外人，那们昨天我和老头子所说的，叫达仁给您叩头拜师的事情，今天就算没问题喽。”于是乎谢三就站起来说：“达仁今天由我介绍你入哥老会，暂不摆大香，先拜识马老头子名下作弟子，从此要遵守会中规矩，听老头子的命令，和同会的弟兄要取其和睦，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财相通，死相患难。”他说完这些话，当时就拿过铺垫，放在地下，谢三说：“我给你举礼，达仁你就叩头拜师吧。”我这时早就站起来，在一便静听招呼，谢三把铺垫放好，我跪倒叩头，这时马老头子笑嘻嘻说：“得，我就收你这个徒弟吧。”于是从今天起我算记名入了哥老会啦。
图为1914年《大同报》报道的《哥老会匪之潜势》，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图书馆-晚清民国旧报刊数据库。
叩完头之后，马老头子叫过一个写账先生，告诉他，把我的履历上了账。此时天有三点来钟，马老头子又把会中的规矩，和应守的会章，都告诉了我，并且告诉我会中人所作的事情。我听完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羊肉馆里，上上下下共有三十余人，赶情都是找钱的；其中有个黑钱窃盗，有大枪手，白天做买卖，晚上各归一帮，都出去偷的偷，抢的抢，我又和马老头子说了会话，同着谢三才回到前边吃饭。从第二天我就把房子辞退不住了，搬在羊肉馆后边去住。又过了个数来月，我也有时同定他们出去作事，就是盗取烟土的营业呀，从此就算身入窃盗这一行了：上了“跳板”了！
从此我就在绥远地方，哥老会中也很作点事情。可是所得来的钱，全数归之于众。至于找个人的吃喝穿用等，也归公共所出。大概挣下百元钱，可以自用三四十元之数。再者绥远作出窃盗的，和北京不同。那个地方只要在哥老会的人，就不会打官司的，因为西北一带差不多都在哥老会的范围，至于各有司的官吏，及军中的官长头目等，都是会中人。所以凡是作窃盗的大枪手等等找钱的，都是明目张胆的干事。比若窃盗人出去，上人家偷窃东西，若是被本家防范最严，窃盗时不能下手，或被本家追出，作窃盗的因寡不敌众，这时要调查明白本家准有多少财物地亩，可以和哥老会的首领（即老头子），将此事说明。老头子听着可辨，若是盗取不能下手，那他必要派本会的大枪手，至少要十余个人，在相同的时候，就动手抢夺。可是绥远地方一带和别处不同，凡是那一带的住户，在千八百里之内，都是种大烟的，并没有多少别的生意。所以做窃盗的和大枪手，也是偷烟土，抢烟土，截夺烟土。
我自入哥老会之后，虽然挣下的钱不少，我可没落到多少。因为我好交朋友，所以凡是同我一齐出去做事的人，都得到我的钱。比如今天由会中出去的三个人，若是得到成数的钱，那是当然要交会中支配，若是一星半点的钱，就给他们分了，我就不要了。偷烟土的偷法，也必须有个研究，所以我乍入哥老会时，所学的就是偷窃的方法。
如何偷法呢？每到收烟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很忙的，每天所割的烟，拿回家之后，把所有的烟奶子，都入一个瓦的浅盆裹，放在他们的院中。夜间用露水来搭及风吹收潮，他们既然把这些烟放在院中，作窃盗的专门偷窃烟土，名目叫做端盆儿的。可是偷法较偷别的东西麻烦费手，每逢要出去作这事去，临走的时候，或三人一帮，或五人一帮，可是到地方各人作各人的事。走时由下处每人拿上猪尿泡，十个八个不等，铁的漏子一个。到了住户人家，凡是院子裹有烟盆的，做窃盗的人，早就探听明白，到夜晚跳入院内，乘人不防备之际，把烟盆内的洒土，用漏子灌入尿泡之内。若是得手时，可以灌入五六个尿泡，灌好再用布袋装好，披在身上，跳出墙来，回到下处内，另有别的人接受过去洒凉，盗窃的人只管回来歇着啦，其余多少分量核计好了，再按股分成。所以做窃盗的在绥远地方，最容易找钱。果然能务点本分，准能剩多数的钱回来。可惜我在绥远二三年的功夫，钱没少挣，临回来时只剩有数的钱，此是后话不提。
我们会中人，每到收烟的时候，所挣的钱，足够一年的费用。所以我们掌帮的马巴，开的那个羊肉馆，不在乎赚钱赔钱，所为本会的人来到绥远时，有落脚的地方，免得向外人的饭馆去住。凡是各处的哥老会都有这样的下落地方，或是饭铺或是旅店。再往西去，也有村庄里的住户，或三五家不等，都是哥老会的人。那些作窃盗的和大枪手（即老枪），除去偷窃烟土外，和抢夺烟土外，就不做别的事了吗？不能啊，除去偷烟土，大枪手当然是人马枪，一帮一帮的出去，往各处找钱，或绑财神，或横行路的旅客，反正得做事找钱，这是成帮的大枪手等。
至于做窃盗的，另有一种作用，每天吃个饱，喝个足，腰里带上现洋，除去听戏逛窑子就是赌钱（逛窑子可得偷着，会中的规矩不许）。我在绥远虽然挣了钱不少，也要除去逛就是耍，多怎实在自己觉得下不去了，这才找点事情作。因为别的做窃盗的没事时可以出去採採坑儿，若遇见有油水的人家，到夜晚就可以下手，偷一下子。我见到别人每月都作个两三件事，有挣三五十元的，一二百元的，我一想别叫老头子和同会的人说话，于是我也出去别净玩啦，也採採坑子，找两个买卖作。我就各处逛了两天，总看不出有可动手的地方。我一想若是干就独自而行，别和别人一样才好。因为我存着这样的思想，所以有一天老头子账上支了十几元钱，我就由绥远新城车站上车，直奔大同去了。我的意思是：一半是找点事作，一半是另有别的用意。
