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迁往西南的各高校与研究机构都依次回迁，社会学学者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热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新中国的成长贡献力量。其中，西南联大于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迁回远校址。费孝通先生于1945年转入西南联大执教，同时继续主持云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于1947年加入清华大学任教。袁方先生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继续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胡庆钧、李有义等也于1947年加入清华大学。而位于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部于1946年迁回北京本部。赵承信主持了燕大学法学院的复建工作。雷洁琼先生于1946年，严景耀先生于1947年回到燕大任教。陈永龄于1948年任燕大社会学讲师。李安宅则继续在华西协和大学主持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工作。1949年，新中国建立，各大高校和研究所的社会学研究者都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在1952-1977年这段时间内，院系大调整使得中国社会学作为学科一度消失，社会学学者们也被迫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包括北大学者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家在相当艰难的境况下，依然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社会经济调查的继续发展。

（一）院系大调整

1、社会学的取消和社会学学者的去向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最终都被取消。社会学系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类：民族问题、劳动问题、民政问题。民族问题被纳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政问题的一部分——政法问题被纳入政法学院；劳动问题被纳入中央财经学院内一个两年制的劳动专修科。1954年，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改为一年制的劳动经济专修科。1955年8月又被“收缩”，变成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一个一年制干部轮训的劳动经济班。

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之后，各有关院校大致按个人专长对原社会学者重新分配工作，其中，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去了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严景耀和雷洁琼到北京政法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成立，陈达、袁方则转去该校工作。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被取消后，言心哲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翻译工作；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担任总务工作。田汝康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关瑞梧在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后兼教育系副系主任。陈序经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

2、恢复社会学研究的尝试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社会学者们逐渐在各种场合表示不同意取消社会学，提出重新恢复社会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景汉任室主任，吴景超也参与工作。在制定调查研究室的工作计划时，吴景超以甘博早年进行的北京调查及英、美各种经典调查为例，建议对北京市做全面调查。此后，以纪念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逝世100周年为契机，在1957年的上半年，社会学者们进行更广泛、公开、有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一系列试图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活动：1月16日，陈达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案设立社会调查研究机构；1月18日，中宣部科学处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座谈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学的各流派及社会学在资本主义国家近来发展的情况；2月15日，在陈达家中召开人口问题研究座谈会；3月7日，陈达、陶孟和、吴景超等联名向全国政协委员会提出，成立以研究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并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3月10日，袁方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上级领导对劳动科学不重视；3月12日，费孝通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肯定旧社会学的作用，主张“修桥补路”，连接新旧社会学；4月10日，《新建设》杂志社召开座谈会，邀请二十多位社会学者，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4月23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决定筹建“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次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刊载报导，称科学院已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全国各地的社会学者纷纷写信给陈达、费孝通等，或表示祝贺，或要求参加工作，或询问在地方上应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6月9日，在陈达家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举陈达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原社会学界同人，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并讨论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计划；6月中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陈达提出人口问题研究计划。

3、社会学学科的取消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变换政治风向的信号。紧接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引发了一场对社会学的总清算，从理论到应用，从历史到现状。社会学的问题，不再只是学术问题，而被定性为政治问题。从此，社会学在中国，成了无人敢问津的领域，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者所在的高校、研究机构，也召开了一场又一场批判他们座谈会:言心哲、赵承信、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学者的诸多学术研究都被指责为有“政治问题”，并且遭到所在单位的批判。

（二）社会学研究的继续

如前所述，在52到77年间中国社会学遭受了浩劫，但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依然在有限的条件下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并开展了一系列极具学术价值的调查与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农村研究。

1、民族学研究

1947年，费先生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将抗战时期的讲义经整理出版，包括《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乡土重建》（1948）以及与吴晗、胡庆钧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1948）。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费孝通转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负责组织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研究工作重点转向民族研究。1950年6月，费孝通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为期六个半月的调研工作，并发表《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等调查报告。随后，费先生又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发表《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1952）。除此之外，费孝通先生深度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不仅借鉴了斯大林民族理论，而且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拓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调查与识别工作为费先生的民族研究奠定基石，也成为他改革开放后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的源动力。

1949年建国后，林耀华率领或跟随考察团进入内蒙、西藏、黑龙江、云南等地，参与东北（达斡尔族）、和西南（藏、彝、苗、傣、壮、哈尼等族）地区的民族识别、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47年12月，李有义离开西藏，来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李先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任教。1955年，中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社会历史调查。筹备一年后，十六个社会历史调查组陆续出发，前往各自负责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李有义先生负责西藏调查组，于1956年6月出发前往西藏，经历了一年的调查考证后返回北京。李有义先生写作了《西藏土地制度二题》等论文。此行不仅扩展了李先生对西藏社会的认识与研究，并且为推进新中国在藏区的民主改革做出了贡献。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正式成立，李有义先生转到该所工作，随后又被派到四川调查组。从1958年秋开始，李先生先后随调查组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直至1961年冬。

