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系庆 > 先声

系庆·先声 | 沈瑶珊: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研究

编者按

沈瑶珊,女,湖北黄陂人,1939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社会学系学习,1941年硕士毕业,其更为详细的生平暂不可考。

沈瑶珊对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1940-1941年间,她在《燕大研究院同学会》报刊上发表《芝加哥学派对于都市社会学之贡献》和《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研究》。

本文为沈瑶珊硕士毕业论文的节选,文章对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实地研究及贡献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且回应了其他学派对芝派的批评,肯定芝派并非仅于都市社会学研究为先驱地位,同时对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

芝加哥学派的学术研究在理论上重视人格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兼收并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区位学,而以连合运用区位与统计之理论方法,为实地研究所根据之主要观点与工具。在研究地域上因芝加哥独有的美国大都市特点,其社会结构严密且分化复杂,入手研究单位为都市社区,故而芝派以都市的社会制度和自然区域为研究综合体,从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解组于个人解组之影响入手进行研究。芝加哥学派是社会学都市研究的先锋,根据实地研究的经验自成一套理论系统,如关于区位组织方面形成自然区域区位历程等重要概念。而在社会解组下,则采用集合、接种、分隔、侵入、更迭等区位历程解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转移和解组现象。芝派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芝加哥城市的各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研究,产出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对此后的城市社会学乃至社会学整体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此次推送节选了文中的《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研究》的绪论、第一章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之理论基础、第三章芝加哥城实地研究和结论,以飨读者。

 

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研究

沈瑶珊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之理论基础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

第二节 社会历程论

第三节 集合行为论

第四节 人文区位学

第二章 芝加哥学派都市研究之技术方法

第一节 个案法

第二节 自然史法

第三节 区位法

第四节 统计法

第三章 芝加哥城实地研究

第一节 芝城实验区

第二节 自然区域

第三节 社会制度

第四节 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

结论

 

图片

论文扉页。

图片

芝加哥大学所出版之社会学文献中,未尝显然以芝加哥学派自称。然芝大社会学学说之自成一派,已属公认之事实,且芝大对此事实似报默认之态度者,其故何也?盖以诸实际,芝大之社会学已具足自成一派之条件。兹分数方面言之:第一,芝大于1892年首创世界最先之社会学系,故其历史较为悠久。且其间人才辈出,领袖得人,于共同目标之下,通力合作于学术之研究,而蔚成一学术研究之中心。第二,芝大之广博学说基础及精微技术方法具有独到之见地与特超之精神,故克自成一家之言。第三,芝大设备完美,以芝城全区为其实验室,且有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及社会科学研究楼之设立足供实地研究之用。第四,芝大曾从事于大规模之实地研究工作,并于1927年以来还发表专刊数十种以载其研究之结果。总此数方面之特殊成就,芝大社会学足堪独树一派之旗帜也。

芝派学说之产生,一方面固渊源于接受前人学说,而泰丰乃获之于都市社区实地研究中。盖以芝派目都市为社区发展过程中较成熟之阶段,其所代表之文化亦属人类社区文化中较高度发展之部分。欲认识社区生活之全相,非研究错综复杂之都市社区不为功。又都市化现象非特与日俱增,且以加速度滋长。今日社会之文明乃都市文明,今日社会之问题乃都市之问题。于是遂以都市社区为其研究之主要对象。故芝派对于社会学上之主要贡献乃在于都市之研究。

芝派对于都市研究所根据之理论基础,可分为社会心理学、社会历程论、集合行为论,及人文区位学。此四方面之理论基础在于用以作都市社区中人格与制度之相互关系、变迁历程、形成方式、及分布状态分析之进路。相应四方面理论基础而产生四方面技术方法,即个案法、自然史法、区位法、及统计法。此四方面之技术方法在于用以作都市社区中人格与制度之质量与时空分析之工具。为研究上之便利而将芝派之理论与技术作此多方面之分野,实则此各方面之理论与技术多同时应用于都市研究中。芝派学说发展之次序乃由主观之心理学而进于客观之区位学,同时芝派观点转移之动向亦由主观之质之分析而进于客观之量之分析。此二种隐然契合之趋势,致使芝派以区位学之理论与方法,统摄融贯他种理论与方法且以之为实地研究之主要进路与工具,而一方面借他种理论与方法以匡区位学之不逮,一方面利用区位学研究以增加他种理论与方法之客观程度也。

美国为都市化程度最高国家之一,芝大又位于其全国第二大都市之芝城中,故辟芝城为实验区。芝派作芝城实地研究之目的约有二端:一为欲认识芝城生活之全相及其间各种因子之相互关系;一为借芝城研究之所获,以求认识其他都市。此二目的中,自以后者为要。因芝派的都市社区为自然区域与社会制度之总和体,故以自然区域与社会制度为都市研究之单位;又因都市最大之特征为变迁迅速,于此迅速变迁历程中必易引起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之现象,故以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为研究之起点。

 于都市社区研究中最有成绩可言者,自推芝加哥学派。而芝派对于整个社区学与都市社会学之贡献之多寡,视其理论与方法本身之真实性,与其能否普遍应用之于一般社区研究中,及芝城实地研究之结论可否用以解释一般都市社区而定也。

图片

芝加哥学派之社会研究对象,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人格与制度也。盖因人格乃于制度影响下养成,制度乃于人格适应下产生,故以人格为制度之主观方面,制度为人格之客观方面,此二方面为社区研究中之不可缺也。

社区之类型可简分之为初民、农村,与都市三种,而其间人格与制度之发展、分化、变迁之程度则随社区于阶段上之演进而加深。都市为社区发展中较后之阶段,因之,都市中之人格与制度发展速,分化最甚,变迁最烈,故都市中为人格与制度研究最适宜之中心,是以芝派学说之理论基础一方面得之于都市社区实地研究之结果,同时又试用之为实地研究之工具。

根据芝派学说背景之渊源,其理论基础之建立可分为四方面言之:第一,作人格与制度相互关系之研究,构成社会心理学;第二,作人格与制度于互动情况下之发展与变迁历程之研究,构成社会历程论;第三,作人格与制度于非常社会情形下产生方式之研究,构成集合行为论;第四,作人格与制度由竞争与合作之结果所形成于时空分布状况之研究,构成人文区位学。一切都市社区现象可归纳于此四方面之研究中。换言之,此四方面之理论基础乃一切都市社区研究之进路与工具也。

 

图片

1920年代的芝加哥。图片来源:pinterest.com

图片

如前所言,芝加哥学派之研究对象,可分为二主要方面:一为对于制度主观方面之人格研究,一为对于人格客观方面之制度研究。惟芝派之特殊精神,乃在于无论对此二方面中之任何一方面之研究,均重视分析此方面与其他一方面之相互关系,质言之,欲明瞭制度,当同时研究人格;欲认识人格,当同时分析制度。故芝派之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间有密切之关系存焉。如芝派先驱斯摩尔(Small)因受德国社会学之影响,而以社会历程论为其学说中心。至于其所谓社会历程之原动力则为社会分子之愿望、态度与情操。此对于愿望、态度、与情操之分析,自属诸社会心理学范围。汤麦史(Thomas为芝派社会心理学之柱石,其整个学说基础乃建筑于社会心理学之上。其对于初民心理之研究,乃深蒙冯德(Wundt)之影响。而汤氏之所以注重初民心理之研究者,盖因其能助益于现代人民心理之了解也。芝派社会心理学之努力方向为对于人性之研究。而美国社会心理学于人性论中,可分二派:一为立于心理学观点以人性为基于生物结构之一种先天趋向;一为立于社会学观点以人性由互动与经验所造成,而以鲍尔温(Baldwin)最先持此观点以分析人性者。后米德Mead),柯莱(Cooley),与杜威(Dewey)共采鲍氏之观点。至于芝派社会心理学之一般趋势则在于承受米、、杜三氏之基本理论更进而研讨于社会互动中人性与人格如何形成也。

柯韦于其《社会组织》一书中讨论人性甚详。彼以人性发展与表现于家庭、游戏团体、与邻里等初级团体中,而此等团体于任何社会中均有其相同之处,故人类亦有相同观念与相同之情操基础。人性非与生俱来,乃得之于共同生活中,失之于隔离生活。是乃一种团体性,一种社会心理之较简单而普通状况。人性为人类特殊情操与冲动,一方面表明人类优于动物,一方面表明为人类所同具有,无时间或种族之限制。其表现于同情及与同情相关之种种情操,如爱、怨、名、慕虚荣、英雄崇拜,以及是非等情感。人性既为社会上较永久原素,故无论何处,人类均求荣誉,畏讥笑,重舆论,喜财货,爱儿女,慕勇敢大度与成功。派克师承柯氏之意旨,进而谓人非生而为人(Man is not born human)。人惟有与其同侪发生缓慢与继续有效之接触、合作、与冲突,始养成人性特质。克路究Kruger)及瑞克纳斯(Reckless)亦因此说而目人性为人类由社会互动中所获得之行为特质之普通模式,此特质非人生而有之,亦非其他动物所有也。克瑞二氏将人性之特质分为四种:自觉与自制行为,有目的行为,社会习惯,社会态度与情操。且认为造成人性之因子有三:社会团体之文化背景,团体分子间之互动与交通,人类天赋之本性。

黎庶(Faris)深蒙米德之哲学心理学之影响,而以欲了解人性,必须想像一切想像。(To imagine imaginations)。了解人性之能力常包括想像他人活动之能力,与发见吾人自己具有此种活动特质之能力。吾人常视一切非常奇特稀有之行为为不人道或非人道,因吾人不能想像自身能参加此种行为。故人性即由吾人反省得来而归之于他人之行为特质。而人亦即为有自我之动物,他种动物则无自我之存在。自我为一主体同时亦为其客体。人类当予人以刺激时亦予其自我以刺激。故能使其于念及他人时亦念及其自身也。

人类普遍之性质为人性,而个人特殊之性质则称之为人格。芝加哥学派对于人格曾作多方面之研究,而开人格研究之先声者当推米德与汤麦史二氏。米氏虽为一哲学家,但曾受严格之自然科学训练。其对于自我(self)发展之研究,殊有贡献。芝派之后进者颇受其熏陶。汤氏于其与齐南涅基(Znaniecki)合著之《欧美之波兰农民》中讨论人格最详。彼以人格为应付变迁社会环境之行为系统,处于恒久演化状态中,非特蒙原有环境之影响,同时蒙其自身所选择与所创造环境之影响。人格既为应付变迁之社会环境而产生,人格之类型则视其适应环境之能力而决定。汤氏分人格类型为三:一为组成社会固定结构之保守人格;一为易于改变社会之激进人格;一为长于贡献社会文化之创造人格。

派克受柯莱之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理论之影响,遂按人格一词之由来,而规定其意义。盖以人格一词于英文为“Personality”。而“personality”一词,出于拉丁文“Persona”,意即古时伶人于演剧时所戴之面具。面具之效用,为对观众表明其于剧中之地位与其所任之职务。如无观众,则剧情失其意义,而面具亦失其效用。人格之意义显示于个人在环境整体中所具有之行为及他人对此人行为之反应。个人人格如何,一面固决定于其本人所尽之职务,而一面尤决定于他人对于其职务之了解。

派氏认为人格即决定个人于社会上所任职务之各种特质之总和及其组织。此决定个人于社会上所任职务之特质有六:性情,品格,生理特质,社会表现力,权势,个人对于其职务之概念。步济时(Burgess)亦谓:个人特质如身材、能力与气质,确可影响其社会地位,但个人于社会上之地位,则为其社会关系如团体参加、品性、个人行为模式、社会性等所决定。是以人格为生活历程与经验之有组织之整体,此整体为反应继续变迁之环境而亦自继续变迁也。

芝加哥学派之研究人格乃出发于社会学之心理观点。故以人格亦若人性然,为后天所获得。既造成于文化,又决定于文化,故以人格即文化之主观方面也。而人格之原素则为态度,人格乃由多种较完全而有系统组织之态度所组成。