我到大同之后，找店房住下，我歇了一天，到第二天我本打算出去访一个朋友，可巧走到大同府的城里头，看见一家住户，颇像北京的旗人住宅。透着家道不错的样子，于是我就在他的住宅前后绕了一个弯子，把路线瞧好之后，我就到西门内我的朋友家去了，这天和朋友没见着，我就在城里溜溜，到一个落子馆听了两个唱，然后回店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和店中伙计打听打听城里的道路，和某某住户的家纪的情形，他大概的对我说了说，他也没注意我是做什么的。吃完饭之后，我叫伙计给我沏上一壶茶，我告诉他我走乏了，没事别惊动我，我喝完茶睡觉了。他说好吧，等他走后，我就先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精神，耗到有十二点钟。我听外边没有动静了，差不多店里的人，也都睡了觉了，我吸了一支烟卷，换上了衣服，把自己的东西往腰间一围，慢慢的开门出了屋子。
走到西边跨院，我就由西墙出来够奔西门的北胡同，好在那个地方的警察，不像北京这么多，夜间走路的人太少，所以较北京的买卖好做，我走到採好了的那个坑子，我就打算由后边越马儿，及走到他的后墙一看，仍然不如西墙好走路，于是我就从西边进去。但里边一看，他是两层院子，前院还有没睡觉的。在他那靠街门的南房里还没息灯，我听了听，觉得有人说话似的，我就在他的院里，里院西房后坡上等机会。
功夫不大我看见外院的等已然息了，再听听也没人言语了，我在白天已然探听明白，本家的主事人，住在里院上房东间，于是我就由西房的后坡，走到北头山墙角处下来。出了西边一个跨院，够奔北房的窗前，恰好东西屋都没有动静，及至我转到屋门口，我要由门入坑，用手一摸门的插闗太结实，我又没带百宝匙子，所以我又返回窗前走旋洞了。我既将窗户打开，身入屋内，他的住房内，是两明间一暗间，外边的两明间，没人睡觉，我看了一看，也没有甚么可拿的东西，可是里间屋，有呼吸的声音，听着绝不是一个人睡觉，于是设法又把里屋的一层木板门弄开，我就进入屋内。他的屋中是前檐的炕，地下靠东墙有一个柜子，于是我就把柜子挑开一瞧，里面东西实不少，我就看见有一个硬木的匣子，我把匣子打开一看，里面赤金条十余根，我伸手拿了有五根，就觉得要活，所以我一转身出了里间屋，到外间上窗洞，跳出院内，耸身上西房走坡上。稍然歇息片刻，这才下了他的院墙，够奔西门来了。
走到西门天还没亮呢，于是我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找个地方，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一件来铺在地上，我就盘膝坐了，休息有两点钟的时候，城门才有信要开了，我此时已由城墙上下来到城外了，慢慢的走到车站，所为去等头趟车去绥远。我到站之后，天还有余功夫，车站还没买票，于是我就在站台外，吃了些点心，这才买票上车。车开之后，我就心里盘算，我想这趟出来，虽然没对老头子说明白准上那里去，到底他老不能不知道，因会中的人在何时何地都有，我或许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就许看见我了。所以我这回去，把所做下来的东西，满都交公，我看看老头子，对这么肥的买卖，有甚么表示没有，这是我在火车上一边坐着，一边这样的想。功夫不大就过了两个小站口，我把主意拿定，我就吸了一支烟的功夫，火车已然到了绥远车站。
我下车之后，雇人力车先到羊肉馆吃饭，吃完之后，我才上后边去见老头子，我走过角门，就碰见谢三从里边出来了，他见着我说，你这两天上哪里去了？我说出了趟外乡，作号买卖。他说怎么样顺手吧？我说好，他说你去交公事吧，晚上得请请我。我说那是一定的，他说完就出去了。
我进角门直奔上房而来，进了屋子之后，照会中的规矩，先拜香礼，然后拜见掌帮的老头子，我拜完香之后，走到二间里，给老头子行礼。马老头子说你回来了，这趟去的很有油水呀。我一听我说您怎么知道呢？他说我不过也这样说吧。说话之间，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将得来的金条全数交出。马老头子说：这东西的坑子，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他说这个主家，我大概也听说过，他是前清时候做官田的，现在很富，因为别人没有要去的，我也没主意，你这次总算没白走，不错，好好，可是以后不要再去了，不可大意，因为人家既然失了这样的价值物，不能没有防范了，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好，谨受教，我们爷两个又说了些会中的事，掌帮的叫人开开箱子给我拿出几十元钞票交给我说：慎重的花，这几天也先不用再做买卖去了。
于是我拿好钱，回到前边去喝茶和同会的几个朋友聊一气。他们听我一说这次做下来的是金条，其中有两个人简直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我说你们不信，上后边去和掌帮的要出瞧瞧哇。他们真去了一趟，回来对我说你真成，这次总算使着了。我说没多少钱。他们说可不是吗，几千块钱吧。他们虽然这样说，我一点也不走心，因为彼时，我不知道金子的价值是多少换呢，所以我就没把这买卖放在心上。这天晚上我就约上谢三和一位姓马的，我们在新城地方一家花烟馆，吃喝赌抽足乐一气。所有一切的费用，那当然是我一个人的东道主了。我们到夜间二点来钟，才回到下处。