1947年11月，胡庆钧离开昆明加入清华大学人类学系。1951年3月，胡庆钧加入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跟随解放军进入凉山腹地的昭觉县，开始对凉山腹地进行考察。此行开启了他对于凉山社会的学术探索。及至1985年，胡庆钧在研究生涯中共进行了八次凉山社会调查，他的研究不断丰富学界对于该地区的了解与讨论。在1951年的首次考察中，胡庆钧不仅全面收集了关于凉山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土地关系、氏族机关、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资料；更集中对凉山奴隶制度的五个层次的等级结构进行深入了解，并揭示了 “曲诺”（生产阶层）、“安家”（多数婚配、与主人分居的“家外奴隶”）、“呷西”（锅庄娃子，多数不婚配的“家内奴隶”）悲惨的生活状况。1951年6月，胡庆钧写作 4万字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的调查报告，认定新中国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社会仍然保持着奴隶制度，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在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支持帮助下，胡庆钧于1952年下半年二上凉山进行调查，回京后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秋，胡庆钧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也结合两次赴凉山的调查实践，写作发表《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和《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等文。1956年9月与1957年4月，胡庆钧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成的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副组长身份对凉山地区前后历时10个月的调查。回京后主持并参与写出了一系列的调研报告。1957年底，被错划“右派”的胡庆钧先生被下放劳动至河北赞皇县，其对于凉山彝族社会的研究由此中断。

1949年8月，谷苞应兵团领导之邀辞去兰州大学副教授的教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兵团政治部，随军前往新疆。同年10月下旬，第二兵团到达新疆乌鲁木齐，随后谷先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研究室任研究员。在任期间，谷先生先后前往北疆伊犁地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蒙古族和哈萨克牧区、伊宁市的维吾尔族牧场和农村，以及南疆地区九个县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社会、民族调查。这些实地调查形成了《巩哈县蒙族牧区调查》（1950）、《南疆农村社会》（1953）等系列调查成果，为后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谷先生本人也参与了新疆土改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3年，谷苞转业到新疆省机关工作。1956年，先生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筹建工作并担任筹委会副主任，随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常委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57年，谷先生随调查组到夏合勒克乡进行调查，后合作完成了《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农奴制度的调查报告》。同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全国全面展开，谷先生为新疆的各个分组拟定了统一调查提纲，并主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的编纂工作。1960年，原历史研究室升格为民族研究所，谷先生兼任首任所长，组织民族研究所成员撰写通俗历史读物《新疆历史丛话》，并开始协调主编《新疆简史》。

1950年，燕大社会学系改组，成立民族学系，陈永龄于1951年起任民族学系副教授。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陈永龄随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师生调动至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称中央民族大学）。1956年参与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下设民族学专业，并于1957年起在该系任民族志研究室主任。陈永龄坚信，民族学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因为它是对一个民族整体的、全面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从纵的方面看，要涉及其起源、形成、发展、迁徙、融合的过程；从横的方面看，要涉及其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因此，他的教学和研究也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一边推进民族史的研究，一边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实地调查，足迹遍及内蒙、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等少数民族区域。陈永龄结合民族史和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学术取向，颇能代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特点。

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先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陈永龄参与其中，并先后担任四川组学术秘书和青海组组长，对彝族、土族、撒拉族、回族、藏族和蒙族等不同民族的族源、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宗教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青海土族政治的演变》(合编，1955)、《青海塔尔寺情况》(合作调查报告，1955)、《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合作调查报告，1957)等民族调查报告，并发表《试论社会改革前我国少数民族封建游牧部落的几个特点》（1963）、《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1979）、《十九世纪以来新疆动乱的启示》（1981）等民族史论文。

田汝康在博士毕业后，转向了历史研究。他于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对沙捞越华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A Report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arawak》，于1950年9月呈交沙捞越政府。该报告书经修改后于1953年以专著的形式由伦敦大学人类学系出版，书名是《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沙捞越研究资料中心将该书再版。此书是最早一本系统研究沙捞越华人社会的专著。

1950年，田汝康先生放弃国外多所名校的邀请，由其导师福斯出面向英国下议院要求得到特许辗转返回祖国，出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田先生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在此期间，田先生的研究对象也转为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的历史，分别写成专著《中国帆船贸易的兴起与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及文章《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1956年）、《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1957）、《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1964）、《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1981）等。这些文章后来都被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2、社会经济调查的继续

抗战胜利后，袁方随清华大学复员北平继续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途经上海，陈达教授利用这个时间与上海市社会局、国际劳工局上海分局、上海市统计局等八个单位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上海工厂、工会、劳工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袁方协助陈达教授设计问卷并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访问工人。经过一个月余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一部分由上海统计局整理一部分由袁方带回清华。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期间，袁方开设了“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两门课，并协助陈达教授整理从上海带回的调查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上海工人生活史个案研究”、“上海市的工会”等调查报告。还协助吴景超教授主编《社会研究》副刊，在天津《益世报》刊登，每周一次。此外，袁方陆续在当时各种报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主要有：“论手艺人改行”、“论人力的生产制度”、“论新兴职业”、“论商贾”、“论天高皇帝远”、“论人心浮动”、“论社会崩溃”等等。

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袁方进入中央财经学院劳动专修科。1953年该科被调整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专修科的学制为两年，开设《劳动概论》、《劳动行政》《工人运动史》等。

1957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档案中发现了30年代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遂有人建议与国家统计局联手，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第二次无锡-保定调查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魁阁”的成员张之毅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先生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并于1958年参加了上述调查，并参与撰写了由孙冶方、薛暮桥指导，刘怀溥执笔的《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张之毅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还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和《冀西山区考察报告》，但均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