社会心理学中自汤麦史采用态度词表明心理与文化关系以后,始一扫历来本能创造制度之谬说。汤氏以态度为已经团体接受与规定之个人习惯与行动趋势,属于客观文化成分。凡意识生活之表现均可视为态度,凡行动之对象均可视为价值。质言之,社会中一切价值均可为态度之对象,个人对于一切社会价值均可表示态度。汤氏于社会心理学上所创用之基本方法论即根据其于态度与价值之关系之认识。彼以形成社会或个人现象之原因非其他单独之社会或个人现象,乃其他社会与个人现象之集合。更具体而言之:形成价值或态度之原因非由于单独态度或价值,乃态度与价值之集合。

态度由愿望所组成,故愿望之分类亦可表示态度之分类。斯摩尔之六种兴趣与汤麦史之四种愿望均可目为态度之分类。汤氏以其所谓四种愿望为最普通之态度,随时可表现之于行为。倘此等愿望未获相当满足,则正常生活不能维持,且易发生恼怒、恐惧、怨恨与偏见等态度。

派克以人类最基本之行为模式有二,前已言之,即接近之趋势与避退之趋势。由个人方面言之,即扩张之趋势与收缩之趋势(Tendencies to expend and to contract)。以此趋势应用之于态度,谓之态度之两极性(The polar conception of attitudes),可用之以测量社会距离也。

芝加哥学派以为人性与人格之养成,乃由于社会互动之结果。正常心理之发展,必赖诸维持正常家庭生活与社区生活之连续与密接之社会交通。由是观之,个人于社会之关系,既不可分立,人格研究则当出发于以整个社会生活为背景之团体观点,始可避免主观释。且都市社会为社会发展过程中较成熟之产物,其中文物制度已具有高度之复杂性,便于观察与了解。故芝加哥学派发表多种关于都市中各种制度之专刊,以研究人格与整个都市生活之关系。至其研究人格所用方法,则个案法与统计法相提并用,质量互重;区位法与自然史法兼收齐摄,时空均顾。而芝派之社会心理学者,尤重个案法之应用。个案法之代表作品,当推汤氏之《欧美之波兰农民》与萧氏(Clifford R.Shaw)之《罪犯之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Delinquency)二书也。

 

图片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译林出版社版,2000年)书影。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图片

社会学观点之纷争最烈,对立最深者为唯名派nominalists)与唯实派realists)。前者以社会仅属心理相同个人之集合,无存在之实而仅有存在之名,可以达尔德(Tarade),与季亭史(Giddings)为代表。后者以社会存在于其分子间之互动,非仅有存在之名且有存在之实,可以席墨尔Simmel),拉逊胡佛(Ratzenhofer),与斯摩尔(Small)为代表。此派以为促进互动之工具为交通(communication)。交通非特可传递个人经验,且个人可恃之以获得社会中之共同经验。故社会即存在于交通。于交通中所传递之共同了解之符号、标识与概念等即杜尔干所谓之集合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唯实派之主张社会非仅属心理相同个人之集合者,盖以有社会历程即社会历程所产生之社会控制之存在。社会控制可产生构成社会磐石之合作行为。此使个人成为社会机体一部分之合作行为非特造成分子间之相同且造成分子间之相异。如近代之分工制度一方面促成人类之合作行为,一方面增加个人差异之程度。所谓心理相同若指分子间因有共意(concensus)存在而能促成团体行动始有意义。故社会学可目为研究社会中个人间合作之历程之观点与方法,是即为集合行为之科学也。

现代社会学随整个科学之发展趋向,已由研究静态之社会结构,进于研究动态之社会历程,已由个人或团体之观点,进于社会互动之观点。社会历程之概念,于社会学有史以来即有之。而此概念形成之渊源,可溯自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之社会有机整体说。至黑格尔(Hegel)将社会之有机统一性与历史连续性二词贯通联合。传统学派如克(Burke)及马赫斯特(de Marstre亦主张个人与社会之有机关联。后此社会统一性与历史连续性之概念遂为孔德所接受。乎德之耿勃罗卫兹(Gumplowiez),拉逊胡佛始正式应用社会历程理论以分析种族冲突与社会变迁。耿勃罗卫兹以为一切自然科学当以研究历程为基础。拉逊胡佛目社会为个人间由冲突而进于合作之调适历程。且社会历程之理论,实为系统学派领袖席墨尔(Simmel)学说之中心。席氏以为社会分析至最后为互动现象,即人与人间之相互关系之现象。个人离开互动,即离开社会,社会与互动之范围相同。换言之,互动可规定团体之时空范围,盖以一方面由历史连续性之接触,可控制人类对于前代民风,德型与成训之接受,一方面由空间流动之接触,可支配团体中分子互动之区域。席氏且主张社会既为历程,而非产物,吾人实可用社会化(socialization)一词以代社会一词。而芝加哥学派蒙德国系统学说之薰陶最深,该派领袖斯摩尔(Small)及派克(Park)二氏,先后接受历程论而发扬之,且社会学为社会历程之科学。致使社会历程论日趋于完形之发展也。

历程为多种动作之复合体,其中每一动作之意义与其他动作恒有连带之关系,若就整个动作之观点言之。则为由一种情况(condition)变为他种情况之过程。社会历程为一有连带关系动作之复合体,其中包括由一种社会情况变为他种社会情况之过程,简言之,社会历程乃之团体生活之变迁。而此变迁之原动力,即为社会分子之愿望、态度与情操。斯氏尤主兴趣或愿望(interests or wishes)为基本之社会力,故谓社会历程为由人类愿望所引起之赓续反应。愿望为人类未满足之一中内在能力,人类因彼此间愿望之背合而产生种种离解与结合之现象。社会历程之演化有增加个人福利之倾向,故社会发展之自然史即为调适与满足人类愿望之历程。斯氏将愿望分为健康、财富、交际、知识、美观、正义等六种基本类型。汤麦史(W. I. Thomas)分愿望为四种:即求安全之愿望,求反应之愿望,被赏识之愿望,新经验之愿望。但于实际生活中表现于需求之愿望,当作无限之变异与联合。人类为满足需求而互相接触,最初接触因愿望之背驰而多含冲突性质,于是组织团体以谋侵略或抵抗之计。经过想当时期以后,人类关系渐由冲突而进于同化历程。由人类结合历程中产生社会制度于功能,前者建立个人间较有持久性之关系,后者促进个人较永久之努力方向。社会制度一经固定化后,复产生与规定其他结合历程也。态度为个人对于整个情境之积极或消极反应之趋向,是即行为之模式。而行为之基本模式可分为接近(approach与避退withdraw)两种倾向,由接近或避退之行为倾向可测量社会距离之远近。情操为集中于某对象之感情系统,情操与态度为环绕某对象之愿望复合体。

社会历程论本为德国系统学派提倡最力,而系统学派注重人类关系之形式研究,及其内容。此派既以社会存在于互动,遂以社会历程为互动之形式而研究之。芝加哥学派亦相承此说,且将社会历程分为竞争、冲突、调协,同化四大阶段,而以接触为社会历程之初步。接触为人与人间交通之存在,能影响人与人之关系,隔离为人与人间交通之断绝,不能增进人与人之关系。盖因交通为互动之没接,无交通则无互动之可能,社会历程随社会接触而产生。但按实际言之接触与隔离间非有绝对之差,乃程度之别耳。而社会历程中以竞争为最基本与普遍,可于未接触前发生,此互动为吾人生活中不经意识作用之通常现象。至生活上之危机迫至,吾人乃起自觉之念,且渐合意识作用,而形成冲突。冲突后某种情势经各方同意而生效,于是调协成立。后新秩序渐成民间风习,世代相承,遂归于同化矣。兹将此四阶段历程略加分析于后:

自达尔文生存奋斗(struggle for existence)之说成立后,竞争学说,风气云涌。孙末楠Summer)创敌对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说,盖谓生物彼此竞争将有两败俱伤之虞,莫如团结合作,共同应付自然,于是始而敌对之生物,遂行合作。派氏师承其说,而创竞争合作(Competitive co-operation)。于人类社会中,竞争多与其他历程并存。竞争为一种历程,由此历程可产生社会之分配与区位组织,竞争决定人口于地域上与职业上之分配,近代之分工制度与一切个人或团体间之有组织之经济交互依赖,皆为竞争之产物。反之,其能制裁竞争组织之道德与政治,则又为冲突、调协、同化之产物。

竞争乃意识接触或交通前之奋斗,而冲突之形成则必须经过接触与交通:竞争不经意识作用,冲突须经意识作用;竞争非切身impersonal)之活动,冲突为切身(personal)之活动;竞争继续不断,冲突则有间断;竞争目的在于经济秩序中求地位,冲突目的在于社会秩序中求身分。换言之,竞争决定个人于社区中之地位,冲突决定个人于社会中之身份。位置,地位,与区位之相互以来,皆属社区之特征;身分,统治,受治,制裁皆属社会之徽帜。冲突有个人与团体之别,当冲突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持公众规则与道德秩序时,则为团体冲突。冲突团体之本质,恒视其目的与宗旨为断,如宗派(sects)乃宗教团体,劳工组织乃经济团体,帮会,党派,国性皆为政治团体。此种团体之通性,在对于性质类似之组织,彼此仇视而冲突也。

调协一词由生物学上之适应(adaptation)一词分化而来。适应乃指由生物遗传之机体变迁,调协乃指由成训传递之习俗变迁。调协之于人类关系上常产生二种方式,即统治与受治(super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调协之类型可分二类:一为服水土(acclimatization),一为归化(naturalization)。归化乃谓移民或殖民非特适应新环境之气候风土,且能调适新环境之生活习惯。冲突历程进于调协历程时,则产生调协团体。而冲突与调协团体间有密切之关系,可由下表以明之:

冲突团体:1.青年帮会(Gangs)。2.劳工组织,雇主联合会,中级会社,租户保护会(Labor organizationsemployers associationsmiddle-class unionstenant protective unions)。3.种族(races)。4.宗派(sects)。5.国性(nationalities

调协团体:1.俱乐部(Clubs)。2.社会阶级,职业团体(social classesvocational groups)。3.喀斯德(castes)。4.宗教(denominations)。5.国家(nations

冲突团体之存在表示社会无稳定之均衡,调协团体之存在表示社会有稳定之均衡,然调协团体亦有敌对竞争之事发生,惟其手段则较和平耳

调协为一顺历程,同化则为融和(fusion)与渗透(interpenetration)历程;调协为政治历程之目标,盖社会因调协之故,而减少冲突,节制竞争,于是社会秩序渐趋安谧,同化为文化与历史过程之中心问题,盖个人或团体参与他人或其他团体之经验与历史,而体验其文化生活,于是关系密切,达于同化;且调协之成,较为迅速,同化之成,较为迁后,如突变(mutation)为调协之象征,而生长(growth)为同化之标调协须经意识作用而同化乃不经意识作用之自然现象。互动之初步既为接触,互动之结果则为同化。初级接触(primary contacts)易产生同化现象,而次级接触(secondary contacts)仅造成调协现象也。

上观之,社区分子因谋生而竞争之故,树立自然秩序;因利害冲突之故,产生社会制裁;组织之发见必在调协成立之后;而制度之确定,必待诸同化之进展。经此数种历程,社会制裁之各种方式乃相机发生,诸如传说,风俗,民风,教化,理解,深化,主义,信条,舆论,法律等莫不以社会历程为出发点,且为创造集合行为之工具与条件也。

图片

集合行为论为社会学中之一部门,而其于整个社会学所研究之不同,在于社会学乃以社会秩序及构成社会秩序之习惯,规则,制度等本身为研究之对象,集合行为论乃以社会秩序形成之方式为研究之对象。集合行为论异于社会历程论之点,在于后者以正常社会生活为研究之对象,而前者则以正常生活不能维持时所发生之社会现象为研究之对象。所谓集合行为者,乃个人于共同及集合冲动(common and collective impulse)影响下之行为,且此冲动为社会互动之结果。凡人间察觉彼此之存在,而互为影响,则所产生之行为既含社会性,且含集合性。其所以含有社会性者,盖以各个人之行为已想当蒙他人行为之影响;其所以含有集合性者,盖以各个人之行为相当受合于公认惯例(convention)之共同心理状态所支配。集合行为现象可分三方面讨论之。