到第二天我又约谢三他们一同出去玩耍，因为他们都有公事，没工夫去，于是我一个人去到一家吸大烟赌钱等。就这样闹哄了有几天，把手中的存钱花完了，又向别人暂借了几十元，也用尽了，我一想不做号买卖去是不行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在新城城里做了一号买卖。无奈所得的财物太少，心中颇不满足，花用还账外，还没交公的钱，所以花了没三天钱又没了。我还要做两件衣服呢，没钱哪里行啊，我一想还是得走一趟。于是我就把马掌帮嘱咐我的话全忘了。
第二天两点多钟，我一声没言语，谁也不知道。我就捡选好了应该用的东西，出了下处之后，我就在城里玩了一会，我才到车站买票上车。一直又够奔到大同而来，到了大同之后，先找地方吃饭，然后另找别一个店，前次住的那个店，可不能住了，因为前次是不辞而别，再去就要臭盘了。所以得另找店住，这回可比前次来时好作多了，第一道路熟了，第二不用现採坑儿，较着省事的多，我既然把住处找好，我又吃过饭了，人家店中的伙计很有点不满意的样子，我其实已经看出来了，于是我就掏出一块钱来。我对他说伙计你拿这块钱去，给我买一点好点心，省下的钱你就拿去吸烟吧。他听我这样一说，他才转身出去，功夫不大，他就给买来两包洋点心，又买了几包好的茶叶，起了一壶茶，连点心一起给我放在桌上，又和我很和气的说了会子话，他才出去。
他走之后，我喝茶吸烟吃点心，全都完了之后，我就坐在床上睡了一个小觉，睁开眼一瞧手表，好快一点半了，于是我就起来，走了两盪功夫，把衣服收拾好了，我就由店房出来。在街上看着没人地方走去，好在是走过的熟路，不用现摸坑子，功夫不大，就来到我前次下手的那个坑子了，在我想着有前次那么容易，这回也决没甚么事。所以我很坦然的，就越墙入进院内乃至我上了他们的西房之后，我见外院这回可没点灯，里院东屋好像有人没睡觉。我一想别忙，看看路子再下去，我本打算仍然入他的北屋，后来我总觉着里院有点风声不对，于是我就由西方后下来，绕到外院看看再说，我到外院之后，是非常的清净，一个人也没有，我由房上下来，也很稳当，连个皮子（即是狗）都没有惊动，我一想行了，我就将南屋的门用法子开了，我听了听屋里没人，我更放心大胆的去下手哇。
我瞧外头屋没有可拿的东西，而里间挂着单布帘，我就进了里边一瞧，好像不是常住人的屋子，可是铺盖箱子等都有，别的东西不用说。我只见靠着西墙有两个箱子，我用挑子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真是不少，皮衣之外还有不少的棉袄夹袄单衣服，我就由他的炕上，找出一个空的柳条箱来，把着好点的衣服，还有一包多烟土，我都放在这个柳条箱内，把皮带系好，我才有里屋出来，我将走到外院的西墙下，我听见里院，就有人开门的声音，于是我急由腰间，掏出绳子一条，把柳箱拴好，我上了墙，将柳箱击上去，我一迈腿就由墙上下来了，可是因为由柳条箱的缘故，声音大点，我听见院内，似乎有人说话声音，我就急忙把东西背好，一直够奔城墙而来，到城墙下来仍用绳子把柳条箱弄好，我抓上去，再把柳条箱击上去，我到城墙上天时也就有三点多钟，我找个地方坐好，休息休息，好等天亮的火车。
图为柳条箱。图片来源：武汉革命博物馆。
直到五点半中，我才有城上下来，来到车站正好，售票房还没有开门呢，于是我就在站台的廊子走溜，功夫不大，所来的人也不少了，售票时间到了，大家拥拥挤挤的买票，我也挤上去买了票。手内提了柳箱上车，我上车之后，就看见有两个人，在我身上直注意，当时我就有点醒悟了，于是我把那个柳条箱子，放在别的座位地方，我反挪在一个犄角一坐，我心里虽然打算主意，可是脸上的气色丝毫的不能更改。
功夫不大，我就看见有两个人，从我旁边走过去，把那个柳箱一指，嘴内就说，这件行李是谁的？我一听这句话来的邪形，我一声也没言语，遇来一个穿青衣服的人。看那样子像铁路上的警察，可是没戴着帽子。这个人就在我面前一站说：“朋友，这个柳条箱子是你提上车的，你这里头都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不知道这箱子，不是我的。那个人说：“好朋友做事，好朋友当，别不认账，我们眼瞧你上车时，提了这个箱子上来的吗。”旁边的那两个人说，你不用闪了，官司你打了吧，说话之间，过来七八个都要动手，我一想别吃眼前苦子，于是我说老哥们不用狐假虎威的，我跑不了，官司我打了。大家一听我说，他们中有两个头目，说得，那给他马上吧。我说随便，他们几个人，有两个拿着现物（就是柳箱），其余都跟着我走下车来，直奔大同的警察所来。
到了警察所里边，把我收在一间屋子里，有三个人看着我，外面还有一个扛枪的，来往的监视。我一想这是我丢人或露脸的时候了，我把心一横说：“你无论怎样对待我，反正不用打算我招出口供来。”我把主意打好了，也不言语了。把眼睛一闭靠墙一坐。看着我的人说别睡了，喝水不，我也不理他们，等了不大的功夫，进来一个巡警，手中拿着一个碗，里头盛着热水，放在我面前说，朋友你喝点水，好吃饭，我也不管好歹，把碗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一气，喝完水我一瞧，他又把一斤烙饼，和酱牛肉一大包，往我眼前一挌说：“吃完了好过堂去。”我一听我心里就明白了，这回头反正有通卖功夫，干哪吃东西，于是我喝完水，拿过饼足吃一气，吃完喝完，净等着过堂了。
