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1905-2011)，祖籍广东台山，六岁在家馆读书，八岁进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受新式教育。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不满14岁的雷洁琼被同学们推举为广州女师学联的宣传部长。“五四”过后，雷洁琼赴美求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学毕业后，雷洁琼先入加州大学化学工业科就读，受上海 “五卅”惨案的影响，雷洁琼转入斯坦福大学，主攻“远东问题”课程。1927年，雷洁琼转入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几经辗转后确定的社会学专业完全契合雷洁琼的志向，符合她通过科学和教育去救国、兴国和利民的理想。1930年雷洁琼被南加州社会学学会接纳为荣誉会员，1931年，雷洁琼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第二代华人移民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并荣获中国留学生最优秀学习成绩银瓶奖(Sigma Pialphe  Scholarship Award)。

雷洁琼硕士毕业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她当年之所以选择社会学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就是因为她觉得社会学有经世济用的功效。自任教燕京大学开始，她就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将这些课程和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指导学生通过课程所给予的实践机会，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自1931年至1937年，雷先生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在教学之外，雷先生还参与了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清河试验区的建设，每年带领学生去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香山慈幼院等地实习。

在燕大任教的七年是雷洁琼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她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并形成自身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时期。雷洁琼关于中国儿童、妇女和家庭问题的早期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如《儿童福利问题》 (1935)、《女大学生的社会地位》 (1935)、《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 (1937)等。

1937年北平陷落后，雷洁琼前往江西南昌，在江西妇女改进会、妇女指导处工作，宣传、组织江西广大妇女投身抗日救亡。在江西的四年间，雷洁琼主持了妇女干部培训班，筹划了《江西妇女》杂志，发表十多篇文章，将刊物办成江西妇女的一片革命园地。1941年，雷洁琼根据江西工作的经验，发表《三十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系统总结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始末。

1941年5月，雷洁琼因战况恶化被迫离开江西，抵沪任教于东吴大学。抗战胜利后，雷洁琼参与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呼吁实现民主政治，反对内战。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之一赴南京请愿。而因请愿发生的“下关惨案”则坚定了她对政治立场的选择。同年，雷洁琼回到燕大任教，开设“社会解组”、“社会行政”、“妇女儿童与社会”等课程。

1949年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前，雷先生与其他四名教授受邀到河北省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聆听了中共关于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深受鼓舞。雷洁琼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的多项工作，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组织法》、《婚姻法》的起草工作，担任全国妇联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雷洁琼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

1972年，雷洁琼来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授，她中断多年的学术生涯得以恢复。1979年3月15日至18日，雷先生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办处组织的社会学座谈会，并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之后，她致力于推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经教育部批准，北大于198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建立了社会学专业。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之后，1982年4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之后，她不仅自己一直关注对中国重大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在系里倡导关注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风气，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联系实际、关注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研究的学风的培养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79年12月起，雷先生开始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1986年，雷先生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至1997年，雷先生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她于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于1993年连任。1997年12月，雷先生在民进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卸任主席职务，同时被推举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

雷洁琼深受燕京大学社会服务理念的影响，是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奠基人。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雷先生就提出要同时注意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呼吁培养社会工作者。雷先生认为，社会学可以分为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部分，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的研究与社会工作，而社会工作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业，狭义的社会工作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因此，雷先生坚持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不能截然分开。关于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雷先生认为，首先应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解决社会发展中制度性失调问题之处着眼。1983年，她提出了“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的著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有创建、组织和管理福利事业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说，雷先生一生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思想和实践，并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和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洁琼一生坚守燕大“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作为一个在“五四”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她一直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问题。在1980年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的讲话中她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我们研究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我们必须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所以社会学还必须研究理论”。1988年，她在已故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抄袭外国的学说。雷先生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这一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就是她“社会学中国化”观点的实践体现。她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家庭的影响首先是从恢复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并进而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全面变迁。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雷先生将社会制度变迁作为自变量、将家庭生产功能作为中介变量、最终体现为家庭制度变迁的见解具有创新意义，是她创建“中国的”或者“本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雷洁琼于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在北京病逝，享年106岁。

雷洁琼一生亲历了新中国建立的若干关键时刻，亲手推动社会学在北大重建，全力促进了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立和发展。她的学术和参政经历也是北大社会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的见证。雷洁琼堪称以社会学服务中国社会的典范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