第一为基本集合行为(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基本集合行为乃自然发生而非由于根据已有之认识或成训之行为。其形式约可分为五种。

第一为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循环反应即为交互刺激(inter-stimulation)。如甲受乙之刺激后,而发生一种反应,此反应转为乙之刺激,且愈加强其刺激性。故交互刺激中,某种感觉经人间彼此循环反应后,则愈增此感觉之强度。

第二为社会不安(social unrest)。当社会现状不满个人欲望时,则产生不安之感觉,迨个人间之不安经过循环反应之后,遂形成社会不安。社会不安之特性有三:一为各个人仅觉对于现状不满,亟欲思动,但不知其目的为何,故作种种无固定目的之行为(random behavior)。一为易于产生种种彷徨,惊惧,焦急,无保障,好争斗等紧张情绪。一为人心惶惶,易于接受刺激与暗示。社会不安一方面破坏原有生活秩序,一方面从事于新集合行为之建设。都市社区中因交通频繁,接触增广,于是人类之要求愈多,愈难满足,故社会不安之现象,最易流行。

第三为盲动(milling)。盲动乃个人作无目的之动作,盲动之主要结果乃增加个人间彼此之感觉与反应,减低个人对于其他普通刺激之反应。故于盲动时,人间彼此作迅速,直接,与经理智作用之反应,且于共同冲动支配下而一同行动。

第四为集合紧张(collective excitement)。集合紧张为一种剧烈之盲动行为。此紧张行为具有强大吸收注意之能力,且使人改变其平时之人格而其行动完全受情感之支配。

第五为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集合紧张达于强烈与广布之程度,则产生社会传染。社会传染乃指情绪,冲突,与行动方式之迅速与无理性之传播。含有如流行疾病之传染性,个人一经与此紧张与狂热之行为接触,遂失其自主之力而产生相同之行为。

第二为基本集合团体(Elementary Collective Groupings)。基本集合团体乃自动产生,其行动不为现存文化模式所规定。此等团体可分为四种类型:活动群众(active crowd),宣泄群众(expressive crowd),民众(mass),公众(public)。

活动群众之产生约经四阶段:第一,某一兴奋事实引起大众紧张之情绪,使其注意集中而有一致之动作。第二,人间因受某种兴奋事实之刺激,而彼此互相激励,以散布与加强此种紧张之情绪。第三,由盲动之结果,产生一共同对象,以集中大众之情绪与活动。第四,此紧张之情绪与共同之对象乃导个人采取活动群众之行为矣。活动群众之特性乃偶然自动产生之片时存在之团体,其形成仅根据某种激起之冲动,而非根据任何相承之成训与惯例,故于活动群众中无评判能力之存在,其中个人仅接受符合于被激起冲动之暗示也。

宣泄群众之特性多同于活动群众,而其主要之异点在于活动群众有一共同之对象以为行动之鹄的,宣泄群众则无共同目的之存在,仅借各种有节律之活动啼笑,狂呼,舞蹈等以松弛其紧张之情绪。于此二种群众中个人均失其原有个人组织(personal organization)而发展新个人组织。活动群众造成进取行为以领导有目的之社会变迁,是整治秩序之改组。而宣泄群众松弛其内在紧张情绪使其含有一中神圣意义,是为宗教秩序之改组。

民众分子由各种社会阶层人民所组织,无贤愚贵贱之限制。且为一无特殊名称(anonymous)之团体,其组织非常松懈,分子间之互动关系亦甚疏微。民众之行为乃根据个人之需求而采取选择之方式。如其选择相符(convergence of selections),则民众可发生极大之影响力。

公众乃遇有争点各按其意见而参加讨论之一群人。由讨论之结果而产生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此公众意见可使其争点得一共同之结论,且促成公众一致之行为。

第三为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社会运动可目为建设新生活秩序之集合努力。于社会运动之初期慢无组织,亦采取基本集合行为之方式。社会运动逐渐发展,则具有风俗与成训,领袖与分工,组织与形式。社会运动可分为三种:即普通社会运动(general social movements),特殊社会运动(specific social movements),及宣泄社会运动(expressive social movements)。

普通社会运动产生之背景乃由于文化潮流(cultural drifts)之所趋,或一般人对于价值观念之转变,而尤以对于其本身权利认识之转变为要。如现代文化潮流渐趋于妇女解放主义,故产生妇女运动;渐趋于重视儿童与自由教育,故产生少年运动;渐趋于平等信仰,故产生劳工运动。因一般人对于新价值观念尚无充分之认识,于是反应此新观念之行为亦缺少明确固定之目标。此种社会运动无正式组织,无固定领袖与分子。

至某种新价值观念被应用以对付特殊对象时,则产生特殊社会运动。如人道主义运动为一种普通社会运动,而表现人道主义之反对奴隶运动为特殊社会运动。特殊社会运动之特性为有确定之目标,正式组织,公认之领袖与分子,及一套成训与规条。特殊社会运动之类型有二:即改良与改革。改良运动仅图改造现社会秩序中某一特殊方面,而改革运动企图重建整个社会秩序。改良运动接受现社会道德标准以攻击其他社会弱点,改革运动反对现社会道德标准而另立新道德标准。改良运动可利用现时制度以要求改进之,改革运动则为现实制度所不容而只能秘密进行其工作。改良运动致力影响公众意见促其拥护之,改革运动则致力于改变公众意见。改良运动为中等阶级同情于被压迫阶级所产生之运动,改革运动为被压迫阶级自动产生之运动。改良运动之功能在于重申某社会之理想价值,改革运动之功能在于介绍新理想价值。

宣泄运动不以变更社会秩序为目的,仅由其所表现之宣泄行为以影响社会秩序。宣泄运动可分为二种:一为宗教运动(religious movements),一为时尚运动(fashion movements)。宗教运动之初期含有群众之性质,及群众将其紧张情绪投射于外界事物,而将此事物神圣化,且对之有仪式化行为,则产生宗派(sects),于是宗教运动始具有其规模。宗派中之分子自命为处于光明世界,而企图从事于道德生活之改造。时尚运动风行于阶级团体中,采取上行下效之方式。上层阶级者欲显著其高贵之地位而规定其特殊时尚,至此时尚为下层阶级所效用,则又另创新者以代之。团体生活中除技术,功利,神圣等部分外均有时尚之存在。时尚为一种纯粹宣泄运动。其可宣泄人类新经验,卓越性,与一致性等基本冲动与爱好,且使此等冲动爱好进于定形之发展而建设一共同主观生活以为新社会秩序之基础也。

图片

区位学(ecology)一词于一八六九年由生物学家海克里(Haeckel)根据希腊文中oikos一词所创造。此词于希腊文中之意义为人民,居地,及人民于其居地上日常所营维持生活之活动。自区位学一词创始之后,机体与环境之关系始成为研究之对象。但区位学初时仅发展为植物区位学与动物区位学。而人文区位学一词迨至一九二一年派克及步济时合著之《社会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中方创用之。后派氏于美国社会学会年会内设人文区位学讨论,开该会关于此项问题讨论之先河。于是人文区位学之基本理论逐渐形成。同时芝大社会学系研究生亦努力从事与人文区位学之实地研究,其著者如MckenzieThe Neighborhooda study of ColumbusOhioNels AndersonThe Hobo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less ManFredrick ThrasherThe GangWirthThe Ghetto,及Zorbaugh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等。

 

图片

图为Thrasher所著的The Gang书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7年)。图片来源:invaluable.com

 

人文区位学虽主要渊源于植物及动物区位学,但尝多取材于下列各家之学说中:C. M. Child之生理学,Richar. M. Hurd之分配经济学,Vidal. De. La. BlacheRatzelGrasBrunhes之人文地理学,Le. Playbuckle. Huntington之地理社会学,GalpinKolb之农村社会学,及其他地境与都市计划家之学说。人文区位学为研究于环境之选择,分配及顺应力影响下人类间之时空关系之科学。人文区位学者以为社区之位置,功能,与发展因受自然竞争力之影响,而形成以极明显之区位组织。所谓区位组织者乃人口与制度之空间配置及结构与功能之时间秩序,随选择,分配,与竞争力之作用,而产生之特殊结果也。人类于区位组织中受各种生活条件之相互关系所支配,一方面既营聚合生活,同时又渡分离生活,此聚合与分离生活各产生不同之文化体系。且人类之共同生活因之亦起程度上之差异。人文区位学之任务在于发现此分合生活之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作用之运行,及分析,与计算此分合共同生活两极间距离之程度。区位距离与地理距离之意义判然有别,盖以前者乃用时间与费用以测量之,后者乃用尺度或哩数以测量之耳。

形成分合生活之基本原动力乃竞争与合作,而竞争与合作之条件常随各种区位因素相互作用之结果而转移。且此等因素具有吸引或抗拒之性质。区位因素约可分为四种:第一为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地势与富源。第二为经济因素,包括工业组织,职业分配及人民生活程度。第三为文化与技术因素,包括影响人口分布之道德态度。第四为政治与行政因素,包括灌水,移民律,及公共事业之法规等。人类既有分合,则有流动性。人口与文物制度之互为流动乃区位历程中之主要因子也。

区位历程为构成区位分配之单位,于时间进展中所形成之空间集合之特殊历程也。主要之区位历程可分为五:即集合(concentration),分隔(segregation),侵入(invasion),与更迭(succession)。区位集合乃一定区域内人口数量增加之趋势。近代集合现象非限于本地食料之供给,乃限于工商业之位置;非特为人口自然增加之结果,且强半由人口运动之造成。于世界经济中区域人口之集合成都,视其对于其他区域于生产与分配竞争力之强弱而定。此竞争力依赖运输与交通之状况,而表现于附庸原料市场之争夺。区域之人口集合同时可促成其他区域之人口离散(dispression),至于人口离散之方式乃随人口集合之方式而演变也。由现代竞争之自然结果乃产生区域专业化(regional specification)现象。此现象一方面增加区域或社区间关于经济上互赖之程度,同时且促进各区域根据其特殊职业上需求对于人口之年龄,性别,种族,国籍之选择力。

集中乃人类为满足其某种愿望而集中于一定位置,是为暂时之集合。集中可供给团体意识与社会控制以土地基础,而集中之区域有中心与边疆之分。中心人口集中之程度表现区域之文化与经济吸引力之强弱。中心位于交通与运输之焦点,其间地价最高,为零售商店环集之所。至于大规模之机械化制造工厂因需占广之地面而迁于社区边缘,故同时又造成离中现象。集中可采两种方式:一为扩大区域中人类愿望之种类与数目,一为增加一定区域内谋求满足某种愿望之人数。由乡村至都市之经济组织之演进,不过为人类中生活主要愿望集中之扩展与特殊化而已。

分隔乃指社区中人口因经济,语言,种族,文化等选择力连合作用之结果,而产生同类相聚异类相隔之现象。当某种选择力支配其他选择力时,则此选择力即为决定分隔之因子。经济分隔为最普遍的形式。于经济地位愈高阶层中经济悬殊性愈大,而所供人类选择之机会愈广,于是文化相同性愈高。反之,于经济地位愈低之阶层中之经济悬殊性愈小,而所供人类选择之机会愈狭,于是文化相同性愈低。

侵入为一分隔区域侵占其邻接区域而使其中人口作大量迁移之历程。如都市中之某种人口或工商业见侵于其他人口或工商业而他迁,于是造成更迭之新循环也。更迭作用象征不同时期中人口类型之完全改变,或表示事物用途之改变。盖以社区流动无有间隙,某自然区域中一部分人口迁出,则必有另一部分人口移入以占据此地。当新旧人口交替之际,自然区域之文物制度亦其变化。但亦有因文物制度之变迁而引起新旧人口之替代者。此交替作用乃更迭历程也。