天也就有十二点多钟吧，来了两个警察在外边一站，又来两个巡长进屋里说：“走啊朋友。”他于是就把我带到院里，来到里院，有西房三间，内中坐着不少的巡官长警，把我带进屋中之后，这才有一个巡长，拿着笔坐在桌子旁边，问我姓名、籍贯、作何事？他问我说，他随笔入了簿子，写完之后，又过来两个人，把我穿的衣服一件一件的都解开了，上下足洗一回，洗完之后，把腿带腰带解下不给了，这是辨案的规矩，到处都是一样。全都完了，又叫我坐在一个杌子，坐在我旁边的和我聊天，说你是北京人吧？我说不错，他说来到这地方作甚么来了？我说没什么正经事，我朋友没遇见，他说的言语多有带出套我的口供的地方，我给他一个装糊涂的样子，他问我什么，我也不言语，反正堂上再说，这天就连气过了两堂。这两堂我所受的刑法都是非刑，把我收拾的厉害极了，无奈我的心就是横了，无论如何收拾我，我也不认任何东西是我偷的。
就这样的热堂，过了四堂，我身上真是一块好地方都没有了，最难受的刑罚，就是浇冰灯，正是冬月中的天气，用凉水由头上直浇到脚下，浑身冻成冰块，名目叫作浇冰灯。我自从受了这种刑罚之后，当在火力住着不觉怎样，虽然用此厉害的刑罚，我也没招出口供来，又歇了一天才过堂，这堂的刑罚，可比甚么都王道啊，他们拿木棒敲打我的手指缝，就这一手把我治着了。我是死去活来，我虽然受这样的刑罚，始终也没招口供，说东西是我偷的，我既是不认是我偷的，他们也没法子了，又过了一堂，他们就把我放了。
在一个屋子里，有两个人轮流看着我。现在我的身上难过，自不用说了，两双手尤其肿的不得了。这都不关紧要，独有浇冰灯浇的我，浑身一阵一阵的发烧发冷，我这个病比什么都厉害，我在他们局子里，自不过堂以后，我记得有三四天吧，这天的正午，忽然提我过了一堂，也没问多少话，就把我的东西给了我，当时就开放了。那个柳箱人家本主也领回去了，我自被放出之后，我是走道都很艰难的，好容易到了车站，凑合着上了火车，到绥远到了下处以后，我就病了。
这一病就是一个多月，仗着有好药和调养，我到转过年来才好了病。我的病好之后，天气已然到了二月中旬，我们会中的人，也有上别处去的，也有辞了老头子说回家的。我一见这种情形，我也要想着回北京。这天我和掌帮的一说我暂回北京到家看看去，掌帮的也没说甚么，只说好好，你也该回去瞧瞧去吧。我一听他不拦阻我走，我就在这天的晚上，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块，找来谢三，说明我要回北京的意思，他说你先走吧，我把这的事交代完了，我也就回去了，咱们北京见吧，你那天走我送你上车站。我说你很忙的没工夫就不用了，北京见吧。他说看我的功夫吧，我们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此时天已然有十余点钟了，忽然掌帮的使人来叫我有事，我到了马老头子屋中之后，他又告诉我许多会中的话，然后给了我五十元钱说，你回去买衣服用吧。我把钱接到手中，我说明天下午我就走了。他说好明天我给你送行吧，说完话我就由屋中出来，回到自己屋中，把钱收好，我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我就去见前边的诸位伙友，大家有往北京带东西的，也有带信件的。这天午饭是掌帮的同着几个人给我送行在一块吃的饭，饭后，谢三上我屋来，我们两人说了半天的话，悄悄时候天有三点了，于是我们两人，说该走了吧，谢三告诉伙计叫来三辆车子，一辆拉东西两辆坐人，我又给大家谢了照应的好处，我们才上车够奔车站而来，到站之后买票上车，直等车开了，谢三才下车回去。
七 节要与分析
前面第四第五第六数章，是达仁的自传，大部分表示他所经历的社会环境，他的态度的发展，犯罪行为的描写。本章是要它做一节要分析。这个自传大致已算完成，不过最初六年的生活没有详细的叙述，最后的监狱生活也因为时间匆促，没有写就，我认为是一个遗憾，希望将来能有补充的机会。
白氏现在三十四岁，旗人，在窃盗业中是一位混吃混喝，天不怕地不怕的光棍。现在我们且把他的家庭环境作一简略的分析
他是全家的独生子，虽然有一个姊姊，家中人都特别注重他，看护他，处处给他便利和优越的地位。他祖父在清朝做过大官，他父亲曾任一中级旗官，其母受过教育；家庭环境非常安适，经济情形尤为充裕。他们住的地方是后门鼓楼后赵府街路东五十二号，赵府街是在内五区德胜门内，南通娘娘庙胡同，北通中绦胡同的一个地点。现在那地方是平民住宅区，可是在三十年前，住的都是中资之家，他曾经这样对作者说：
“那时候住的大半有一官半职，绝对不像现在那么穷。是很丰富的，到了清廷颠覆，民国兴立，可就差多了。当时左右的邻居都是大小有个事业，衣食也不含糊。我们前院的街坊姓傅，他们在中正殿当差，家计是很不错的，我们是多年的旧邻，感情上比较最好。东边的邻居姓苏，在北衙门当差，西边的邻居姓鲁，他们都在皇亲家当厨师的，还有一家姓宇的，在印刷局做事，他们待我们都不错，而且都有来往，现在可都不行了。”
满清时代下的满洲民族，那时最受享乐，衣食住都不必忧虑，皇家按月津贴，做了官也不艰难，清廷推翻后，他们渐渐流落，失业而至于家庭解组。白氏因为他父亲善于治家，稍有积蓄，所以家庭经济始终没有多大问题，到他十八岁那年父母亡故，姊姊出嫁，家庭整个地解组，房产也出卖了，家庭就此破坏，他从此随同他叔婶过日子。他叔父对他并没有兴趣。
