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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堃

杨庆堃先生(C.K.YANG. 1911—1999),原籍广东省南海,出生于一个鱼市富商家庭。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的儒家私塾教育。17岁时(1928年),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

1930年,费孝通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自此开始了与杨先生的终生友谊。在此后的三年中,杨先生都与费先生同住一个宿舍。据费孝通先生回忆,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即要在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上为人类作出贡献。1932年秋,燕大社会学系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帕克(Robert Park教授到燕京大学授课,开设了“集合行为”和“社会研究方法”两门课程。其中,帕克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所讲授的社区研究方法,对于杨先生与费先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932年,杨庆堃先生获得燕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

1933年开始,杨先生利用帕克所教授的社区研究方法,开始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所在地邹平进行社会调查,重点关注当地的市集系统,并于次年写成了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同时,他还与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一同翻译出版了《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4年)在翻译的过程中,正是杨先生与费先生一同确定了“社区”这一概念的译名。

硕士毕业后,杨先生赴美国留学,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39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杰克逊贸易区内作为社区代理的市场机构》 Marketing Institutions In Jackson Trading Area As Agencies of Community

博士毕业,杨庆堃先生在纽约Chinese Journal杂志社做编辑,开展对华人社区的犯罪与社会新闻的调查。1944年,他基于此前在山东邹平所做的调查,出版了《一个华北地区的市场经济:对邹平县定期市场的概要研究》(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ing Hsien, Shantung.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一书。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公认是对区域市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

19441948年间,杨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任助教。随后于1948年回国,出任广东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广东岭南大学期间,杨先生开展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改进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内容。他指出基于西方事实的书本知识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有着重大差距,需要对社会学课程进行改良。他所确定的社会学系课程体系包括会学原理、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家庭、初民社会、社会合作、都市社会学、人口问题、社会行政学、近代社会理论与立法、社会调查、社会个案工作、社会行政实习、儿童福利实习、儿童培养学、儿童行为指导”等

另一方面,杨先生积极地发展社会实地研究和训练设立了乡村实地研究中心(城市实地研究中心由于经费所缺暂缓设立)。在经过调查挑选之后,选取了岭南大学附近的鹭江村为研究站,率领学生开展了大量的社区调查与研究,为此还特意设立了高年级 “社区专题研究”在鹭江村的调查为杨先生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而带来的中美关系紧张,杨先生举家经香港辗转抵达美国。抵美后,杨先生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助理,随后于1953年转至匹兹堡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并于1958年升为教授匹兹堡大学原是工科大学,杨先生在匹兹堡大学人文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卓越贡献。同时他长期致力于匹兹堡大学与香港和大陆学界的交流,因此于1981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功勋教授”称号,并于同年荣誉退休。

在杨庆堃先生于美国的教学与研究期间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数本著作。1953年,杨先生出版了对于新中国社会的著名研究,《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5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姐妹篇,《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共产主义转型初期的中国村庄)(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Technology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这两本著名研究中,大量基于此前在岭南大学任教时候所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庭与乡村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两书合并为《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家庭与村庄)(Cambridge, MA: M.I.T. Press.1959)一书出版。

1961年,杨庆堃先生出版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部研究著作《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中文版由范丽珠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在该书之中,他针对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指出由于韦伯是以一种西方式组织化的宗教观(例如教会组织来看待中国宗教,所以无法探查到中国宗教的真正特征。他指出中国社会中宗教是作为散性宗教的一种形式被整合到世俗社会制度里分散性宗教虽然不是独立性宗教,却也有结构性基础,其功能的实现是依托于诸如帝王体制和亲属系统这样的社会政治机构。中国正式组织性宗教不够强大,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功能价值或宗教结构体系的缺乏。杨先生的这一研究已经被公认为是对于中国宗教进行理论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1964年,他还为再版的马克思·韦伯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New York: Macmillan.1964)一书写了一篇长篇导论(中文版见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的附录,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成为理解韦伯中国研究的必读文献。

在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杨庆堃先生便一直致力于美国社会学与中国及其东亚地区社会学的交流60年代之后,他利用教学的休假时间,对香港和地区进行大量的学术访问,以推进东亚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重视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之间的交流,不仅接受和帮助多名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到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亲自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与主持科研,组织匹兹堡社会学教师到香港讲学,并于1968-1970年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79年,中国社会学终于迎来了重建的机遇。当年,费孝通先生到美国领奖,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杨先生,便谈起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杨先生为费先生出主意,做了一个计划。第一步要培养一批能教社会学的人,将社会学重新办起来。而培养人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借助杨先生在香港和美国打下的基础,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杨先生要用他在社会学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的社会学继续下去,把社会学在中国的生命继续下去。

先生回国之后,便开始筹办1980年和1981年的第一、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在这一过程中,杨庆堃先生借助他在美国岭南大学基金董事会中的影响力(他是董事之一)获得了基金会的资助,顺利地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教师来北京授课,其中匹兹堡大学有杨庆堃先生自己和Hlozner教授,而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李沛良和刘创楚两位教授。费孝通先生高度评价到,正是杨庆堃先生在美国和香港所打下的基础,成为促成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重要力量。

在推动中国社会学科的重建之外,杨庆堃先生还积极地参与了中山大学(原岭南大学并入其中)重建社会学系的工作。1982年,在杨先生的支持之下,中山大学也办了培养社会学师资的讲习班。并且在岭南基金的资助下,派送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与教师出国留学与交流。此后,杨先生作为客座教授,一直坚持对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指导。

1993年,杨庆堃先生与夫人带领全家人,游历了北京、广州等地,表达了他对父母之邦的无限眷恋。此行也成为了他对中国的最后告别。19991,杨先生因病逝世,去世的时候要求亲属不要发布告,也不要抢救。费孝通先生对这位老友的想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文章中说到“我明白他的想法,是社会学家深刻的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学社会学的人一定很明白,我们的生命同我们社会的生命是有一个区别的。我们一个人,人生在世最多活一百多年吧。在这一百多年里边所做的事情,它留在社会里边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传递下去,而且发扬光大。他叫我们注意,不要看他生物人的存在,不要看他生命的长短,我们要看他在这一生里边起的甚么作用,对社会作的甚么贡献。中国有一句老话讲立言、立功、立德,而他的一生对社会学的事业确是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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