区位历程虽为植物,动物,及人类社区所共有之现象,而人类社区之所以异于动植物社区者,在于前者之自然秩序上尚有社会秩序之存在,而后者仅有自然秩序耳。所谓自然秩序者乃不经计划与不可避免之一种自然法则。所谓社会秩序者乃有计划与经过人类智力之一种文化法则。而社区与社会之歧点盖因前者建筑于自然秩序上,后者建筑于社会秩序上。故社区之形成乃由于竞争之共生关系,社会之形成乃由于交通与共意(consensus)之文化关系。社会一词可作双方面看法。斯宾塞与孔德二氏对于社会解释之不同,即因其各执社会之一方面耳。斯氏以为分工最能代表使个人组成社会之重要关系。社会本属经济组织。人类之所以共同生活与共同合作者,乃因能彼此互相为用,互相竞争也。孔氏以为社会非产生于分工,乃产生于洽。社会本属文化团体,有相同之风俗,语言,与组织。团体之结合乃基于洽,故社会人间之关系甚为密切。所谓洽者,即社会中个人间思想之互相贯通,互相了解。个人生活及动作均以同样经验为基础。此外,社区尚有别于社会之处者,即社区含有空间及地理之意义,每社区有一定之地点,组成该社区之个人于该社区中亦有其一定之住所,且各有其职业,以经营共同生活之合作。而社会不含空间及地理之意义。社会形成于集合动作,社会结构乃集合动作之偶然结果。由上观之,社区与社会之意义虽不相同,但最低限度社区亦为社会之产地。社区予社会以经济组织之必须条件,于此条件上社会始得完形之发展。故社会学研究应由社区入手。且社区为有形可见之实体,较之社会,易于测量与统计也。

上述芝派四方面之理论基础,一方面代表芝派学说之实际发展程序,即先有社会心理学之产生,继有社会历程论与集合行为论之发展,后有人文区位学之盛行,同时此学说发展程序亦可反映芝派观点转移之动向,即由较主观之心理研究,而进于较客观之区位研究。芝派于实地研究时,往往并用此四方面之理论基础以研究都市社区中各种社会现象。且芝派之近今趋势乃在利用区位学之观点与方法以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历程论,与集合行为论,而增加后三者之客观化程度。人文区位学既能贯通统摄其他三学说,故形成芝派学说之中心主干也。

图片

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多根据都市实地研究而建立。芝加哥大学既位于最足代表新兴都市之芝城中,自利用芝城为其研究实验区。而假芝城研究之所得以为一般都市社区之代表,其入手研究之单位,则采取社会制度与自然区域。盖以芝派视此二者为都市社区内社会组织与区位组织之单位,即以都市社区为社会制度与自然区域之综合体。

至于都市分析之起点,则选择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盖以都市社区最大之特征为其间社会变迁极其迅速,于是社会制度难于生效,个人愿望难于满足,致社会与个人之解组为都市社会变迁所必经之历程。

而芝派从事于此等单位与起点研究时所根据之理论基础乃同时兼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历程论、集合行为论,及人文区位学,惟特重人文区位学之分析耳。如自然区域之概念,本出自区位学中,而芝派对于社会制度、社会解组、个人解组之研究,悉重视其于时空分布之区位性质。至于芝派于芝城实地研究时所采用之技术方法为个案法、自然史法、区位法、统计法,惟以区位法与统计法为主耳。

图片

都市非特为一种物质机构与人工建设,且为人性之产物,为人类精神状态之表现,为风俗与成训之集合体,及附着与传留此风俗与成训中之有组织之态度与情操。更具体而言之,都市为占领一定区域之团体,具有与其它团体不同之技术、制度、组织与行政机关。都市中之人口与制度虽因竞争与合作之作用,而有多数小团体之集合,与自然区域之划分。各区居民虽各不同兴趣、职业及文化,但各自认为此都市社区中之分子而参加其社区生活。故都市社区可目为自然区域之综合体也。

 形成都市之条件可分为地理、生物与社会三方面言之,于地理上必须位置适宜,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于生物上乃人口密度较高,人口组成较杂。于社会上之条件则随时代之演进而不同:古代都市以御侮为主要目的,而为军事中心;中古都市以行政为主要目的,而为政治中心;近代都市以工商为主要目的,而为经济中心。至于都市发展之速度,近百余年来有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之趋势。其要因,盖以农工商业生产方式改革所致。农业改良在于利用机械以代替人工,则农村中耕地需人较少,过剩农民乃大量流入都市。工业革命促进分工,则都市中职业种类繁复,谋生机会增加,于是各地人民集中都市。又以都市之大规模堆货栈与蛛网式交通合乎经济条件,且集中资本可雄厚经济势力,故随交通发达与生产进步而发展商业亦以都市为根据地。

具有高度复杂性之都市社会非单纯社会所能比拟,对此复杂都市生活之调适,必产生文明活动。人类以其文明活动之结果而造成都市,都市复孕育整个文明以为文明区域之象征。都市都市之别于乡村者在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分工,其间人与人接触之机会既多,见闻增广。于是人类思想解放,采科学之目光,抱理性之态度,而作真理之寻求与新律之发现。故一切文物制度由神圣传统达于凡俗理性,一切社会组织由简陋松懈趋于复杂严密。

如经济分工制度即明证。于分工制度中,人类可集中其精力作调适部分环境之活动与专门之研究,则其造诣必深,所获必宏。且分工愈细,则合作程度愈深。集此分工合作之成就,自予文明有所贡献。都市非特假促进人类努力之机会,且供给市场以作传播人类努力结果之媒介,致使一地之新异发明或剩余货物于短期间,遍播全球。因都市既为沟通人类文明之工具,促进人类文明之原动力,则近代文明乃以都市文明为重心,近代社会问题乃以都市问题为主干。故芝加哥学派目都市社区之结构与功用,组织与崩溃,历程与变迁为社会学研究之主要对象。

芝城位于芝加哥河口,面临密昔根Michigan)湖,且当大湖交通干线与伊黎那·密昔根(Illinois-Michigan)运河联络之要冲;今又为铁道系统中心,美国三分之一铁道线咸经历之。芝城既占此优越之地势,其工商业自日臻繁荣,于是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二大都市。

 

图片

1930年代的芝加哥地图。图片来源:chicagomap360.com

 

其发展之方式有二:一为扩充市区。扩充市区一方面为芝城各内廓地带侵蚀其邻接之外廓地带,渐次扩张其原有境域:一方面为芝城凭其优越经济势力以吸收器周围市镇与之发生经济互赖关系而成其附庸。一为增加人口。人口增加之原因盖由于出生率超过死亡率,或移入人数多于移出者,而芝城人口增加则多因后者。

如芝城人口于1840年仅有四千余,至1930年骤增至三百余万。而其中人口80%由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及黑人所组成。此等大量外国移民致造成芝城为世界第十一最大之德人都市,第三最大瑞典人都市,第四最大挪威人都市,第七最大波兰人都市,第三最大杰克斯罗伐克人都市,第三最大立陶宛人都市,第五最大爱尔兰人都市,第三最大犹太人都市,及第二最大之黑人都市。

芝加哥大学既位于芝城中,地位临近,便于调查,遂辟之为都市研究实验区。芝派之辟芝城为实验区,乃根据一种假设,即一般都市往往有一定形式,又常有其典型生命史,其结构亦大致相同。芝城实验区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于:由研究及明了此都市之整个社会现象,而对于研究及明了其他都市有所贡献;同时利用此实验区以试验其已成立之理论之应用程度,又为创造更新理论之根据。

芝城实验区研究之组织与设备颇为完善。芝大于1923年有地方社区研究生委员会(The Local Community Research Committee)之设立,联合各社会科学团体共同努力以分析都市生活历程。于1929年更有社会科学研究楼之落成。此楼赋有数种特征:第一,此楼专供社会科学研究之用;第二,此楼为统一研究之中心,不分系别界限;第三,此楼除四研究班课室与一演讲所以外无其他课室,盖以此楼之主要目标在于研究工作也。第四,除邻近统计实验室之材料储藏室外,无其他藏书室,盖以芝大社会科学研究之材料多系获自实地调查,且与哈尔伯图书馆(Harper Library)毗连,参阅书籍,自甚便利。

芝加哥学派不以都市社会改造为当前之目标,而用科学家之冷静目光,对周围之社会真相先作缜密精微之观察与叙述。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之研究工作计划之进行可分为两方面,为此委员会本身对于某种社会现象发生兴趣而研究之,为由其他社会团体之请求而作某种问题之研究。自一九二三年以还已发表数十种有价值之专刊研究。故关于整个都市社会现象,曾作有系统之分析也。

图片

社区中分子因个性及文化背景之不同,而各觅最适宜之区域以居留或工作,又因竞争与选择作用互为反应,社区乃划分为诸多小单位之自然区域(natural area)。故派克目都市社区为诸多自然区域之总体也。自然区域之特征有三:第一,自然区域非一二人之力所造成;第二,每一自然区域赋有特殊之功能,构成大社区分工合作机体之一部;第三,各自然区域有其特殊发展史。各自然区域自成一格,各具特性。例如:各美国都市必有一商业中心区域,为全市之中枢。各都市均有住宅区,轻重工业区,附庸区域,短期工人聚集地,侨民区域,流浪人所居之布汉米亚(Bohemian)区域。自然区域为人口与制度于社区中有秩序分配之结果。称之为自然者,乃以其未经计划,且其所表现之秩序并非计划之结果,而为都市本身所含有趋势之表现。

划分自然区域所根据之条件可分为四类:第一为物质条件,包括河流,铁道,公园,大路,运输系统,道路模式,房屋样式,公共福利等。第二为经济条件,包括工商业之分布。第三为文化条件,包括社区联结方式,如学校,教堂,交谊集会(social clubs),社会机关,移民区等。第四为政治条件,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之政府机关,及立法与行政团体。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根据上述条件划分芝城为八十自然区域单位以构成理论系统中之格局与实地研究之工具也。

性质类似之自然区域又复结合而成一较大单位之地带(zone)。自然区域及地带分布之状态乃根据都市发展之辐射形态(radial pattern)而形成。辐射形态之作用在表现各种社会现象于某区域内分布之变迁率。辐射之原理在于都市内各种现象出现之多寡随其与商业中心之距离成正比或反比。举凡物质、社会,与经济特性均有正面或反面之相关,且此诸多特性于空间分布上有一定之秩序。步济时根据此辐射原理而发现近今芝城发展乃有由中心向外扩张之趋势,且其形态乃为五重圈fire concentric circles)。每重圈内地带之性质各不相同。

第一道圈为商业中心区。此区中心为零售商店办公处、俱乐部、银行、旅馆、戏院、博物院,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之总枢纽所在地。环绕此区者为批发与堆货区域。第二道圈为工商业与住宅区之过渡区域。因此区常受市心工商业向外扩展之侵扰,非社会地住较髙者所愿居,而为第一代移民与一般流浪者聚集之所,遂构成贪穷、少年罪犯、家庭解组、患身体与精神疾病者之中心,是亦为赁屋区域(rooming-house district)。第三道圈为工人与第二代移民之住宅区,其居所为双层房屋(two-flat dwelling)。第四道圈为高等住宅区,中居中等阶级之商人与专门职业者。其间居所样式为独居家庭(single homes),零租房屋(apartment-house),及居留旅舍(residential-hotel)。多有商店、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而形成多数卫星市心(satellite loops)。第五道圈为郊外区(Commuters zone)。 此区由众多小城市与村落组成,兼为市心工人之住所。步氏假设此五重圈为都市发展之理想模式。除遇自然或人为之阻力,一般都市均按此五道圈发展,又以一切都市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均相当为此辐射形态发展之方式所规范。