他从小被父母溺爱，养成了种种不良的习惯，从七岁上学读书，就专门逃学，成绩毫无，念了三年多的书，只念完简易的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对于写作更是丝毫不懂。他父母非但不严厉管束，反而替他在教师前说谎，所以养成他无怕惧的态度。他每天只知道在马路上和那小五等一班无智无识的顽童游荡，成群结队的在各处玩耍。对于家庭渐次失了兴趣。他在父母放纵中，从来不知道金钱的困难，他在顽童队中称霸，毫不吝啬地供给贫苦儿童的一切费用，有时因此而冐意，当他家中所供给他的钱如不够他花用时，他就在他母亲及姊姊处偷钱花用，开始他的犯罪行为。经他姊姊发觉后，他父亲非但不严厉责备，而且愈发纵容他任性，这一件事实在他的生活史上有特殊的重要。从此，他放浪的行为更见发展，他对于父母的态度，竟由尊敬而入于藐视，家庭所加于他的束缚渐次松解。
他父亲是一位阅历丰富而极诚实的学者，生于北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做过印务章京，于十八岁结婚成家，颇能自立。达仁的母亲比他父亲小一岁，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的女儿，幼时受家教管束很严，待人接物，都极和气，尤其是对于达仁，更是百依百顺，简直是一位过与的良母。她养成达仁的不恭的态度。
在这个个案中最可注意的一点，就是他的姊姊同他完全是两种人格。她比达仁大五岁，是极有礼貌的女子，对于父母很孝顺，对于兄弟也很爱护，虽然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可是在家跟随她母亲读了不少书籍，据达仁说，她还能写作简单的书信。她从来没有不端正的行为（可惜目前地址不明，不能走访。）在同一的家庭环境中，姊弟两人的行为发展完全相反，他们并没有密切的情感。
达仁始而逃学，继之偷窃，后来竟敢在露天宿夜——据他说有过两次——其父母只求平安，无论他怎样胡作非为，只是不问不闻。结果是一技无成，加之他甘心堕落，只得流落在下层社会鬼混。虽然到了十六七岁，自己丝毫没有觉悟，同幼年时代一样。后来有位和尚收留他为徒弟，每天就上庙里练习八卦门的武术，同时还同一群终日无事的顽童练习武艺，而自作教官，处于领袖地位，大家因为他能化钱，也就自认为“孩子兵”，养成他只能命令而不肯受命的习惯，弄得后来做事一无成就。后来竟然引漂士恩那小五等同伴到家里住，他母还替他（在）他父亲面前“扯谎”，生活永远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下去，继之养虫养鸟，成为十足的有闲阶级者。后来又学会摔跤，那是江湖上人和无业游民的消遣品。到了十八岁那年就很自然的走入娼寮，父母才知道这个孩子没有希望，一气成病，相继去世，结果是家庭解组，自身尤其堕落！
以上种种很表示家庭环境对于他幼年生活的影响，我们可以就三点来说明：
一、父母溺爱过度，非但不加管束，反而妄加袒护，任其说谎、逃学、偷盗，养成他的放浪行为，他始终没有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对于家庭没有留恋，只醉心街市生活；
二、在父母放纵中，家庭的良好的经济环境反养成他贪图安适及奢靡习惯；
三、父母去世，家庭破坏，无一技之长，惯于流浪的他，很自然地堕落于下层社会，沉沦于犯罪生涯！
一般窃盗的成因，大多在乎家境贫困、失业、酗酒、虐待等等，而达仁并没有这种不幸的遭遇，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父母放任太过，不肯管束，使他整日在道德标准的儿童游戏群体中鬼混。在家这解组后，他急转直下，由逛娼窑而恋妓，又因为追觅娼妓而堕入犯罪群体，受看守所、监狱等生活的渲染，更深一层地堕落。这一切的经验渐次形成他现在的人格模型——混吃混喝、无往不偷的光棍。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行为特质有一种自然的演化，发展于个人与社会景况间的相互反应的程序中，在这个程序中，其幼年、童年及早年的人格及行为特质的发展，尤为重要。近来有许多人主张成年人的行为特质可以从他早年时代的习惯和态度来解释，因为早年生活的发展很可以养成犯罪行为的趋向。我们这个个案中，他是一个心身健全而又很聪敏的男犯（见附录），他的犯罪行为从小就开始。现在将他生活中已详的犯罪事业的发展做成左列一表——其实有许犯罪事业无法包括在内——以见其大概：
（一）十一岁 逃学无数；
（二）十三岁 偷他姊姊的钱，约铜元数十枚，共两次，在外过夜数次；
（三）十五岁 偷他母亲的钱，约二三次，第一次一元，第二次约三十元；
（四）十八岁 因嫖妓，时常将家中物品偷出变卖；
（五）二十一岁 赴绥远，在一布摊上偷两次，未破案；
（六）同年 加入哥老会——绥远唯一的大帮会，先充学徒；
（七）二十二岁至二十三岁 在绥远作案无数，因有帮会保护，绝未破案，并学习窃盗技术；
（八）二十三岁 赴大同做两案，第二案被捕，拘于大同。警察所虽受非刑，仍不承认犯罪，因无口供，即释放；
（九）二十四岁 回北平，作案不多，未破获；