妨碍都市辐射形态发展之自然与人为阻力乃变异地势(variations of topography),及棋盘街道(checkerboard street plan)。变异地势中所包括之因子约有四种:(一)地势高处吸引富有人口。(二)湖岸为上层阶级所占据,密昔根湖使芝城仅限于半圆形之发展。(三)河流划分都市为数区而为其流动之阻碍,河岸为工业与第一代移民之所在地。(四)铁道划分都市为自足与隔离之小区域,而限制其工商业与人口之移动。都市发展若仅蒙棋盘街道之作用,则其发展形态必非按辐射形态之向外扩展,乃属按正方形态向外扩展。芝城中之天然与人为阻力虽使其不能完全按理想模式而发展,然已具其规模,故都市发展之辐射原理与理想结构为芝派沿用以为实地研究之有力假设。且芝派利用自然区域之概念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于时空之分布及其分布变迁之历程。兹援举数例,以资佐证其学说之梗概。

萧氏(C.R. Shaw将芝城分为许多区域,而比较研究各区中之犯罪率。结果发现(一)各区之犯罪率显有不同;(二)犯罪率之高低与距离市心之远近成反比;(三)各区中逃学儿童、少年罪犯与成年罪犯分布之相关系数之中位数(median为八十五;(四)犯罪率之不同可反射社区之背景,髙犯罪率多出现于人口低减与物质落后之区域;(五)高犯罪率区域有长时期保持其髙率趋势,虽其中人口组成有显著之变迁。

盖以近于市心之区域为工商业所侵,其中传统风习与道德标准破坏;因而社会控制力薄弱,对于犯罪行为之反抗力亦低,且其间居民多属欧洲移民与黑奴,各不同之文化背景,旧社会秩序既濒于崩溃,新者又未经建设,自久陷于社会解组状态中。复以贫穷乃近于市心之过渡区域最普遍现象。其间居所拥挤敝陋,生活程度极低,生长于此等环境中之儿童,既缺乏良好教育之陶冶,又沾染邻里交游之恶习,自易形成种种犯罪行为。故此等犯罪行为模式以代替其他习俗传留于此等区域中以成为其特性。

黎庶(Robert E. L. Faris)及杜汉(H. Warren Danham)研究芝城精神失常现象之分布。 其所获结论如下:第一,患精神失常病者愈近市心愈多,愈远市心愈少。第二,某种特殊区域有其特殊精神疾病:(一)赁屋区域(rooming-house districts)内多有妄想狂之早衰性精神病(paranoid schizophrenia)。(二)新移入之外来人口或黑人之第一移民区内多有执拗早衰性精神病(catatonic schizophrenia)。(三)高租金区域多有狂郁性精神病(manic depressive psychoses)。(四)赁屋区及移民区内多有酒精毒精神病(alcoholic psychoses)。(五)旅社区、赁屋区及移民区内多有梅毒精神病(dementia paralytica)。(六)住所所有百分率最低区域多有老年精神病(senile psychoses)及血管硬精神病(arteriosclerosis)。 第三,不同精神病分布于不同情况社区中:(一)妄想狂之早衰性精神病与旅舍居民之百分率有关。(二)执拗早衰性精神病与外来人口及黑人之百分率有关。(三)狂郁性精神病与中等租金者之百分率有关。(四)酒精毒精神病与救济分子之百分率有关。(五)梅毒精神病与罪恶区之分布及花柳病率有关。(六)老年精神病与住所所有之百分率有关。(七)老年血管硬精神病与救济分子及本地白人子女之百分率有关。由研究精神疾病分布之结果,范杜二氏遂发现因社会关系之失调而引起个人解组,因个人解组而引起心理失常现象。社会交通为维持正常心理之唯一工具,社会隔离为造成心理失常之主要因子也。范杜二氏除作精神失常与区域分布关系研究之外,且考察居所差异与社会生活之相关性。

葛雷塞(Paul. G. Cressey)于研究芝城之舞场(taxi-dance-hall)时,发现兴隆舞场之分布乃根据一定原则。第一,须位于商业中心区及赁屋区域,因此等区域附近其大半经常顾客。 第二,须与顾客居所间有低廉便利之昏夜交通。第三,须位于流动率较高,租金较低之区域。 第四,须住于社会控制力薄弱之间隙区域(interstitial areas),始有存在之可能。

苏宝(Harvey Warren Sorbaugh)于研究芝城北面之金滩与贫窟之结果,而认为都市生活最显著之特色为分隔(Segregation)现象。形成分隔现象之原动力为经济与文化竞争,由经济与文化竞争之结果规定土地之价值与用途。分隔历程使各自然区域各具特色。于已往都市生活中,邻里为整个社区组织中最简单最基本之下层单位。此单位之形成乃由于邻接居民之接触频繁而孕育共同情感与利害关系。然于现代都市中,地理距离与社会距离间无相关性之存在。人口流动之迅速,文化与经济地位之悬殊,致邻人不通闻问。如芝城北面之金滩与贫窟中之相邻颇近而分隔殊深之状况即其例也。此等区域中非特缺乏固定之道德标准,切政治制裁亦往往不克奏效。盖以政策施行之假设多根据同区居民有共同兴趣与共同活动以维持公共利益,而此等假设于大都市中则毫无意义。

孟罗(Ernest R. Mowrer)发现芝城中之家庭模式与家庭解组有固定之区位上分布。母主家庭区域(maternal family areas)内无家庭解组现象,父主家庭区域(paternal family areas)内多有遗弃现象,平泉家庭区域内则遗弃与离婚现象均有之。有此种种发现中,更获得一般家庭问题之概则。如影响离婚之因子为其本身或为其他更基本因子之结果;离婚与家庭模式间有相关性之存在,遗弃与犯奸常为无子家庭离解之原因; 儿童均为男性时多有遗弃现象; 遗弃与犯奸多发生于小家庭中; 离婚非特为家庭解组之标示,且可代表人口中之阶级特性,如贪穷者只能以遗弃代替离婚,有某种宗教信仰者绝对禁止离婚。

累开来(Walter Cede Reckless)将都市社区内之罪恶分区研究,证明某种特殊区域内产生某种特殊罪恶。罪恶既属公意所不容,故常隐存于邻里及家庭生活之外,即位于都市之中心与边疆。累氏将芝城分为四种罪恶区域:第一为商业化罪恶区域(the commercialized vice areas),位于市心及边陲。此区之特征为性比例不均;无家属之男性常耽于乐,因邻里及家庭生活崩溃而人口数目降低;高流动率减低罪恶之控制力;高地价与低租价指示环绕商业中心区之物资退化(physical deterioration)与社会离解程度。第二为秘密罪恶区域(the clandestine vice areas),位于赁屋区内,秘密罪恶乃指不合法之男女关系而言。此区域有二种主要标示:一为年龄组成之不均,即聚集少壮时期独身之两性,一为多有无家属之女性。第三为光亮区城(bright-light centers),住于商业中心与零售区域。其间控制力薄弱,两性之诱惑力甚大,第四为别墅(road-houses),位于郊外,其间缺乏政治与社会之控制力,为离中罪恶之焦点。

色累射Frederic M.Thrasher)研究芝城中一千三百余帮会分布之状况,其所得最重要之结论为帮区(gangland)乃一种人文区位现象,集中于都市中地理与社会之间隙区域(interstitial areas),即介于工商业及住宅区之过渡区域,移民或种族殖民地,城市与乡村或城市与市郊,及二毗连城市之间。此等间隙区域之主要特征为社会控制力薄弱,社会制度崩溃,故使帮会得以发荣滋长。而帮会最集中之区域为贫民区。此种地区为高等住宅所退让而为工商业所侵入。但于高等住宅退让之后,工商业侵入之先,帮会独于其间有显著之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

自然区域中之主要现象为人口与制度。关于制度已另有专节讨论,兹仅言都市自然区域中人口现象之特征如下。

派氏根据涂尔干(Durkheim)于其社会形态学中所予人口地住之重要,进而谓社区于其最明显之一方面,仅属一种数目之积聚,一种以其所占地域而规定之人口国体而已。故社会学者中曾有主张以人口数量规定构成都市之条件。如韦尔柯克史(Walter F. Willcox)所予都市之定义则为都市中每英方里之人口密度须在一千以上且不恃农为生。

社区之内,凡是以影响日常社会生活之活动,移民,与地方之变动,均包括于人口流动概念中。地价与人口流动紧相关连。地价非特随人口流动和增加而升涨,且社区内一部分地价升涨可引起全区人口重行分配。一方面因人口积聚产生地价,同时地价可使此积聚人口形成有特殊分配之秩序与模式。地价最高之区域既为人口聚集最多之市中心,于是因地价之过高人口必向近郊移动,是为离心移动(centrifugal drift)。离心移动之结果造成外围附属都市,但其仍受中央大都市所统治。

都市社区中最显著之人口移动方式为离心移动。以芝城论,若由市心起将周围每二里划为一地带,至五地带止,则发现其第一地带于19011920年人口减少23%,于19201930年人口减少22%;第二地带于19101920年人口增加1%,于19201930年人口减少11%;后每层地带之人口逐渐递增,至第五地带人口已增至77%112%

 

图片

6 芝城由市心向外重圈地带内之人口变迁(1910-1930

都市人口离心移动包括诸多重要选择历程(selective processes),人口经过此等选择历程之作用而规定其于都市社区中所占之地位。第一为生物选择(biological selection)。根据1930年美国96大都市之人口统计,发现市内之女性,外来白人,黑人之人数比例较高,郊外之男性,儿童,本地白人之人数比例较高。第二为经济选择(economic selection)。一般言之,经济地位愈低者,其居处愈近市心,反之,经济地位愈高者,其居处愈远市心。但间有例外,如芝城富者所居之金滩(Gold Coast),即密接商业中心地带,惟此种现象究不为多耳。第三为文化选择(cultural selection)。凡贫穷与犯罪之分子则愈近市心而愈增,凡健全与守分之分子则愈远市心而愈多。

各国移民于芝城中有其固定更迭之次序及固定居留之位置。最早之美国人民居于芝城之边缘,且随芝城之扩展而向外移动。当外来移民方至芝城时,则光居于人烟稠密临近市心之第一移民区内,此区仍保持欧洲风习之特征。

经数载后此移民向外迁移而建设第二移民区,此区特征为人口较稀且接近美国都市生活。此区中如有移民完全被同化以后则迁出移民区而往居美国人民住宅区。故任何移民团体之移入时期之长短与同化程度之浅深均可由其分布之形态反映也。于1920年芝城曾举行各国移民距离市心之半径里数之测量,而获其结果如下:意大利人,0.5;波兰人,0.95;黑人,1.26;俄人,2.19;捷克斯罗伐克人,2.24;德人,1.79;爱尔兰人,2.05;瑞典人,2.45

若按特殊人口团体言之,则芝城人口团体常循一定秩序而流动,而无恒久不变之居留地;若按特殊之人口类型言之,则芝城中某特殊区域必为某种特殊人口类型所占据,永无变更。人口更迭最主要之原因乃由于经济与社会地位之变迁。都市人口如一日有提高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之可能,则一日将有由一地迁往他地之倾向也。

图片

制度一词自斯宾塞氏以来,于社会科学界中颇占重要之地位。各家对其解释虽略有区分,但总其意旨,不外目制度为由社会建立,社会公认之惯例化,模式化之行为。制度与人间容有密切之相互依赖关系。盖以制度予个人以生活模式及奋斗目标,而同时制度亦存在于个人之完整与标准化之行为也。

派克更进而谓社区乃制度之总合体,故芝加哥学派遂认为了解社区生活之途径,当在于分析社区中各种制度。且以都市社区生活变迁急速,而调适此变迁生活之都市社区制度尤有研究之价值。步济时氏将制度分为文化,经济,娱乐,及社会制裁。于是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乃从事于研究芝城中此四种制度。

第一,基本文化制度。芝加哥学派于文化制度中以家庭及宗教制度为主要研究之对象。美国学者对于家庭制度,历来虽有调查与统计;但对于家庭与社区生活之相互关系之分析尚属浅鲜。芝加哥学派乃首起而侧重之。步济时以家庭分析为互动人格之单位(unit of interacting personalities),盖以家庭分子彼此间有个人之互动,与社区见有集合之互动。之孟罗(E.R. Mowrer)则对都市家庭作有系统之研究。孟氏认家庭非特代表同居团体,且象征文化团体之独立态度与理想组织。其发现都市中之家庭稳固性与离解率之大小乃随区域之不同而互异。其划分芝城之五种家庭区域,即例证也。

第一,无家庭区域位于市心之商业中心区,为男性支配之区域。第二,解放家庭区域(emancipated family areas)位于赁屋及旅社区域(rooming houses and residential hotels)。此等区域脱离初层接触关系及团体控制力量,故产生自由解放之家庭也。第三,父主家庭区域(paternal family areas)为工人家庭区域,位于工人住宅区及移民区。第四,平权家庭区域(equalitarian family areas)位于中等与职业阶级之住宅区。第五,母主家庭区域(maternal family areas)位于上等家庭之左近,其中保持初层关系之接触,以母亲子女为主体。

此五种家庭中之家庭离解率以解放家庭为最高,平权家庭稍次,其离解方式以离婚为主,间亦有遗弃与断绝供给者。父居家庭之离解率居中,且禁忌离婚,而多遗弃。家庭离解率最低者为母居家庭,其中离婚或遗弃均为少见。即偶有家庭激离解现象,则采离婚之方式多遗弃也。

家庭离解现象可由人口流动现象以解释之。都市中因工商业发达,金融经济扩展而引起之生活兴趣种类之增加,交通之频繁,邻里接触之崩溃,皆属促进人口流动之原动力。人类既常更换其社会环境,自脱离初级社会关系之束缚与原有社会制裁之控制。新环境中文化背景复杂,人类接触疏远。且个人之态度受新价值之影响而转变,如满足快乐之新方式,新经济组织等非特影响个人与外界之关系,同时亦影响个人对于反应此新价值之态度。

旧家庭制度中以团体态度为重要,个人之活动方式不能背离其家庭意旨,而新价值所生产之新态度乃以个人态度为重要,即个人之愿望可脱离其他家庭分子之愿望而独存。此注重个人之新价值代表现代都市家庭之特征,故初级团体家庭之解组乃现代文明之自然结果也。

芝城家庭生活最低限度有四大特征:低结婚率与生育率,高晚婚率与离婚率。Zorbaugh调查芝城北面(Lower North Side)零租区域内之居民,85%为未婚者,23%为未婚而实行同居者。可见都市中家居生活(home life)与家庭生活(family life)意义不相符合。芝城于1924年人口总数未占伊黎奈省(Illinois)人口总数之半,而离婚率之高竟占全省离婚总数60%

最精细之都市社区家庭研究当推夫累则(E. Franklin Fraizer)所著之芝加哥之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夫累则比较解放与奴隶黑人家庭,推求黑人之社会问题与其家庭文化程度及其社会生活之关系。尤注重创造与维持家庭生活之力量,及家庭文化对于人格发展与社区组织之影响。分析非制度因子(如爱护情绪),及文化因子(如家庭成训,公众舆论)与家庭形成之关系。指示个人思想与愿望泰半由家庭生活养成。家庭既不能脱离社区而独存,自亦与社区中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关系,此外尚有其他学者研究其他方面之家庭问题,各有专长贡献,不胜列举。

都市教堂不复为社会与文化中心。一部分都市区域中如陋巷,零租区域,移民区中之教堂甚至改旧章以调适居民兴趣为原则,或濒于崩溃之境。荷尔特(Arthur E. Holt)及金西牢(Samuel C. Kincheloe)分析新教教堂为其他制度所褫夺而重新调适之历程。金氏绘图表示教堂之地位及其移动,并寻求各教堂之生命史,遂发现新教教堂于重新调适问题时之行为次序。纳尔逊(Raymond Nelson)研究工业区及赁屋区域内之教堂地位及居民宗教经验,而认识此等区域中教堂所遇问题之焦点乃人类对于宗教及人生态度之转变。

第二,经济制度。都市形成之条件虽多,然其中经济条件不失为最重要之一。韦尔柯克史(Walter F. Willeox)认为都市与乡村不同之基点互与后者之居民专恃农业为主,而前者则赖诸工商事业。都市发展之步骤可分为二:第一,开辟市场以为原料供给及货物销流之所;第二,振兴工业与启发交通以巩固都市之经济势力。都市之所以兴起者,由于其中心之工商业组织能力之发展及其附庸中经济状况之繁荣。是以位于市场贸易中心之近代都市,其经济基础建筑于内部生产组织之建设及与外围其他单位之关系。都市可视为一轴形之功能实体,其主干为中心道路及边缘。都市外围之区域为其附庸。

因交通发达,附庸之人口及货物易与都市之商业及市场相互接触,致都市与其附庸间发生密切之功能关系。附庸中小区域各事专门生产如矿业,农业,林业等。所获产品运往都市,或留供都市,或分销他处。都市中经济与区域之分化作用亦颇显著。商业经营,各有专工。批发商店由附庸与外地购来货品售诸零售商店;零售商店复分销其货物。举凡交通,财政,及其他特殊之工商职业集中或临近都市之中心,而制造,娱乐及普通纸商业活动则按交通,地势,与人口状况而分布全区。

因都市中之经济制度达于高度之集中与分化,致使人工与资本得以充分利用,且可以最低之经历而收最大之效果。都市为中心之集合体,其周围之小城市环绕其较大者,彼此有支配或附属之关系而相互依赖合作。故都市之经济单位以区域分化与部分专门作用之经济关系为基础。都市中心与附庸虽构成完整经济范围,然此经济单位非独自存在,而与世界其他各经济单位发生交互依赖关系。世界人类每因经济上之共同利害发生接触,以造成世界文化融合之机会也。

都市中之分工制度发达,职业种类繁多,前数年芝加哥市民列入名人册(Whos who)中之业别,除原有509种之外,又新创106种前此所无之专业。于职业自由选择中,可解放人类潜具智力,充分发展优越天才。竞争于分工制度之下,必产生专门职业指导机关以训练专门技巧人才,于是个人差异愈趋明显。同时因专业之创始,而有建设于阶级意识上之专业组织之成立也。

都市经济制度以自由精神为主旨,自由契约与自由竞争代表其基本色彩。因无强使一致之控制力,自产生分工与职业分化之结果。但所谓都市经济之自由乃以职业选择之自由为最大;职业选定之后,因分工之严密,各业间发生高度依赖性。由交相牵制,交相作用之结果,则自由性质减低矣。

于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行为为价值所决定与操纵。货物之估价非按其本身价值以衡定之,乃利用金钱或其他货物以为测量之工具。一方面现代生产既倾向于个人主义化;同时以大规模之机械生产,一切货物具有标准之样式,非随消费者个人之爱好而特制,故现代消费倾向于形式主义化。是个人主义与形式主义为现代生产与消费之特色也。

都市社区中之经济制度形重要,几有左右整个社会现象之趋势。如家庭解组,犯罪,及社会距离等社会现象均深蒙经济制度之影响。都市中教育普及,且工作机会甚多,妇女可自谋生活获得经济上之独立,而唯其夫之命是从。于是夫妇之间易生冲突,酿成家庭解组现象。又如都市社区中犯罪率之高,远过农村,且愈近市心犯罪率愈高。由萧氏(Clifford R. Shaw)所著之犯罪区域(Delinquency Areas)中所描述少年罪犯之生活史,可见少年犯罪行为虽受各种社会条件之影响,然以经济压迫条件最为普遍。盖以于贫困环境中之儿童,缺乏相当之教育与管理,易受社会邪恶之吸引而作犯罪行为。

都市社区中社会距离因子远重于地理距离因子,常有比邻而居各不相识之现象。文化背景与个人兴趣之悬殊虽可构成社会距离,而尤推经济地位悬殊之因子为重要。如芝城中之金滩与贫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于地理距离虽属咫尺,而于社会距离则恍如霄壤。盖以金滩中居民拥财雄厚,而贫窟中居民处境贫困,致使相邻之区域间,而存有莫大之社会距离。是以农村经济制度为产生共同经验之渊源,都市经济制度为造成分歧兴趣之条件也。

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对于高度复杂之都市经济制度虽未能一一加以研究,但对其主要之系统结构已获相当之造诣与深刻之认识。举其有显著结果之研究,则有工业,市场,银行,工会,产业关系,零售商业组织等。

马沙尔(L.C. Marshall)及马哲(Mabel Magee)著有《芝加哥区域之工业》(Manufacturing in the Chicago Region)一书,追溯芝加哥内工业发展之经过,采寻现今工业区域之地位,工业出品及人数之统计,及推测今后工业发展之趋势。达戴(Duddy)搜集市场制度之材料,于《芝加哥谷类之供给与散布区域之研究》(A Study of th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Areas of the Chicago Grain Market)一书中致力分析芝城谷物市场之来源,输出及储藏区域之情况。关于银行制度亦有数种专门研究,如芝加哥邦立银行之发展史,联邦准备银行法之通行所蒙芝加哥银行家之影响,商业银行于现代都市社区财政组织中之功能。

于密里斯H.A. Millis)指导之下产生多种关于工会及工商业之研究,如工会之发展,劳工之市场,罢工之原因等。喜戴勒(E.H. Shideler)对于零售商店颇有研究,发现零售商店之发展可用为测量社区组织变迁之指数。竭力解释商业组织与社会生活之交互因果关系。认为零售商店之发达乃由于都市中商业动机支配情感与风俗动机,及邻里情绪崩溃而标准化与形式化之态度增强所致也。

第三,娱乐制度。于现代都市中人类寻求刺激之愿望非表现于家庭或邻里生活中,而满足其愿望之焦点集中于都市之光亮区域(bright-light areas)中之商业化公共娱乐场所。都市将人类需求刺激之兴趣商业化之后,家庭与邻里之娱乐功能渐趋消灭,结果将个人追求兴奋之兴趣与其他兴趣分化。商业化娱乐为迎合一般人嗜好而利用机械大量制造,故亦呈标准化特征。

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得芝城公共娱乐会之协助,调查芝城中各种娱乐机关之分布及统计每年参加之人数。结果发现商业化之娱乐多出现于充满贫穷,犯罪,帮会之过渡区域中。私人或公共娱乐机关多出现于高等住宅区中。而历年参加商业化娱乐之人数远超于私人或公共娱乐。影院与舞场之数目渐减,而其规模则日形扩大。都市社区中交通便利,且青年不愿受地方之限制而喜放纵外游,故此等娱乐场所非只吸引其临近居民,且辐射其吸收力于数里之外。

商业化娱乐可影响与象征都市社区中之文化类型,且可影响与更易道德标准。

葛雷塞(Paul G. Cressey)所研究之舞场(taxi-dance hall)极能表现都市娱乐之商业化现象。场主为谋利之动机而开设舞场以应都市中赁屋区域内之无家属男子对于异性之追求。为吸引顾客之竞争,舞场一方面竭力降低其参加条件,一方面尽量增加不健全无控制之刺激。此种商业化娱乐更有使两性关系臻于淆乱之倾向,而启罪恶之机隙也。此外,关于娱乐制度有价值之专刊,尚推H. Blumer所著之《电影与行为》(Movies and Conduct)。Blumer根据关于电影经验之自传与谈话,及实地访问之三种主要材料之搜集结果,而发电影之于行为有下列之影响:儿童游戏多伪饰电影中情节。电影供予模仿以主要之材料,而尤以修饰,仪容,示爱等为最普遍之模仿。电影最易激动儿童之恐惧情绪,青年之紧张爱情情绪,普通人之忧闷情绪。电影示人以应如何动作及权利之明晰观念。总之,电影为培植人类态度最主要原动力之一也。

 

图片

The Taxi-Dance Hall : a Sociological Study in Commercialiszed Recreation and City LifePaul G. Cresse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2)书影。图片来源:Amazon

 

第四,社会制裁制度。于维持初层关系之静态社区中,人与人间关系密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均畏贻人口实,不敢违背传统教化,因之礼教风习具有神圣之统治力。乎都市兴起,五方杂处,人与人因利害之相需而作暂时之接触,文化背景,各不相通。如美国都市中殊多相互隔离之殖民也,各含有独立性质之政治社会组织,均为强烈民族主义宣传中心。加以高度人口流动率,新式交通技术,湍急之社会变迁,于是次层关系之产物——法律代替旧有之礼教习俗而执行其功能,但立法之制裁力则因立法数目之增多而薄弱。