（十）二十五岁 在平作案无数，因被捕，判三年，在河北第二监狱执行，遇段祺瑞赦令，十四年一月放免；
（十一）二十七岁 放免后，作案多次，未及三月即被捕，判五年，在看守所脱逃，逃后三日即作案，次月被捕，被判六年六月，仍在河北第二监狱执行，又思脱逃，未果，又加三年徒刑，即送保定河北第四监狱执行，执行时曾带械具，械具曾被损坏一次；
（十二）二十九岁 遇张作霖赦令，放免，即入陆军当兵，当兵时做一案，未被获；
（十三）同年 年底作案多次，被捕，判十月，在地方法院看守所执行；
（十四）三十岁 八月间释放；
（十五）同年 作案无数，又被捕，承认四案，因其累犯，判八年，在河北第一监狱执行；
（十六）三十三岁 七月又遇国民政府赦令，减刑三分之一；
（十七）三十四岁 五月二十三释放；
以上种种，是他犯罪生活的速写，关于每次详细经过，可在他自传中看出。他的犯罪习惯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次偷家里的钱，并不是别人主动的，完全是他自己的动作。他觉得在朋友队里需要钱用，用得不够便感觉与自己“面子”有关，不得不去拿一点，他告诉我说：“我那时完全不觉得是偷盗行为，觉得那是很自然的，拿点钱用并没有什么大关系。”后来被他姊姊发觉，告知其父，其父并不责罚，更证明自己的观点不错。此后一直到了绥远，把带去的钱花完后，才起意去偷。看见大照庙的门前有个布摊很可以下手，据他说那时心里并不害怕，也没有想到什么被捕坐牢等等，所想到的就是：也许那个人把钱藏起，结果，很轻易得到了手。这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做职业窃盗，只是迫于生计，而又在举目无亲的他乡，所以偶然为之，到现在却成为窃盗事业的开始，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就加入了哥老会，一个专门从事犯罪事业的帮会。自从同这个犯罪团体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后，他的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都有了转变，认窃盗是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同时，自己也觉得除了这个职业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像他这种人，在家庭破坏以后，大概除了当兵就是当窃盗，因为窃盗和兵都是享乐的时候多，受罪的时候少；又因为他无一技之长，，拉洋车都不愿意。我们遂可以说，达仁自从加入了犯罪团体后，非但获得窃盗的技术和道德规律，而且从许多次的经验中养成他对于犯罪的态度和兴趣，他从此渐渐地与犯罪世界有同样的表现。
逃学同犯罪行为不无关系，在这个个案中，有明显的证明。达仁所以不愿意上学，因为他觉得街头生活是丰富的，有意义的，活泼的，而学校生活则为呆板，无生气。他认为学校是“圈住儿童性情”的，儿童性情似乎不应圈住，所以他要自由活动，发挥性情，萧克立福的“一个犯罪生涯的自然史实”书中，塞特奈——自传作者——也说：“学校是年长者希望儿童们有耐性的必需罪恶。”（School was a necessary evil that grown-up folks expected little children endure.）达仁并不是对学校的困难处和冲突处有反应，乃是游戏群体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为游戏群体而逃学，不良的游戏群体养成他不良的嗜好和行为。至于他为什么当职业窃盗，大部分因为他加入了犯罪集团，为什么要加入犯罪集团，因为从小养成游手好闲，一无所长，被迫而生出此！此后又因屡次入狱，增加许多阅历和胆量。徒刑并没有使他觉悟到什么程度，不过使他暂时静默罢了。
以前各节是要解释达仁犯罪行为的社会因子，现在且把他人格的发展做一概据的观察。他的人格模型的分析是很有兴趣的，并不是因为他复杂，实在是因为不寻常，现在分作下列各点来讲：
一、他喜欢街市生活，更喜欢结交比他年长大的儿童或朋友。
二、他处处要领导“一群孩子兵”，命令他们，要表示可怜他们，讲义气，爱称霸。
三、他富于冒险性，他会跟着不认识的人走，到毫无把握的地方去。
四、生活上善于合群，不是个人主义化。
五、对于每次犯罪事业善于诡辩和饰词，但是对于整个的堕落，他却愿意自己负责。
他在练习摔跤或加入哥老会时，他每次都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慢慢的要同比他年长的人竞争，认为比他年长的都比他有用，比他好。在绥远时独奔大同，偷了不少金条，受帮会中同伴的恭维，他觉得是最荣幸的一件事，也是他时常喜欢谈起的一件事，他的好胜性是很强的。
他对于家庭，自从发现街头生活后，简直是家庭之外的份子，不喜欢家庭的“群”，而专留恋于街头的“群”，从人发起，就养成这个态度。认为朋友比家人亲切，专门同朋友商量生活计划，至于道德观念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想到窃盗是可耻的，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没有深刻地表白过，除了有几次极力声明道德上的自辩外，并没有其他感恩。不过他并不觉得偷富人的东西是应当的，也不以为社会上财产制度不良——有许多窃盗往往声明他们的行为是劫富济贫——只是为个人生活的享乐而作案，如果出狱后有一个相当的工作，美满的家庭和几个好朋友，他也许可以走入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
据我个人的观察，他不难回头，因为他对于朋友有义气，有责任，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作者有一次去拜访他一个最密切的相交——监狱内的同屋，忠厚耐劳的劳动者——他说：“达仁并不是不能悔改，实在因为没有交着朋友，如果有您时常同他谈谈，出狱后我也得劝劝他，他就可以少听些窃盗朋友的话，也就不难回头，他表面上虽然强顽，其实很容易捉住他的心。”
达仁的脾气的确有些古怪，在监狱工厂里，他非常自大，处处要发命令，处处同监犯和看守为难，在监狱里很不容易交朋友，与在监狱外根本不一样，过不了几天就同朋友吵架，虽然有许多新入监的青年窃盗慕名去同他结交——一方面也因为他可以使人有许多方便——但始终没有什么人同他特别好。
这位朋友接着说：“达仁的脾皮最强顽，什么都得称他的心，两句话不对就要同你吵架，只有我能够治他……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不理他，骂我几句也没有什么，过后慢慢地同他理论，他也就低头无言，如果我同他一般见识，那不是更糟糕么？”他的强顽态度，只有柔软的方法可以对付，他还同那位朋友学过珠算，可见他们很合得来。那位朋友对他问长问短，表示非常关心，临走时还托我“给他带个好儿”。
在谈话中，他屡次声明要洗手不干，他的理由是这样：
一、如果再偷一本书或一件衣服，也得打八年官司，法院不肯放过他；
二、不愿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里是最不名誉的事，如果再打一个八年，也就快五十岁了；
三、此后决心要吃白米饭，不愿再吃窝窝头，卖力气也可以；
四、终要成家立业，不可如此终身，一家的香烟也要紧；
五、他需要自由，不甘心拘束，“只要在大街上走走心里也痛快”。
他始终没有表示窃盗行为是可耻的非法的，他只愿自新，却不愿忏悔。这一点，也是他坚强意志的表现。
达仁此后能否弃邪归正，作者虽然对他希望很大，可是决不能担保。只希望他的肯定的自供能够实现。据监狱当局者的观察和杜君——自传的笔录者，他的朋友——的推测，说他“本性难移”！当局者的根据是以一般窃盗的行为为标准（因一般职业犯往往放免不久，重复入狱执行徒刑），而杜君的推测比较有效，因为他们日夜相聚，比较有接触和了解的机会。无论如何，作者希望能定成他的愿望，不让他再在监狱环境里鬼混。我深信如果出狱后没有人给他帮助和指导，他能容易恢复他的就业，他可以痛快地对人说：“我难道能饿死么？”这是一般窃盗的饰辞，目前没有出监保护，确是一大缺陷。
我已经决定把他行到一个新的环境来——离城二十里的一个学校里——当一名校警，我将预先告诉他说：“达仁，我完全相信你能够决心改过自新，这次是你表现决心的机会！”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尝试，他依旧甘心堕落，决不能杜绝以一切恶劣的引诱，何况他是有相当堕落的能力。我同他谈这个计划的时候，他笑着说：“好极了。那么学校里头决不能丢失一草一木，你瞧我的！”言语间带着无限的快慰。
他对于他的职业——窃盗——已经失了信仰，提起“贼皮”就觉得可恶；关于这一点，作者三年来的观察，很是确实。同时，他的内心确有很大的冲突，不干罢，生活无一维持，再干罢，委实有些害怕。他这样对我说：“只要有白米饭吃，我姓白的决不能再干这个勾当，可是我要吃白米饭，不愿意吃窝窝头。”就是说，如果经济上有相当的出路，他不再偷窃，不然，还得回到他旧的生活状态。如果他有了一个家庭，他的中心兴趣也许全转过来，所以于谈话时我偶然提醒他非但要改过自新，而且要成家立业，时时以公民资格为规劝的中心。
有一次，我讲一个美国窃盗的故事，大意是说一个年青而极穷的窃盗，他从小行窃，是一个职业犯，后来去邪归正，竟于十年中成为富翁，决心将以往所偷的连本带利归还失主，最后有一个妇人的指戒无法归还——因为是在火车上偷的，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后来在报上登一广告：我寻那个妇人，并在银行里储存一万元待领。我又说：“希望你也能够好好干上几年，做一个窃盗界的模范。”他似乎有所感的半天没有说话，几分钟后才说：“唉，那我能比得上他？”他向来就爱说话，从来没有这样半晌静默着，而运用思索的，这还是第一次。在下一次谈话中，他立刻就问起那个美国窃盗是否找着失主，可见他很注意这个故事而且在思索他的将来，这个故事很感动他，如果他没有改过的决心，恐怕一个平淡的故事，不能使他这样注意罢！