政治历程之起始乃由于社会中产生一种普遍骚动,此骚动成为公众讨论问题,于是公众发生对此问题之舆论,此舆论进而表现于政治代表之选举,实行于法案之提出与执行。法案成立之后,遂经公认为必之法律。后此法律逐渐深入人心,而成风俗习惯。然近代大都市中包括数百万人口,势难集合讨论共同利益,选举时尤难相识被选人。且大都市中政务庞杂,非有专门才识与宏富经验之人不能胜任。此卓越人选问题良非都市陌生选民所能解决。因之旧选举制度失其效力,遂有政治头目(political boss)与政治机构(political machinery)应运而生以操纵选举活动。此等政治团体为欲巩固其政治地位,而与帮会及其他秘密罪恶组织沟通,致使法律控制力愈趋薄弱。

其他社会制裁工具为广告,宣传,舆论,报纸等。吾人日常之衣食服用,无形中受制于广告。宣传中语言文字尤令人颠倒,茫然受其束缚。都市中之公共团体,政党机关均不能离宣传以自存。其一面接受社会之宣传而活动,一面设法利用宣传以控制社会。舆论为一切社会制裁之来源,都市中表现舆论之种种时尚成社会制裁最流行之形式。操纵舆论与启发舆论最重要之工具为报纸与刊物。报纸为都市中最重要之交通媒介,其所供给之报告造成公共舆论之基础。

都市社区生活最明著之特征为随处纷呈差异性,其间缺乏共同之行为标准,各是其是,各行其好,故社会控制制度之设施实属都市社区中最严重之问题。于是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进行从事研究芝城中之居住,人口,公共福利机关,罪犯,黑人生活等问题。所获关于芝城各区域中之人口分配,居住状况,公共游戏场之所在呈报于卫生局及市政度以期改善。同时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亦襄助建筑模范居所以作改良之试验。芝城市政府每年出重资匡救贫病无告及犯罪者,委员会乃直接访问或间接调查此等不能独立或犯罪家庭之人数及其原因。且利用黑奴之适应历程为代表研究。详细分析黑人之生活程度,家庭,政治,商人,工业,妇女,与不独立儿童以供社会制裁制度设施之参考。

图片

《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芝加哥学派书系)》书影,R.E.帕克著,来源:豆瓣读书

图片

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与个人解组(personal disorganization)之于社会变迁,犹若新陈代谢之于人体生长然。新陈代谢既属人体生长之必要条件,而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则为社会变迁之重要历程。至于促进社会以变迁之原动力则为发明及发明之传播。都市社区以经济分工与人口流动之故,因而人才众多,需要迫切,文化基础深厚,致发明与传播条件足备以增加社会变迁速度,于是其间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历程自亦必活跃明显。芝派既以此动态之都市社区为研究对象,自对其变迁历程加以注意研求也。

都市社会变迁可分为物质,生物,文化三方面言之:第一,关于物质方面。都市中各种物质建设异常发达。举凡公共事业,公共福利,交通工具,物品供给,安全保障,娱乐生活等均有显著之进展。且居住面积增加,房屋样式区域分租之大建筑,而每家之间数减少。同时因都市经济生活之重要,致一般高耸云霄之办公或商业建筑亦日形加多。

第二,关于生物方面之人口现象。都市人口由于乡村与国外移民之集而激增;因种族与职业不同而起分隔作用;因移民律令森严及生育节制流行而使其人口组合中老年及女性之比例提高。且一般社会地位愈高者,受教育之时期则愈长,生活程度与理想则愈高,结婚率与生育率则愈低,平均寿命则愈高。

第三,关于文化方面。建筑于高度分工率及流动率之都市人类关系,自由密接之初级关系而进于疏远之次级关系。于次级关系中一方面旧有维持初级关系之文化,如深厚之宗族观念,繁重之宗教仪式等失其功能而呈分崩离析之;一方面又有新文化,如法律之制裁,舆论之解放,教育之普及,技术之专工,娱乐之商业化等代之而兴。社会变迁虽以社会均衡为其目标,然于社会变迁过程中则必经不均衡之阶段,而后始有恢复均衡之动向也。

社会解组为约制团体中分子行为之社会规则之效力减低。此减低之程度,各有不同,即由个人对于一种规则之破坏直至团体破坏所有规则均属之。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之意义盖有区别马。后者乃个人组织其整个生活以赓续实现其基本愿望之能力之减低。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之间容有相对之相关性,然无绝对相关性之存在。个人虽有时因丧失其生命组织而破坏社会组织,但亦可能为欲保全其生命组织而破坏有障碍之社会组织。反之,不遭反抗而强有效之社会组织之维持或正因团体分子之兴趣狭窄,与生命组织失效。

社会解组为常存之现象。惟于社会巩固力较大之时,此赓续之解组为社会制裁与社会规则之加强所均衡。故社会制度之稳定实乃解组与改组历程之动态均衡耳。至社会规则不能加强以制止社会解组时,则此均衡破坏,解组蔓延。通常由此解组现象而往往引起改造(reconstruction)。改造非特复兴其衰颓社会组织,且更创较能适应人类需求之行为方式。

根据形成价值或态度之原因非由于单独态度或价值,乃态度与价值之集合之原则,故社会解组,虽属客观与价值性质,然推其原因,乃由于人类对某种社会规则之态度之解组。可知社会态度之于社会解组,关系密切。

而社会态度之解组,亦有其价值上之原因,其原因可分为二种:一为由于外界文化之接触,一为由于社会内部之变迁。总之,社会解组乃由于社会规则不克约制个人行为,与人类对此社会规则不愿遵守之态度而发生。此两种要素交互作用,而后始产生社会解组现象。

汤麦史与史南涅基氏即应用价值与态度之理论以解释波兰农民之社会解组。二氏谓波民之社会解组乃由于波民与外界接触之结果而产生一种个性化之态度。此个性化之态度主要表现于新快乐之寻求与新成就之企望,而其形成乃由于对外界新价值,如虚荣,食,色,追求之新方式,及经济组织之个性化模式。此个性化态度与维持波兰家族之我群态度we-attitudes)相违。

且传统波兰社会秩序之维持乃在于控制个人之被反映与被赏识之愿望,而使个人唯于家庭及社区中始能获得此等愿望之满足。今个性化态度既较被反映与被赏识之愿望渐形重要,故社会规则自失其效力,而社会解组现象自亦产生矣。当波民与外界接触关系继续存在,则待决之问题由如何增加原有社会规则以压抑此此案态度一变而为如何导此等新态度达于制度化之表现。波兰农民对此问题之解决较其他初民团体为易,盖以波兰之上层阶级具有高等文明知识,且其社会组织乃建筑于次级关系与分化兴趣之上,彼等以农民生活不合理想,而欲使其参加民族文化生活,于是起而为改造农民生活之领袖。

领袖之人物在于发现与了解此新态度之本身,及创造适合此新态度之行为方式,兼使此方式能成为公认之行为规则;此外,且遍布此新态度于整个社区中,并抗制传统制度之拥护者。改造之步骤除产生领袖之外,尚有四种:即普及教育以灌输农民知识,推广印刷以巩固社区意识,联结性质相似之团体以增进合作精神,及鼓励农民自动参加维持民族统一与民族文化之活动以破除阶级之存在。

外界接触与内部变迁除造成新态度以主张社会解组外,且促进技术文化与适应文化作不同速度之变迁而复形成社会解组现象。盖以技术文化之发明与传播常较适应文化者为速,致使后者变迁往往后于前者,由此变迁速度不同之技术文化与适应文化所引起之文化失调,谓之文化落后(cultural lag)。适应文化既不能与技术文化齐驱并进,则其适应效力必渐降低,于是社会解组之基。

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分工之都市文化中除社会解组外最易产生个人解组现象。盖以有自觉人格者一方面顾及符合团体之企求,他方面又须营渡一致之生活。设个人同时担负不同任务(role)时,或个人由其文化背景中所造成之态度未完整,不足以适应现存之社会价值时,则产生心理冲突而酿成人格解组。此等现象由都市中之异族杂处所产生后代之边际人(marginal man)中最易见之。

都市中种族初因经济互赖之关系而相互接触,相处日久,自交互通婚。由不同种族父母所产生子女之智力,常介乎其父母二族之间。且此等混种子女常愿与其父母族中较优之种族接触,故其智力常较其父母族中较劣之种族为高而为其领袖。如美国黑人中之领袖泰半为与白人混种之(mulatto)。实际言之,混种现象一方面固可促进同化,然同时又造成边际人(marginal man)之新种族问题。所谓等虽欲完全接收其父母族中之较优族之文化而参加其社会生活,但因种族之不纯而横遭拒绝与歧视,致使其不能完全加入于此二族中之任何族,而成为介乎二族间之边际人也。边际人因其对于本身地位之怀疑,而力求提高其地位,于是养成高度之自觉,自卑,不稳定(instability),与不安(restlessness)等人格特性也。

 都市中人与人之间之关系已由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进于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hip)。故维持人类初级关系之制度如家庭,邻里等之功能已渐由维持人类次级关系之制度如经济,教育,娱乐,职业等制度所替代。都市中家庭分子缺乏固定道德标准,且受极端个人主义之影响,故于人格上最易发生冲突,以减低家庭之巩固性。同时因都市分工之细密与职业种类繁多,人类有自由选择结合之机会,往往兴趣相投与经济地位相等者聚于一处而形成种种道德区域。同区者互相标榜鼓励,其中社会传染性极大,易将个人之嗜癖发展至于极端,造成种种特殊人格。

如市中心营业区为无宿浪人之根据地。其外围之区域则为充满贫困,疾病,犯罪等不良巢窟。进此更有外国移民之最初集合地,其中纷呈文化矛盾与适应困难问题,以自由奔放漫无秩序为生活特征。至于赁屋区域内之居民尤杂,流动更甚,比邻而居各不相识,毫无共同生活可言,其中生活陷于极端枯寂沉闷,致多养成不正当之人格。

又以都市制度分化之结果,娱乐中心已由家庭与邻里移往特殊娱乐场所,此等娱乐场所殊易导人格入于离解之途。如葛雷塞(Paul G. Gressey)所研究芝城之舞场,而发现舞场之所以陷人格于离解之原因有五:第一,顾客以舞场聚集各不知名,而不顾原有社会束缚,放任自由,于是度双重生活(double lives)。第二,舞场之习俗与行为标准迥异于其它团体,故参加者有感觉不能保持其一致生活之困难。第三,舞场本身之行为标准亦多有自相冲突者。第四,场主与舞女于经济利益上缺乏明确之界限。第五,舞女于顾客之关系属诸偶然,本无厚之感情,但舞女又须伪作周旋,致使其内心发生冲突。

都市中犯罪现象极多,而尤以加入帮会之少年罪犯问题严重。分析都市青年所以喜入帮会之原因,可归纳为下数种:第一,都市中家庭成训非特不能获得社区之维持而使儿童遵守,且因与社区之标准不合,而降低儿童之信任,或儿童于家庭中遭受轻视,且常令外游。第二,都市宗教缺乏控制人类行为之力量。第三,学校生活不足引起儿童之兴趣,且缺乏适当课外活动儿童利用其闲暇时间。第四,对儿童之时运动缺乏注意。

且都市之过渡区域(interstitial areas)中,居民庞杂,贫穷与罪恶之现象环生,旧有制度之效力减低而呈分崩离析之势,故予帮会以崛起之机会。帮会既多,吸收儿童参见能力亦愈大。儿童方加入之始,本视其中之犯罪技术等于游戏,迨至习之既久,遂视其为谋生之技能,不可须臾或离矣。帮会组织之目的在于脱离社会之传统控制力,其中自创有特殊之一套社会态度与价值。女子较轻易受社会成训之控制,故帮会中绝少女性参加,致有仇视女性之态度。