我深信他是能够改过自新而能够自立的人，虽然别人都怀疑他；我敢说只有我比较可以了解他，如果将来的事实与我所料一样，那末别人的推测是错了，他们不能了解犯人。如果他依旧继续他的犯罪事业或者甚至于偷了我的财物，我只能责备自己，没有尽我做朋友的责任。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并不是不善于工作，而实在是不愿工作。他在第一监狱三年来工作成绩，在他的工场中，比较最好，每月所领的赏月金也是他领得最多，他有向上发展的可能，只要稍稍有人监护他。他的工作记录也有叙述的必要。他根本对于工作没有兴趣，同时他只能享受安适的生活，从小就养成所以命令而不愿受命的习气，同时对于别人很不容易对付，所以始终没有固定的职业，他曾经对作者说及这一点，他说：
“我自从父母相继去世，房子卖掉，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好过，只得找一个地方做点事——十九岁以前以来没有被人家使唤过——又因为没有人管束，所以自己不知道做什么好，先在马队长家里当个小队，在门房里被人使唤，不到三个月就交上不少朋友，又认识了一个老九的娘们，大约做了两年的光景，就追老九到了绥远。打绥远回来，二十四岁那年就拉上洋车，每日挣的钱还真不少，论说还有敷余，无奈我吃惯花惯，所以也没有省下钱，那时候又因为新学手艺，往往以拉车为名，做窃盗生活，拉了有三个月就腻了，很想做些别的，可是第二年就打上官司，此后就屡因窃盗，打了不少官司，简直没有什么事做。后来当过一回侦缉队，大约有四个月，若是好好忍着，也是一条正路，只因为没有补上正名，又有别人在旁边多说话，我一有气就不干了。二十九岁那年在保定当兵，那是临事的，我本没有心常干，当了四个月罢，听说开到前线，我就溜回北京，谁愿去送命？这是我工作的经过。”
他的工作记录是这样零碎，一方面因为他终觉得钱来得太难，结果还是回到他的“没本买卖”，一方面又因为自己不感觉兴趣。
我们现再考虑他的文化背景。他从小住在后门鼓楼后赵府街，在清庭时代，四邻都是旗籍人民，经济上非常宽裕，自从民国以来，那里的旗人顿时变为贫民，所以从他十二岁起，赵府街一带由兴盛而入于贫苦。但是并不是北平犯罪数量很显著的地方。那时有一群邻家的孩童在一起玩耍，终日不做什么事，可是并不去犯罪，虽然他时常在家里偷窃。
从二十岁起，他独赴绥远，绥远可是说是中国边疆，政治不安定，经济非常困难，而中央势力不易到达所以犯罪团体很容易发生，哥老会就是范围很大而专门盗窃的红帮，它在绥远的旧城，有长久的历史和背景，地方当局者委实无法制止。它的主要活动和道德习惯就是以犯罪为主体。达仁自从加入这个犯罪群体，他的犯罪事业更见显著，因为有了犯罪集团为他保护，为他负责。
从绥远回平后，没有一定住址，最先住在后门外的万年大院和方砖厂，后来又时常住在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等地方，其中以东直门外一处比较最穷，也是犯罪现象比较显著的地方。但是每一处至多住上两三个月。最后，他因为兴趣关系，决定住在北平犯罪地带的天桥及前门外各地。从那时起，他喜欢住在朋友家里，都是暂住，每天必在天桥——北平最大的贫民娱乐场——一带去溜溜腿，喝茶洗澡上饭馆是三件大事，终日同朋友鬼混，但是大半的时间还是在监狱或看守所里消磨。他虽然不能写字，可是他很认识几个字，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图为天桥（北平最大贫民娱乐场），文中提到达仁常去那里。图片来源：ttps://www.163.com/dy/article/FPUVO4960523817G.html。
最后，作者愿意讨论这种自传的优点和劣点。
自传的好处：
一、没有隔靴搔痒的毛病，如果材料完全确实，可以使读者深入其境，有时使读者感觉与书中人有同样的经验，甚至于同样的“人格”，使读者对于自传者有极丰富的认识；
二、每一个自传中有许多假定，都需要继续的研究去证明；
三、自传表现着行为发展的过程和人格模型的种类，可供给我们分析和研究。如果自传研究多了，可以做比较的研究；
四、自传材料除以上三点外，还可以使我们切实地明了下层社会和犯罪现象的内容，能够使我们做深入的社会研究。
总之，只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不难了解他们的人格，对于人类行为渐渐有法控制：这也许是梦想，也许能够实现！
自传的劣点是：我们只能看到社会现象之质的方面，对于一般的事实，没有多少表现——自传研究所表现的是某种社会事实的描写。现在往往有两派不同的人物在那里争——个案研究和统计研究——而且互相攻击得激烈，其实两者各有供献，并没有冲突。
文字编辑：陈鸣、宋丹丹、黄熠、李哲、穆晨哲楠、聂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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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凌鹏
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一个北平惯窃之自传的研究》，为方便阅读，繁体均转化为了简体，标点有适当更改，段落重新划分，图表亦被重制。在此基础上，尽量尊重历史文献原貌，所有的修改不损害原意，不改变原文风格，不破坏时代通行表达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