帮中分子因所人格类型之差异,所处地位之高下亦悬殊;同时又以于不同地位所采取适应方式之不同,而影响其人格之发展。此外,都市因流动与分工之结果,邻里精神涣散,地方社区失其道德上之制裁力,其他罪恶如赌博,娼妓等亦乘隙而生。此等罪恶虽遭社会之抑制,但只能改变罪恶经营之方式——由公开营业趋于秘密营业——而不能清除其存在,且政治为谋求势力之保存,而有与之合作之倾向。致使罪恶之存在有所根据,而尤难于消灭也。

个人正常心理培养之条件,乃个人于赓续与密切之社会交通中得享受正常之家庭与社区生活,及一致与稳定之外围环境。然于都市社区中此培养正常心理之条件均付阙如。其中或无有任何规定行为之制度,或有制度复合体之存在,但未经惯例化与组织化,而不能获得共同了解与合力遵行。行为标准既若是游移分歧,行为方式必须待诸个人智力之选择,设一旦个人遭遇重大刺激,感觉不善适应此复杂环境,或人间发生严重冲突,率致酿成精神失常之现象。此都市中之精神失常现象与人口之流动与组成成正比也。

当个人愿望不能满足,或个人本身所有各种愿望不相和谐而发生人格离解之时,则最消极之解决方法,乃为自杀。自杀最多见于流动率最大,都市化程度最高,及移民最多之处。芝城中高自杀率区域之象征为高离婚率,高杀害率,高酗酒死亡率,兼为旅舍,当铺,罪恶营业(vice house)之中心。总之,自杀现象与个人及社会离解现象密相关联也。芬(Ruth Shoule Cavan)根据其对于自杀个案之研究,而将个案分为五类:(一)因无固定之愿望而感觉痛苦;(二)对于某特殊事务之愿望未能满足;(三)某种特殊愿望未满足;(四)感受精神冲突之苦;(五)生命组织崩溃。前三者乃指个人与外界事物之冲突,后二者乃指个人人格上之冲突也。都市之分工精细,由芝城市民职业种类之多可略窥其梗概。每项职业各发展特殊文化如专门技能,地位,共意,分别会社(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与组织以为适应之工具。其中分子因之完成其个人愿望,养成其特殊态度,于是造成新兴人格类型也。

此外,都市大量人口移动亦造成新人格类型之原动力。异质文化接触之初,虽需经过竞争与冲突阶段,但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文化较低之民族自养成适应文化较高民族之文化之态度。如芝城之犹太区(ghetto)因处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过渡区域,且其中生活方式偏于株守,为犹太青年所不喜。于是其中青年多移至第二移民区,由后者移往高等住宅区,渐改变其生活方式而实行美化。色(Louis Wirth)于研究此区域而获结论,即人类遇有新适应问题时,则改变其旧有制度而产生新人格。

图片

 色(Louis Wirth1897-1952)。图片来源:Wikipedia

 

关于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现象于芝城中之分布芝派曾加以分析,发现由中心商业区向外扩张者为工业与铁道资产。赁屋区域(rooming-house sections)由中心向南西北三面伸张。贫窟(slum)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为外籍人民所生之子女居民50%以上为外籍人民所生之子女,且其中50%百分之五十以上为黑人。于此等区域外围住宅区。于芝城之西南尚有一工业区,其中居民属乎外来人口(foreign born)紧邻商业中心区之外有三条道路为河布汉米亚人(hobohemian)区域。其为最不稳定之居民。其流动率之高与交游机会之往往促成人格崩溃之现象。因其于社会中经济地位甚低,故彼等赖临时工作,盗窃,行乞,救济以维持其生活。又因其不能获得正常之婚姻生活,故彼等常作游或陷于同性爱。其中人民中梅毒与酒毒者甚多。且彼等缺乏固定人生目标,常作无目的之迁徙,致使其生活濒于不合正常不守惯例之境。

其他重要区域为距离市心较远位于运输要道上之赁屋区域。芝域中有数赁屋区域,而其最大三者乃由河布汉米亚区域之外分南,西,北三路。每路约长二里,宽半里至一里。其中居民日间工作于市心,夜宿于此房租低廉之赁屋区域内。且其迁徙率极大不出四阅月即完全更换其居所,居民各不相识,隔离程度颇深。致使行为标准缺乏,社会制裁薄弱。故花柳病,酗酒病,及自杀率均高。环绕工商业区为外国贫民区,由种族隔离社区组成,如意大利,犹太,俄罗斯,墨西哥等区域。于此等区域中其原有文化均相当保存,而尤以俄罗斯犹太人所居之ghetto中之与外界隔离程度最深,其中文化保守性最大。故此等第移民区中社会控制有效,社会解组殊鲜。但设一旦此等区域与外界之隔离解除,则其中解组现象必趋于非常严重。贫穷,犯罪,酗酒,家庭解组等形成此区域人民生活之特征。

此等区域之解组因子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先代移民不按美国语言文化,各愿与其本族人接触。如一旦其本身迁往他处或其邻人外移,其立感社会隔离之痛苦。第二,第二代及其下代之移民一方面受家庭成训之陶冶,同时又蒙美国文化之熏培。有时其自惭其原有文化之低劣而愿完全接受美国文化及参加其团体。但往往因种族偏见而横遭拒绝。故虽参加两种文化,其结果反一无所有也。

黑人区域之特征与外国贫民区相仿。最主要之黑人区域为由中心商业区南延数里。顺沿湖岸(Lake Front)发展一长列之零租旅社区域(apartment-hotel districts)。此区域地位优胜故能吸收付高租金之居民。其中社会解组率较低。外围住宅区内为零租居所(apartments),双层房屋(two-flat homes)及独居家庭(single homes)。中居中上等阶级之本地白人。于此等区域中而尤于独居家庭内房屋多为其居民所自有。此区居民非常稳定,其中几无社会解组现象。

芝派以家庭与犯罪为由社会解组与个人解组所酿成社会问题中最主要之研究对象,其次尚有教育,宗教,劳工,儿童,妇女,人口,战争等问题研究。除发表多种专刊著作外,且于近年来特设每五月份《美国社会学》杂志为《社会变迁》专号,于其中讨论上述各项问题变迁之历程也。 

图片

今日学术界中对于都市社区研究之有完整理论系统,精密技术方法,及实地工作成绩者,当首推芝加哥学派。此派之四方面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可应用之以研究都市中一切质与量,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现象。而芝派之学术研究趋势,乃由主观质之研究趋于客观量之分析。兼收并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区位学,而以连合运用区位与统计之理论方法为实地研究所根据之主要观点与工具。故芝派一方面学术背景极其渊博浓厚,一方面又能融会贯通此多方面之学说而另成一以区位学为主干之学说系统。

综观关于芝派评论之文献,以批评其区位学方面较多。关于区位学方面批评,约可分为三点言之:第一,人文区位学本渊源于动物及植物区位学,故往往应用生物研究之方法而忽视人类文化生活。第二,因根据美国与加拿大多数城市发展形态研究之结果,与步济时所发现芝城按五道圈地带发展形态不符,而否认都市发展为五道圈形态之假设。第三,空间距离与区位距离之意义本不相符,而芝派屡用测量空间距离之工具以测量区位距离,似将此二概念流于混淆。然此评论非尽然也。盖以人文区位学虽渊源于植物与动物区位学,但人文区位学以人口与制度于时空分布状态及其所经过种种集中,集合,分隔,侵入,更迭等历程为研究之对象。此人口与制度于时空分布所经种种历程显非单纯生物现象,乃由种种文化条件所形成。

步氏所发现都市发展之理想形态乃仅于不受天然或人为阻力条件下始能实现,举凡都市因天然或人为之阻力而使其不能按理想形态发展者,不能用为反证步氏假设之无效。至于区位距离与空间距离之意义虽不相符,然不能谓其绝对无相关性;况芝派乃以芝城为其实地研究区,芝城中各区域间相距非遥,又无高山峻岭之重大阻力。且交通工具划一,故其间空间距离与区位距离含有高度相关性,用以测量空间距离之尺度与里数亦可用以为测量区位距离之时间与运费之代表。前者之测量既较易于后者,是以芝派于芝城实地研究时每利用空间距离之测量以表现其区位距离之遥近,非混化此二概念也。

芝派之技术方法既以渐重区位法与统计法而愈趋客观化,其理论基础亦以根据实地研究而堪予证实芝派之浓厚学术背景虽为其理论建立之渊源,而芝城之实地研究,又足供其试验已成立理论之正误与助长新理论之发现。此以事实为根据之理论系统始有真实之价值,以理论为基础之事实说明始成为有系统之知识也。

社区之类型可简分为都市,农村及初民社区三种。芝派对于都市研究之理论与方法,自可应用之以研究其他现代化都市,然同时亦可应用之以研究农村与初民社区。盖以此三类社区之基本差别乃在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分工程度上之不同。因之,都市社区中以经济与种族条件较形重要,农村与初民社区中除经济条件外,而家族与宗教条件亦颇占势力,都市社区中之社会接触机会较广,社会变迁速度较大,农村与初民社区则反是。举凡社会心理,社会历程,集合行为,人文区位等现象于都市社区中虽较明显彰著,然于农村及初民社区中不过具体而微耳。自然区域社会制度虽不同于不同类型社区中形成之条件不同,然终不失为构成社区内之区位组织与社会组织之单位,故研究农村与初民社区亦可以此二概念为入手研究之单位。

今日纯粹独立之农村或初民社区为数极鲜,一般社区均与都市发生功能关系,与之同构成都会社区(metropolitan community)之一部分。故社区类型间之界限既微,其研究方法之差异亦减,此盖必然之趋势也。然则研究都市,农村,与初民社区可完全应用相同方法乎?是有未必尽然。盖以研究者本身多属城市分子,对于都市社区现象易于明了,而难于脱离主观偏见,且都市社区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制度分化较甚,故宜多采用数量分析法以一方面减低主观程度,一方面整理其复杂对象。反之,研究者对于农村与初民社区现象隔膜较深,较易取抱客观态度,且此等社区面积较小,人口较少,制度分化较简,故宜多采用居住体验法,及谱系法之质之分析法以透彻明了异民族异社区之状况。

近代都市虽各因物质与社会背景不同,而有形式上之差异,然其发展方式,率多一致,而有原则上之类似。芝城既可代表现代资本主义化之都市,故对于芝城实地研究所获关于自然区域,制度,社会解组,及个人解组之结论。当可引用之以解释其他都市中同类事实,或最低限度亦足供其他都市研究之参改。

芝派都市社会学本建筑于精神理论基础、精微技术方法,与精密实地研究之上,然芝派迄今对其整个理论,方法与研究成绩尚缺乏综合之整理与系统之介绍,此点由其著作性质中可充分表明。如芝派所出版文献中,除派克与步济时合著之《社会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鸟格朋及宁姆可夫(Meyer F. Nimkoff)所著之《社会学》,派克、步济时、麦甘齐合著之《都市》,步济时所编之《都市社区》,巴麦(V.M Palmer)所著《社会学之实地研究》(Field Studies in Sociology)斯密(T.V. Smith)与怀特(L.D. White)合编之《芝加哥》(Chicago: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等著作尚称较有综合性之研究外,其余均属专利性质。且各种专利研究之结果,亦未尝加以综合之整理。此项综合整理工作所切需也。

 

图片

步济时在调查中。图片来源:中国公益新闻网

 

要而言之,芝派之理论与方法本身含有客观与真实性,并能普遍应用之于一般社区研究中,且芝派对于芝城实地研究之结论可用以解释一般都市社区。故芝派非特于都市社会学中占有先驱之地位,且对于整个社会学亦有特殊之贡献也。

 

文字编辑:赵新灏、白雨琪、刘展华、徐毅萌

推送编辑:李金瑶、李雨萱苟钟月

审核:凌鹏

文字整理自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燕大原版论文《芝加哥学派之都市研究》,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异体字以现代汉语书写习惯加以调整。为排版需要重新划分了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